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蘭健：六四讓我反叛 反思六四精神觸動未來的改變(圖)
前中國媒體人趙蘭健（本人提供）
【看中國2024年6月7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六四35週年之際，鐵鏈女案調查記者、前中國媒體人趙蘭健接受《看中國》專訪，他介紹，1989年他是十幾歲的中專生，參與了學運，他回憶了六四那一夜的情景，以及六四慘案讓他成為一名叛逆者，也對他以後的記者生涯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記者：作為一名參與者，請回憶一下1989年你所處的城市如何參與到民主學生運動的？以及六四以後學生遭到秋後算帳的情況。
趙蘭健：2019年我回到89年我所在的吉林省吉林市美術中專學校，訪問了一些校長和老師，他們都害怕提到六四這件事情。但我仍然非常感謝這所學校。
1989年時，這所學校在全年級幾百人里考前幾名才能進去。那時我的父母對我的打壓特別嚴重，在我快要患抑鬱症的情況下，我父親允許我到這所學校就讀，就沒有去當地重點高中。
在這所學校因為學美術，都是十幾歲的小孩子，等於是一種半野生放養，在四年當中我就感覺自己的生命恢復了。同時又能接觸到藝術行業最快捷的信息，所以說我在這個學校經歷了非常豐富的故事。
我們最精彩的故事之一，就是當年全國各地在發生學潮的時候，我們學校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響，有很多外地的我們同學的同學，也是搞藝術的，從北京、上海來我們學校串聯，講外面發生了什麼。因為當年89年那個信息的傳達還不夠暢通，我們就被這些外來的學生完全給感染帶動起來了，差不多有一個月，整個學校是停學停課狀態。我們那個時候都很窮，學校每月好像給幾十塊錢補助，學校公費的都是國家在出錢。我們是美術學生，花銷比較大，也都很貧窮。但我們還是把自己的床單都貢獻出來，白色床單拼接在一起變成一個白色條幅，寫上抗議的話語。當時有一些同學拿相機把這些場景記錄下來。但時間長了，我也沒有去尋找這些東西，但那一幕幕成為我們腦海中揮不去的記憶。
我們記得比較深刻的就是那個時候，我們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全部都是處於一種熱血沸騰的狀態，他們鼓動我們去遊行，他們又組織我們去遊行，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太小了，十幾歲小孩價值觀、意識形態都不成熟，盲從性更多。特別容易被外來的學生所鼓動，也特別容易被校長和老師感染，那麼我們就完全處於一種對北京上海學生運動同情和共鳴的狀態。
我們每天都在聽《美國之音》，去了解各個地方的學生運動動向。終於有一天，學校徹底停課了，由老師組織我們去到吉林市市政府遊行。我們到了吉林市，在江堤大道我發現很多街邊的樹上掛著很多小瓶子，醫院用的注射液的一寸左右小瓶子，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就問了很多人，他們說，挂小瓶子的意思就是吊死鄧小平，把鄧小平當做劊子手。
我們那時上街只知道大的趨向性的一種認同，並不知道細節，但反抗的意願很強。差不多持續了兩週，後來在6月4號之後，學校就突然就改變了方向，就不許我們去上街了，但沒有恢復上課，我們依然可以上街，在街上發現了很多抗議北京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大字報。我們才知道在北京發生了大屠殺。後來學校組織去上課，第一個節目就是全部學生在校園受訓，學校風向已經變了，抓走了我們學校的兩個學生，並且把他們開除了。
