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2年6月4日笔者收到的一封信的内容：记者：您好。以前一直对记者这个行业颇为向往……我曾想如果我是记者，事情就不会这么难了。2000年11月13日，我怀孕已十个月，离预产期仅十余天，因为发现异常，打电话叫急救车。但急救车出车慢，也不对救护者做任何护理和检查，又走远而错误的路线，导致花了近两个小时才将我送到医院。我肚里的孩子因窒息时间过长而死亡。我曾向北京报刊媒体反映此事，可是他们却麻木不仁，不予理睬，实在令人气愤。这件事虽说在记者的眼里不是什么大事，但它的新闻价值却不小。急救车原本是为了急救人命，但事实上却是在夺人生命，这是怎样一件可怕的事啊。不知情的人们还把生的希望寄托在急救车上，没料到这慢悠悠开来的却是死亡之车。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记者对此事不动于衷？是不是因为没有打点？如果我是记者，结果肯定大不一样。所以还是当个“无冕之王”好啊。生活在中国，觉得无权无势，真的是很无奈、很弱小。署名是“一位朋友”。
镜头二：
2000年7月16日6时30分左右，四川威远县就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冷漠运政”案。据羊城晚报报道，当日，该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客运管理办公室稽查员李俊、罗定国等4人将一辆长安牌面包车拦截盘查，在获知车上搭乘有产妇急需医院抢救的情况下，仍不放行，整个过程延误时间约20分钟，致使产妇及腹中胎儿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当日7时40分死亡；
镜头三：
青年学者余杰在2000年12期《中国律师》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冷漠是一种罪恶。他这样写道：这个悲惨的故事，是我辗转从当记者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北京某国有企业一对失业了的夫妇（用委婉的说法，叫做“下岗”），妻子怀孕快要生产了，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不敢到收费昂贵的大医院去。于是，丈夫借来一辆板车，拉着妻子去附近的一所兽医院找熟人接生。没有想到妻子偏偏又是难产，兽医不敢处理，劝他们立刻到大医院，否则大人孩子都有生命危险。丈夫咬着牙蹬着平板车一路疾驰，妻子在车上痛苦地呻吟着。当平板车来到一个繁华路中时，警察拦住了他们。原来，这条街道是国宾道，不允许人力车经过。警察执行公务一点也不含糊，虽然那时并没有尊贵的国宾的车队通行，但他依然坚持不放行。孕妇的呻吟和鲜血，警察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丈夫哀哭着向他下跪，这名警察仍然“刚直不阿”。没有办法，丈夫只好蹬着车绕道前往医院。中途耽误了半小时，到达医院时，大人和孩子都已经失去了抢救的时机，双双死亡。晚上，悲痛万分的丈夫一个人在破旧的家里上吊自尽了。
看了上述三个镜头，我该说什么好呢？尤其是今天我收到的一封来信。本来这样的事情多是在报纸上看到，也多发生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是其中有两个镜头“实录”在北京，而且有一个是当事人亲自写给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就不能不感到吃惊了。这或许只是其中级个别的例子，有没有更多的悲剧被遮着掩着，没有大白于天下？而且真相永远没有公诸与众，更别替让“无力者有力，有力者前行”了。
在这里，我并不想为新闻圈做什么辩护，新闻界不是一片净土，同样有官场的腐败，这是公开的秘密。我知道，真正有力量的人要么不再做记者了，要么已经被同化了。记者圈里的金钱交易也是令人惊讶的，只是没有人愿意揭露而已（很多时候人人都有份，自己难辞其咎），几乎没有一次新闻发布会没有红包。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红包往往更厚，我知道有800元一次的，有的记者发一篇稿子可以得到上万元红包。当然，最少也有100元的，有时候记者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稿子不写，也不用发稿，就可以拿出场费，这难道公平吗？