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有那么一群有身份有学问的人，从三十年代开始(或者更早)就每隔几年一次，一直上当至今。更让人犯糊涂的是，这些人在每次上当之后，都能找出漂亮的理由来为前一次的上当解释，同时也就为下一次的上当做好了准备。
1935年前后，大批的文化人相应号召，从大城市涌到延安，满以为可以一展自己的学问，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这些识洋文会写文章的文化人远道而来，给只会玩镰刀锤头的领导们增色不少，所以少不了互相吹捧一番。一般来说，文化人一受到领导的赏识，就会有点情不自禁地忘乎所以，以为自己从此就成为人物了。
可没过多久就发现，在延安的领导实际作出来的事跟当时的《新华日报》上说的大不一样。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话基本上都是说给国统区听的。到了宝塔山下，民主就成了集中，自由就成了统一。这时候已经有人察觉到上当，但仍然有不继续上当的选择，比如一走了之，大不了再回到城市而已。可实际情况就复杂得多，这就好象是一个不满意包办婚姻的小媳妇，经不住野汉子三番五次的勾引，月夜私奔到了梦中情人那里，结果没几天就发现，以前的甜言蜜语完全不可靠，但却为时已晚。
感觉上当之后，肚里就有怨气，这时正好赶上了党鼓励大家说心里话，所以就有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结果不出几天这朵野百合花就被掐死在山西的黄土地里了。
到了1949年，又有大批的文化人响应党的号召，从世界各地忙不迭地赶回中国。这时候的文化人又想用自己的学问为共产主义事业添砖加瓦，而在延安整风时上当的事已经忘的干干净净，或者给自己找了个漂亮的理由，如建设新中国等等。这时候文化人的心情可以用欢欣鼓舞、兴高采烈等成语来表达，总之就是感觉非常之好。可是好景不长，从1952年批电影《武训传》，1954年批《红楼梦》研究，到1955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么好几年批下来，文化人才明白过来自己又上了一当。可见在领导面前欢欣鼓舞和忘乎所以是同样要不得的。所以上当之后的文化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夹起尾巴小心翼翼地做人。
1957年，党的“八大”精神需要贯彻，所以文化人就不能老是摆出一幅哭丧脸，因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这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按说在上了几次大当之后，这时候的文化人应该可以识破这个本不是什么秘密的“阳谋”，但文化人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听到党的话就记忆力消失，本来可以“有权保持沉默”，结果却是“你说出来的话将作为对你不利的证据”。五十多万文化人成了“右派”，迷迷糊糊被押到了劳改农场，才方知上当。
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那些还没进劳改农场的文化人，在对党感恩戴德之时，就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就产生了各种各样“有科学根据的”数字。但这一次可不是领导要让文化人上当，而是文化人和领导联手给中国的老百姓上了个大当。可见用知识的头脑武装起来的领导(过去叫又红又专，现在叫技术干部)就有无限的创造力。
1966年开始的“文化革命”用领导的话说叫“史无前例”，以后有没有还不好说。但以前的历朝历代，无论是焚书坑儒的还是杀人如麻的，都没人敢在文化上玩这么大的革命。亲身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刚开始时领导上提倡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到了后来就开始抓“516”分子和“三种人”，人们才知道又上了领导一当。
知青上山下乡不可谓不轰轰烈烈，要不怎么会用斗大的字写了决心书、戴着大红花、举了大红旗走呢。那时比赛的是谁能在农村扎根，所以就有娶了贫下中农、嫁了贫下中农、生了贫下中农的。后来当大家开始大呼上当，拔根回城的时候，那些拔不了根的，恐怕就只能怪自己太听党的话了。所以，领导的话可以听但不能信，即就是信也不能照着做，谁要是照着做了，以后倒霉的就只能是自己了。
1978年科学大会以后，由于“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沿”，领导上可能是迫不得己就又想要抬举一下文化人了。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但中国的文化人从延安整风到现在可是一点记性没长。只要领导上一给个好脸，就立刻开始飘飘然。科学大会以后领导上宣布说现在是科学的春天了，大家又都象当年在延安一样欢欣鼓舞，全把王实味是怎么死的忘了个一干二净。果然时隔不久，领导上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
1985年前后可能是文化人感觉最好的一段时间，这时候的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而八经的进入了领导阶级。文化人争先恐后地对党表达感激之情，在国庆游行队伍中打出的“小平您好”应该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可惜没过几年，坦克和机枪就沿着“小平您好”的原路开了过来。但就是到了这种生死关头，人们还以为领导不会真的开枪，甚至已经有人中了子弹，还以为是橡皮子弹。不知当时有没有人以为是橡皮坦克的，反正看起来不大象，因为橡皮坦克怎么会把水泥路面压出两道沟来？
以上所列的中国文化人和老百姓上当大事记，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人可以接受的上当次数。其中的很多原因都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这样才能让老百姓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最好是能少上几次当。
(观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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