我認為這兩個學生是學生領袖，太冒尖了，當時吉林市公安局給各個學校下了指標，每個學校要有一些人被拘留或被開除。他們中有一個人，我記得是叫眼鏡，挺願意思考問題，而且有反叛精神的人。總而言之，每個學校都是有命令的，要求必須要開除或處分學生。
記者：這種秋後算賬連未成年的都算上了，說明六四以後秋後算賬波及範圍是比較大的。
趙蘭健：是的，我們那時都不夠18歲，後來我們學校的學生都人心惶惶，害怕自己被留案底，當時上學都有檔案，都屬於國家統招，是非常難以考進去的這種學校，100個人才能招1個。當時考我們這種學校比考重點大學還難。
記者：六四這段歷史對你以後的人生有什麼樣的影響？
趙蘭健：六四對於我的影響是根本性的，改變了過往的人生價值觀念，而且是非常強烈的改變。
我在很小的時候，因為父母都是老師，對我的管教異常的嚴厲，可以說是用那種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這種教育方式，讓我變成了一個高分低能的少年。我考試分數非常高，但是我在13歲之前都沒有上過學，都沒有脫離過我父母的視線，父母被洗腦特別徹底的人。
但是經歷了六四事件之後，我認為我已經覺醒和萌發了，在之後我的職業歷程當中，關注的視角和一般的同事不一樣。我畢業之後分到了我們當地的雜誌社，做這個記者和編輯，後來我又到了北京，在國家科委的一個雜誌社做記者。在這個期間，我關注的內容全都是邊緣化的內容，都是對底層社會的人民的同情和關注。我想就是來自於六四對我的影響。
我突然就能從另外的視角去審視我們的社會了，我不再認為中央台或者是中宣部所宣布的六四的那些結果，我能從第三方的視角，獨立的視角審視。因為我是六四運動的參與者之一，雖然我沒有到北京，但是我感受到了整個社會的那種扭轉的力量，那種爆發的力量，這種力量其實凝固在我的身心當中，一直貫穿我全部的記者傳媒職業生涯。
我也是一個完全的叛逆者，是背離了新聞媒體工作的任務的要求，我自己所採訪的這種題目，比如我最早介入了女棄嬰和女棄嬰的收養問題，我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新社的四點雜誌上，當時這本雜誌是大外宣雜誌，派送到世界各地。這種題目的報導採訪視角政治不正確，隨後就引發了整個北京新聞媒體的大量關注，都跟蹤我這個報導的影響，然後他們又去做了採訪。甚至有很多文化界人士，包括崔健、余杰都聲援我的報導。我的行動都是來自當初六四的那份熱血的撞擊。
後來我又關注北京失蹤人口、北京農民打工子弟就學問題，我是全北京最早去關注低端人口的。我寫了一篇《京城有一所流浪小學》的文章，刊登在我們自己的雜誌上，又被中國作協下面的報紙《作家文摘》和《人民日報》下面的《市場報》全篇轉載，當時造成了非常大的輿論影響。北京市教育局因為我這篇文章，去著手改變農民工子女在北京的流浪就學狀態。
後來，我又做了長江流域污染方面的報導、鐵鏈女調查報導。這些貫穿下來都是和我的反叛心理是有關係的。像這些採訪的視角、選題其實跟我的工作平台沒有關係。
我的職務平臺和新浪、搜狐或鳳凰有交接。我利用我的個人關係，無論是給傳統的媒體，還是給網絡媒體發表的文章，全都是個人關係發表的。
我做了鐵鏈女報導後，國內就把我在網絡上的全部痕跡都清洗掉了。在鳳凰網上現在還存有唯一的一篇文章，在其他網站上包括搜狐、新浪、網易和訊網的大多數文檔都被清洗了。這是我反叛的代價。
這種反叛的精神根源就來自於我十幾歲時參加六四的遊行，六四慘案對我年少的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記者：米蘭.昆德拉有一句名言經常就被廣泛的引用，即“人類對抗權利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共一直在掩蓋六四這段歷史，很多年輕人根本就不知道六四，你做的這些報導，中共也不想讓人們看到，你覺得我們海外的華人應該怎麼做？
