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戒严部队军官名叫李晓明，今年三十四岁，现在墨尔本市的一所大学自 费攻读电子工程学硕士学位。他是由军事学院毕业分配到部队的。十二年前，他任第三十九集团军一百一十六师高炮团一营二连雷达站站长，并随其部队参加了戒严 。当年那历历在目的血腥场面和悲惨情景一直灼烧着他的心，他主动邀请我们相谈 ，愿意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公之于众，愿意为“六四”冤魂作见证。在很多人已经渐渐淡忘“六四”的今天，这实在是难能可贵。下面，便是笔者与他的有关谈话。
吕：李先生，您好。您在电话中告诉我们，您于一九八九年“六四”运动时参加了中国军人镇压学生的行动。今天，就请您首先谈一谈你们部队何时接受命令，如何由东北进京等情况，好吗？
李：好。据我所知，我所在的第三十九集团军一百一十六师和一百一十七师 参加了戒严行动。我们一百一十六师高炮团当时驻军在辽宁省海城县。五月二十日上午十时，高炮团召开了动员大会，传达了上级文件，大意是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们正在罢课、示威、游行，派我们去沈阳执行维护治安的任务。每人发了冲锋枪，军官还配有手枪。中午二时左右，我们乘军车向沈阳进发。当队伍行进到沈阳附近时，上级又命令改去北戴河。到了山海关附近，上面又说改去北京。经过两天一夜的行军，我们于五月二十二日早晨六时到达北京市通县三间房军用机场驻扎。部队驻下后，基本与外界隔绝，各出入口均有哨兵站岗把守，不许官兵随意进出。我们当时获得外界消息的唯一途径，就是阅读《解放军报》。部队对官兵教育还是到使馆区维持治安，不能向人民开枪，谁开第一枪就要向历史负责等等。
吕：那么，你们部队何时由北京三间房军用机场向北京城开进的？进京前， 上级又有什么具体的指示？
李：六月三日下午，天气阴沉，似乎上天也预知将有不祥的大事在中国大地发生。我们突然接到立即向北京城进发的命令。并说上级要求，要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并准时于六月四日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时，上级没有再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不能向人民开枪”之类的话。部队官兵也都感到气氛紧张，情态严重。 部队进军途中，遇到群众堵路，整个军队行进缓慢。最后，我们军队后退，群众还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又按照预案行走另一路线。师长（许峰）同一些参谋穿便装先头察看形势。这时便有消息悄悄在部队传开，说是有的部队已开枪杀人。我们师长也许听到、看到更多。他回来后便一头钻进师通信车内，告诉大家说收不到上级指示。我们营长头脑简单，说：师里怎么会收不到上级指示，我们营通信员的电台都收到了军委直呼：“一百一十六师，你们在哪里，请回答！”这时，大概是北京市民也知道有的部队开枪杀人的事，都躲了起来，没有人敢在街上拦阻军队和堵路，我们部队完全可以顺利进城，但车队就是不直接进城而是一直在城外绕行。中间每人都发了子弹，甚至看到一些坦克杀气腾腾地向城里开进。六月三日午夜，我正睡着，忽然听到马达响，睁眼看见一辆装甲车向天上放着枪，将挡路的公交车推开，全速向城里开去。这时，我们部队也完全可以随装甲车进城，但却仍然未进城，仍在效区绕围子。六月四日傍晚，我们车队还是停在郊区的一片稻田边休息。大家 各想着心事，久久不能入睡，也无人有心情闲谈。远处钢厂的火光将天边染得通红，使我突然想到二战时法西斯的焚尸炉，更不敢想像几十年来一直都在号称人民子弟兵的友军竟然已经开始屠城。同时，我也为我们部队有一位善良的师长，迂回、 婉拒上级指示而暗暗庆幸。六月五日清晨六时许，第三十八集团军作战处处长前来我团，他站在一辆军车上，两名士兵将机关枪架在驾驶室上。由他在前面开路，我们车队仿佛被押进城。一路上，我们看见许多烧毁的军车、民用车、公交车和路障等。街上行人几乎不见，但不时从街旁楼内传出喊声：“法西斯、刽子手！”我们的战士有的便向楼内开枪扫射。到广场后，我们部队被安排到军事博物馆前厅驻下 。我同六连一名排长一起去广场想看个究竟。只见纪念碑四周全是垃圾，狼藉一片 。纪念碑北侧的大理石台阶和柱子已被坦克车撞坏，履带印在广场的大理石面上清 晰可见。我们在垃圾堆里随意翻了一下，发现一条裤子和一件棉袄上面，都有弹洞和斑斑血迹。也不知这些衣服的主人是伤是死。我们的战士去打扫广场，回来后也 告诉我说他们在垃圾下面也看到很多滩血。
吕：听您刚才的介绍，你们部队是由东城向西进入天安门广场的，而且是在 “六四”屠城之后的六月五日清晨。那么，你们进京途中和进入北京之后，有没有打死打伤青年学生或北京市民的情况？
