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新闻界的敌人
在中国大陆，新闻是一种重要的统治手段，它一直被当作“引导”舆论导向的阵地。新闻工作者的定位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驯服工具、是“喉舌”，因此当有人推动新闻改革，呼吁新闻自由的时候，就被视为异己，打成“右派”、“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投入监狱送去劳改。江泽民过去对控制新闻界是不会手软的，一九八九年他置当时的法律政策于不顾，在邓小平、李鹏决定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前，他已经先在上海查封了当时最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并将总编辑钦本立撤职，所以说江泽民是以压制新闻发迹并不为过。在他坐上中南海的龙椅之后，对于新闻界的压制和摧残更是不遗余力，如因向香港媒体披露了江泽民十四大讲话的新华社记者吴士琛和他的妻子，双双入狱被判长期徒刑；后来又有《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的助理白伟基夫妇被判刑入狱；还有为香港媒体撰稿的著名大陆记者高瑜、施滨海等锒铛入狱……。为此，江泽民连续几年被国际新闻组织评选为当今“世界新闻界的十大敌人”。
红牌一出撤职查办
江泽民喜欢表演，自认为善于坚持“两手硬”，一方面他要向国际社会装扮成开明的改革家，例如在接受美国ＣＢＳ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华莱士访问时，尽管对方以咄咄逼人的口吻当面称江泽民为“独裁者”，江泽民还是和颜悦色的以柔软身段取悦对方；另方面对国内的新闻业除了提出“政治家办报”等要求，还在新闻界实行所谓的“红”、“黄牌”制度（对于违反宣传纪律的媒体和当事人先是提出“黄牌牌”警告，对于继续触犯宣传纪律者出示“红牌”取销该媒体单位的编制，从社长、总编到普通记者全部下岗），对于一批网路媒体上的探索者黄琦、綦彦成等人被当成了“严打”对象。用中共意识形态官员的话来讲，过去是杀鸡警猴，现在是有鸡杀鸡，有猴杀猴。
一般而言，港台记者是享受介于外国记者和大陆记者两者之间的“待遇”，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比较受到“礼遇”的，对于他们的“擦边球”，北京大多是睁只眼闭只眼，对于其中不受欢迎的对象大多是采取不发给回乡证或采访证，个别的甚至会炮制一些“窃取国家机密”之类的间谍案件，把他们关几天后驱逐出境。像席扬被关三年多的倒是例外。
记者分等崇洋媚外
香港记者本来待遇原本与外国记者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九七香港主权转移，北京当局常常情不自禁的会把香港当作自己的权威“领地”，喜欢把对国内新闻界实行的做法移到香港记者身上来用，即使有些媒体老板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明显的“自律”，而每一次在香港开新闻自由倒车的时候都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弹，北京当权者都能置若罔闻、视若无睹。另外，因为北京为了凸显对台湾主权，也有意无意的要将对台湾新闻从业者的控制纳入自己的轨道，如把台湾新闻记者逐出联合国就是一例。只是现在台湾还没有完全落入北京的囊中，还继续是中南海的统战对象，所以其待遇似乎要略高于香港同行。
在江泽民为首的中南海中共当权者统治下，中国大陆俨然已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新闻记者当然也是有等级的。第一等级的是外国记者：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记者要算是最高等；其次是外国记者中的其他肤色人种。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表面上十分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北京当局，恰恰对有华裔血统的外国记者采取特别的歧视政策，一般这些记者要得到采访和常驻的签证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没有讲出来的理由是：与中国人同样的肤色讲同样的话到大陆采访或常驻，令有关方面在监控管理上带来难以与民众区分的困难。第二等级的记者是台湾香港的记者，他们通常是不会有华莱士那样面对面采访江泽民的机会的。中国大陆的记者只能排在第三等级，他们连张宝华那样的发问机会都没有。
钦点问题港人关心
这次江泽民怒斥香港女记者张宝华，似乎有倚老卖老吃u豆腐”嫌疑，张宝华无需感到“十分无辜和无奈”，她u相信其他任何记者都会问这个问题”和事后香港社会反映，证明她是尽了一个新闻工作者责任，她是一个合格记者、优秀记者。她问的问题是香港人民心中要问的问题、是香港社会客观存在的问题，且比张宝华资深香港报人、专栏作家们也在问张宝华同样的问题，且人们相信就是让江泽民崇拜的华莱士也会问这样的问题。张宝华的问题之所以让江泽民暴跳如雷，主要是触及到江泽民独裁者的神经了。
江泽民一怒向国人暴露心灵深处崇洋媚外。这也使我想起：八九年江泽民在制造“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时，曾拍着桌子吼道：“难道我一个政治局委员不能撤一个局级干部（钦本立）的职？”他那种性喜弄权的浅薄溢于言表。从这个意义看，张宝华扯下江泽民“皇帝的新衣”，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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