趙蘭健：您提問的這個角度，特別刺痛我心底的一些敏感之處，好多話是我一直積壓在心里不敢說出來的，因為我一說出來就會得罪大批人。我首先特別感謝海外的華人對六四事件的關注，持續長達35年的關注和呼籲。這份成果得以保留中華民族記憶的一個基礎，沒有這個基礎，那中國就沒有這段未來的回顧的可能性。同時，我也寄望就是牆內的中國人不能良心泯滅，這一點很重要。
當有一些海外的華人和朋友，他們把一些桂冠，把一些光環灌到我頭上，並且對我很尊崇的時候，我會給他們講，我沒有你們所想像的那麼崇高，我沒有像那些六四民運的、忠貞的、勇敢的領袖，所倡導的並為之所付出努力。我不具備那些條件，我所有的僅僅是一個人性，最底層的一份對不殘虐社會的嚮往，如果我所生存的環境，它是一個壓抑和暴力，甚至是奴役的這樣環境，我也可能是無力抗爭的，但是我至少是保證自己有一個清晰的頭腦，能認知到中共的行為是一種反人類的行為。如果這一點我不具備，我就認為我羞愧做人。
這也是我在前幾天，給我的一些同學打電話，我想讓他們幫助我回憶，我們當時去六四遊行的一些細節，但是他們一聽我要談這個話題，他們就自動挂斷了我的電話，就把我拉黑了。我認為這樣的行為顯然就是一個甘願去做奴隸的行為。我想不管是為什麼，都不可以去把心底的這份良知和勇敢輕易就放棄掉。
其實我在經歷鐵鏈女事件的時候，我也很害怕，比如像鐵鏈女專案組不遠千里到北京，在北京周邊去尋找我，對我問訊調查。北京的國安和河北的國寶警察，他們不斷的去找我，在我面對他們的時候，我認為我還是有把控能力，甚至還有一些影響的能力。這份影響能力的根基是來自於我認可我自己內心的人性善良。我認為我的這種善意的舉動，追溯到心底的最低點的底線。我甚至認為我可以去影響到這些國保和警察，他們也有孩子是不是，他們的孩子要是被拴禁了20年，然後天天有人去強姦，生出來8個孩子；如果他們有孩子，因為僅僅是倡議反官倒，尋求公平正義和民主，就被坦克壓死了，那他們會怎麼想？
我認為這些事情是可以探討的，是可以對他們實施影響的，這也是最後警察沒有過度刁難我的原因之一，並不僅僅是因為我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主席有一個合影照片，也不僅僅是因為我認識幾位過去的總統。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我向他們敞開了心扉，釋放了人性善良，所以他們對我得過且過，放了我一馬。
所以我建議就是比如像我之前的這幾個同學，或者是其他的一般的網友，或者是一般的民眾，你們在去面對六四事件時，如果你有恐怖的感覺，那你就要捫心自問，還有沒有對底層的人性善良，還敢不敢去對殺戮有一個聲討，這是我們做人的底線。如果這個底線都放棄了，那我想我們做人是沒有意義的，枉之為人。
所以有很多人給我一些高大上的這種冠名和光環的時候，我甘願在這個時候，僅僅化為一個最基礎的人性本善。我認為我做出的這些事情，是一個普通人就應該做到的，而不是一個英雄要做到的。因為我也沒有做什麼，僅僅是為鐵鏈女跑了一趟，去做了這個舉證，然後又在警察的打壓下，讓自己輕易地逃脫。這些行為我認為每個人都可以去嘗試，努力做到的，而不能是因為中國所謂的環境因素，而放棄了自己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甚至是普通人類的最基本的權利。當我們把這些權利放棄的時候，我們就枉之為人。
記者：你對現在的年輕人有什麼寄望？當代的年輕人怎樣能從六四一代身上學到那樣的精神，並且傳承下去？
趙蘭健：我認為從89六四到白紙革命，它是一個中華民族逐漸弱化的過程，是中華民族逐漸適應了奴役的過程，並已經變得更加奴化了。
如果要是把六四比喻成一個錚錚鐵骨的漢子，那麼白紙革命顯然就是一個唯唯諾諾的抗爭。