李：有开枪就难免有人被打死打伤。但我们部队射杀，打伤了多少人我们没有统计，也不好统计。整个戒严部队打死、打伤多少人恐怕也难统计。前面提到，六月五日清晨，我们部队在三十八军作战处长押进城途中，就有战士向街道两旁楼内喊话的人开枪射击。六月五日十时左右，我团一连由天安门广场去新华社接应被围困在那里的六连时，也是一路开枪将他们接回来的。一个士兵就亲口告诉我，他就向路上的群众打了一梭子（约有二十多发子弹）。所以说死伤一些人是肯定不可避免的。 再就是六月七日，广场上的部队开始向各自的防地出发。我们师由广场向朝阳区方向开进。前面由装甲车开路，每辆军车上都架着机关枪，每个官兵的枪内装 满了子弹。当车队行进到复兴门立交桥附近，从对面的一个国际饭店（我不知道这家饭店的名字，它的后面是外交公寓）楼上传来几声枪声。我们的整个车队便停下来，冲锋枪、机关枪一起向楼上开火，如同暴雨一般。有无死伤，我不清楚。只听说第二天便有大批驻在公寓和驻京的外交人员就匆匆离京回国了。
吕：六月三日，你们部队接到立即向北京城进发的命令时，有没有明确的指示可以向学生或市民开枪？
李：我没有看到或看到开枪杀人的明确文件或口头命令。但是“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准时到达天安门广场”这些文字，和政府让官兵荷枪实弹，炮兵 、装甲兵、坦克兵一起上等行为，显然是让部队开枪镇压学生运动的。这是不言而喻、每一个官兵都心知肚明的。“六四”之后，政府对参加戒严的部队和一些官兵封官授奖，更进一步说明政府不但让军队开枪镇压，而且中共当政者至今认为开枪有理、开枪正确。只要能维护中共政权，死再多的人，流再多的血，他们都在所不惜，毫无在乎。“不惜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嘛”！ 七月四日，“六四”之后整整一个月，上面正式传达了开枪的明确命令：在协助警察抓“暴徒”和围堵“通缉犯”的过程中，如群众在一百米左右，向天空开枪；在五十米左右，向地下开枪；如再接近我们，就可以直接向身体开枪。
吕：在你们部队这次行动的整个过程中，有没有官兵受伤或死亡？
李：有，我知道的有三件。一是在部队由山海关向北京进军途中，一名战士给连长买汽水不小心，让我们自己的军车撞死了。二是一百一十六师三百四十八团崔国政之死。崔国政本是一官炊事兵。在部队，炊事兵总是行动很慢、很懒散。很有可能是他没有跟上部队而遇害。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不是很清楚。第三件是我们于六月七日撤离天安门广场后，驻在朝阳区一所小学校内，一名士兵在驻房内擦枪走火，将我团的另一名战士打死。团里为了掩饰事故，报告上级说是被“暴徒”打黑枪打死的。崔国政被中央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另两人被授予“烈士”称号 。
吕：把战士擦枪走火误杀战友的事故，谎报为被“暴徒”黑枪打死，对部队 、对死者家属，虽然不失为两全其美的说法，但是，这一政治谎言，却为中共政权所利用，为中共所谓“平暴”捏造了事实，提供了假证据，这就在客观上对中共武 力镇压学运，血腥屠杀人民起了支持的作用。李先生，您说是不是？
李：这倒也是。不过，部队首长当时也想不到这么多，恐怕不是故意为中共镇压而编造证据。当然，为了政治需要，中共一贯喜欢弄虚做假、浮报功绩。“六 四”之后，我们在朝阳区“抓暴徒”和“围堵通缉犯”的过程中，就有一位街头摆摊卖冷饮的老太太，因骂我们是“法西斯部队”，而被冤作“暴徒”抓进了派出所关押。这样过份、荒唐的行为，不但无人纠正、制止，而且为我们多凑了一个被抓获的“暴徒”人数，为我部队多增一份功劳。
吕：这又是一种两全其美。下级弄虚做假可以领功受奖，上级靠下级的虚假 报告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皆大欢喜，何乐不为？！这就是中共治下的当今中国假骗成风，尔虞我诈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谢谢李先生为我们提供“六四”的这些宝贵情况。最后，能否请您再简单谈谈你们部队官兵和您本人当时和现在的思想状况？
李：当时，部队官兵中有很多人是非常同情学生的。对政府开枪杀人、武力 镇压学生运动也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团六连一名排长，他和我一样也是军校里来的“学生官”，大家都喊他“崔博士”。当时，他就公开在部队中讲了一些批评政府的话，并在六月中旬开小差回了海城，后被处理回家。我们师长许峰也是因对政府的做法有不同意见，才婉拒戒严令而被迫转业。我们军长傅秉耀因执行戒严令不得力而被贬新疆军区，名为平调，实为暗降。据说，三十八军军长因拒不执行戒严令而被军事法庭判刑。 对中央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不惜血腥杀人的野蛮、惨暴行径，我也十分愤怒 。虽然我未开一枪，但看到天安门广场的滩滩血迹，想到那些为全中国人民的自由 、民主与幸福而英勇牺牲的青年学生和无辜平民，内疚、惭愧、负罪之感常常萦绕我的心头。记得当年的六月八日，我和营部车辆管理员一同坐公共汽车到邮局想往家发封平安电报。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以仇恨或恐惧的眼光看着我们。到了邮局， 当我们向工作人员说明想发绫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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