不过，如果我们不想欺骗自己，就不能否认，江泽民绝不是一个受到人民乃至他的政治支持者真心爱戴和尊重的领导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者。这样，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江泽民作为一个平庸的领导人，何以幸运至此呢？江泽民的幸运在于，当他接掌权力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改革已经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成功：农民从集体农业的禁锢中被解放出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满足于刚刚获得的经济自由，不仅不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对城市居民的特权也依然是无可奈何。大陆农民对市场经济的接受，以及他们较低的权利意识给中共当局的政策提供了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但是，江泽民是如何选择的呢？在上台的头三年，他出自本能的倾向，不但不支持发展市场经济，反而支持中共元老中的左倾势力，企图在农村恢复集体化。众所周知，江泽民对市场经济不热心，曾经令邓小平极其失望。1992年邓小平南巡，江泽民几乎被废黜，只是由于薄一波等众元老的力保，才得以大难不死。江泽民被迫接过市场经济的口号，但是他理解的市场经济，与公平竞争相距十万八千里。他默认、姑息以至纵容各种权势人物利用权力大发横财。中国大陆社会在很短的几年就成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为了政治稳定，江泽民一方面镇压主张改革政治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投入大量的资源，支持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尽管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大陆国有企业一直占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信贷资源。但是，对民营经济，江泽民一度企图赶尽杀绝。1989年以后，江泽民曾经恶狠狠地高喊，要让私营企业主"倾家荡产"。但是，在社会主义体系全面崩溃的大势之下，江泽民不得不放弃打击民营企业的政策。不过，江泽民从来没有放弃对私营企业的歧视。
尽管遭受重重的歧视，中国大陆的民营经济在九亿农村居民的支持下迅速成长。以中国农村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加工业，成为带动大陆经济成长的主导力量。每一个苦、脏和累的工作，都有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在竞争。他们的微薄的血汗工资、他们遭受的非人待遇，支撑了大陆的建筑、服务、采矿和制造业的惊人发展。但是，从来也没有听见江泽民替这些"农民工"获得公平待遇有任何的政治支持。江泽民的屁股完全坐在城市特权的一边。他关心的是城市居民的"菜篮子"和"米袋子"，是下岗国有企业职工的再就业。
对于支持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尤其是缓解农村人口压力最重要的城市化，江泽民历来态度消极。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听见江泽民就大陆城市化这样重要的问题有过一点建设性的意见。他把进城农民当作对城市既得利益的威胁。在大陆国庆50周年时，为了自己作皇帝的风光，江泽民毫不在意把几十万打工的农民赶出了京城。
在江泽民的统治下，大陆的城乡差别，贫富差别和地区之间的差别都急剧地扩大。中国大陆正在加入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的行列。对江泽民个人来说，他的幸运在于，中国的广大农民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平等权利而斗争。江泽民可凭借垄断的政治权力，在市场化的大潮流中分化中国大陆的各个阶层，让他们为了一己之利而放弃公平的原则。但是，江泽民的幸运恰恰是中国的不幸，因为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路径，并不是任何超人的力量所事先决定的，而如果有一个更具公平倾向的领导人，而不是江泽民在领导中国，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应该比现在好许多。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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