記者：他們也喊出了共產黨下台這樣的口號。
趙蘭健：當時我看了這個視頻的時候，也是非常感動的。89六四更是一個主動出擊更加無畏，白紙革命是一種被動出擊，那時中國已經三年疫情，把全民社會固化成監獄的狀態，才會有人起來來抗爭。這是兩個時代的不同的縮影。89年中國人的公民精神、利社會性、利他性更強。當代的中國人利己性更強，利他性很少。我想這些因素要放大起來來看，跟中國政府的強制打壓、洗腦教育和獨生子女政策有關係，在大的背景下，導致了現在中國人比80年代的人更加有奴役的適應性，全民已經溫水煮青蛙，思想已固化了，他們沒有辦法再像80年代那樣敢於探討，敢於去認知真相。
現在我所接觸的這些人，我的微信群里90%沒人敢接我的話，沒有人敢接我的問題。只要我發任何一個有關社會的問題，一定會換來默不作聲，甚至是拉黑。連普通的社會問題也沒人去討論。
就像我在前幾天給我幾個同學去打電話，講要回憶和追溯六四我們的過往，我以為他們應該是很自豪的去給我講，但沒有一個人跟我講，全部的人都迴避這個話題，這是中國的一些社會現象。
我們不能僅因為白紙革命有人喊共產黨下臺，我們就無視這些現象。因為白紙革命終究打出的是白紙，沒有口號，因為他們都害怕進監獄，都在明哲保身。這和89年那些錚錚鐵骨的漢子往坦克前一站，完全是兩個境界。
記者：但是我們同時要看到中共這麼多年以來，也加強了這個極權統治，跟89年那個時候，是極大的差別。
趙蘭健：正是因為在這種殘酷打壓之下，那麼我們很多的民眾也適應了這種殘酷打壓，這些監視攝像頭成為安於現狀的理由。這是不對的，我們不能因為有了這麼多監視攝像頭，我們就可以沉默不語，事不關心。我們要有勇氣敢說出真實的現狀和自己的心聲，即使是一句話招來警察的問詢，我們也應該嘗試跟警察去理論人間的真理。如果我們要失去了這樣的特徵，枉之為人。我們不能把全部的奴虐的壓抑，一生就變得如此的奴役，這是錯誤的。
我的觀點可能是比較突出，現在很少有人會從這個角度去談。但無論多麼嚴格的打壓之下，我們得要堅守自己心底的最後的一份善良，堅守自己心目當中最底線的人性本善。我們要用這些最基礎的東西，去影響那些砸向我們身心的鐵拳；我們要用這種最底層的良知和善意，去感化那些暴力統治者，去影響扭轉他們做人生的判斷，這才是我認為是正確的。
我們不能去堅守自己心底的善良的時候，我們就是一個奴隸了，我們甘願作為一個奴隸嗎？要作為一個人，還是作為一個奴隸，這是我們要思考和提出來的問題。
我想這就是我們在回憶六四有意義的一面，我們不能是僅僅為了紀念六四而紀念六四，我們要反思當年的六四，對於我們的今天生活，有哪些方面的持續的影響？回憶當年64那些事件，如何可以去啟發和觸動我們未來生活的改變，這才是有意義的一面。僅僅是為了追憶，它是沒有意義的。
六四當年有更多的利他性，他是為了將來才去做選擇，六四最主要的一個動因是尋求民主和尋求自由。這種動因跟白紙革命相比較，我認為他是更崇高的。
以身相許、敢於赴死，這種精神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是不可缺失的一環，因為他是人性抗爭的極端，我為了他人的利益可以粉身碎骨，那種無畏的精神感染了全世界，這種高度就是白纸革命沒有辦法相比的。
記者：你認為如果明天發生一場六四重演，有多少人能站出來呢？
趙蘭健：我認為非常少，因為大部分中國人目前的最高思想狀態僅僅是白紙革命的高峰狀態，不可能再高於白紙革命。最近幾年都難以出現像六四這樣的反抗精神的社會運動，這跟全民精神狀態有關，因為現在中國人就是溫水煮青蛙的青蛙，人人都在這個縫隙中喘息自保。自保到什麼程度呢？自保到自殺了也不敢去反抗。現在絡繹不絕的跳江的人寧願自己粉身碎骨，也不敢去反抗，這是整個中國當下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