日长天久，似乎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见怪不怪了。当然，我也与很多记者朋友交流过这个事情，一般来说记者的惯例是主动送的红包就“默许”，但记者不能死气白赖地上去讨红包，丢人现眼的。记者大多丢不起这个人－－但不乏无德之人。骂记者拿红包，养成难改恶习，到最后说到责任问题不能不说对方也应当负一半，是谁把记者都惯成好吃懒做的人？记者原本就是这样的吗？我初当记者的时候激情满怀，我还有一批在《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等大媒体实习的刚出大学校门的新朋友，大家都是无怨无悔地投身新闻圈，可是后来呢？大约不到3年染缸生活，我们当初的激情渐渐被时光消耗一空，甚至有的原本很优秀很勇敢有一定的潜质的记者不再以当优秀记者为荣，而是落荒而逃追逐声色犬马了。这难道仅仅是记者的不对，社会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染缸？
其实，我只不过是发了一通牢骚而已。我知道，这种反应应该是正常的，事实不容我们回避。做记者也是很艰难的，一方面为了应付报社的领导，另一方面还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业，有时候自己辛苦写了几天的稿子被领导一句话给枪毙掉，有时候自己违心地写领导安排的没有新闻价值但有经济效益的稿子，甚至刊登一些与新闻事实不符不够公平公正的文章，这样下去更是断送了记者们投身新闻传媒的坚定信心，做记者有时候自认窝囊自甘背弃新闻规律。
不过，我在这里对镜头一我的朋友亲身经历的事情额外人记者的冷漠感到难受。冷漠是一种罪恶，余杰说得一针见血，余杰的文章也是满腔愤怒。当年生活在国民党时代的鲁迅不是也是对社会上的弱者鸣不平吗，为什么现在众多的有身份的学者们怎么少了沸腾的热血和满腔的愤怒呢？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大环境里，冷漠的悲剧经常发生，谁又斗胆鸣不平呢？有时候记者愿意写这样的文章，可是最后是记者的领导在阻止记者发稿，这岂不是更彻底的悲哀？
我的一位朋友，《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卢跃刚在他的一本书《大国寡民》中说过一句话：“贫穷和愚昧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冷漠和麻木。”确实如此，在我们很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沉默的大多数”、“懦弱的大多数”，而社会正义、社会良心都被集体无意识地抛到九霄云外了，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当然，我作为记者，有时候感到一种责任感，就是即使事实上我们付出的努力并没有使事情成功，甚至没有公开发表，但记者们不应该放弃努力。媒体人士应该有自己的智慧，有自己的立场，假使自己的报纸发不出稿子，可以努力找朋友的媒体把真相公布出去。首先自己放弃努力，对自己的职业来说是不负责任的。我在从事记者期间，也遇到很多令人愤怒和热血沸腾的新闻线索，比如村干部欺压村民，涉嫌贪污集体财产，打击上访者，我曾经多次试图通过体制内的合法途径帮他们的忙，虽然大多数以失败或无效劳动而告终，但我还是找到了一点安慰，任何一点点的努力，也是一种努力。任何一点点的进步，也是一种进步。
不过，对于我的那位悲伤的产妇朋友来说，我现在说什么也都晚了，在当时恐怕她也没有料到那样的一个结局－－“急救车原本是为了急救人命，但事实上却是在夺人生命，这是怎样一件可怕的事啊。不知情的人们还把生的希望寄托在急救车上，没料到这慢悠悠开来的却是死亡之车。”这，不能不说是体制上的问题，假使这个驾驶员是个有良心的人，但是放在那个令人麻木的岗位，而不明确他的责任，他会尽他应尽的义务吗？他若尽了他的义务，可他会享受到什么权利呢？或许他干与不干一个样，多干少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如此，他又怎能跳出这个体制而有所作为呢？这位产妇朋友还说，“生活在中国，觉得无权无势，真的是很无奈、很弱小。”如果产妇的父亲或哥哥是个有权势的人物，是位高官，或者家里有较多的财产，她就会安心在收费昂贵的医院里等待孩子出生，而不是急匆匆地叫救护车……悲剧也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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