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本人提供）
【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6月7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肖然采访报导）六四35周年之际，铁链女案调查记者、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接受《williamhill官网 》专访，他介绍，1989年他是十几岁的中专生，参与了学运，他回忆了六四那一夜的情景，以及六四惨案让他成为一名叛逆者，也对他以后的记者生涯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记者：作为一名参与者，请回忆一下1989年你所处的城市如何参与到民主学生运动的？以及六四以后学生遭到秋后算帐的情况。
赵兰健：2019年我回到89年我所在的吉林省吉林市美术中专学校，访问了一些校长和老师，他们都害怕提到六四这件事情。但我仍然非常感谢这所学校。
1989年时，这所学校在全年级几百人里考前几名才能进去。那时我的父母对我的打压特别严重，在我快要患抑郁症的情况下，我父亲允许我到这所学校就读，就没有去当地重点高中。
在这所学校因为学美术，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子，等于是一种半野生放养，在四年当中我就感觉自己的生命恢复了。同时又能接触到艺术行业最快捷的信息，所以说我在这个学校经历了非常丰富的故事。
我们最精彩的故事之一，就是当年全国各地在发生学潮的时候，我们学校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有很多外地的我们同学的同学，也是搞艺术的，从北京、上海来我们学校串联，讲外面发生了什么。因为当年89年那个信息的传达还不够畅通，我们就被这些外来的学生完全给感染带动起来了，差不多有一个月，整个学校是停学停课状态。我们那个时候都很穷，学校每月好像给几十块钱补助，学校公费的都是国家在出钱。我们是美术学生，花销比较大，也都很贫穷。但我们还是把自己的床单都贡献出来，白色床单拼接在一起变成一个白色条幅，写上抗议的话语。当时有一些同学拿相机把这些场景记录下来。但时间长了，我也没有去寻找这些东西，但那一幕幕成为我们脑海中挥不去的记忆。
我们记得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全部都是处于一种热血沸腾的状态，他们鼓动我们去游行，他们又组织我们去游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太小了，十几岁小孩价值观、意识形态都不成熟，盲从性更多。特别容易被外来的学生所鼓动，也特别容易被校长和老师感染，那么我们就完全处于一种对北京上海学生运动同情和共鸣的状态。
我们每天都在听《美国之音》，去了解各个地方的学生运动动向。终于有一天，学校彻底停课了，由老师组织我们去到吉林市市政府游行。我们到了吉林市，在江堤大道我发现很多街边的树上挂着很多小瓶子，医院用的注射液的一寸左右小瓶子，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问了很多人，他们说，挂小瓶子的意思就是吊死邓小平，把邓小平当做刽子手。
我们那时上街只知道大的趋向性的一种认同，并不知道细节，但反抗的意愿很强。差不多持续了两周，后来在6月4号之后，学校就突然就改变了方向，就不许我们去上街了，但没有恢复上课，我们依然可以上街，在街上发现了很多抗议北京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大字报。我们才知道在北京发生了大屠杀。后来学校组织去上课，第一个节目就是全部学生在校园受训，学校风向已经变了，抓走了我们学校的两个学生，并且把他们开除了。
我认为这两个学生是学生领袖，太冒尖了，当时吉林市公安局给各个学校下了指标，每个学校要有一些人被拘留或被开除。他们中有一个人，我记得是叫眼镜，挺愿意思考问题，而且有反叛精神的人。总而言之，每个学校都是有命令的，要求必须要开除或处分学生。
记者：这种秋后算账连未成年的都算上了，说明六四以后秋后算账波及范围是比较大的。
赵兰健：是的，我们那时都不够18岁，后来我们学校的学生都人心惶惶，害怕自己被留案底，当时上学都有档案，都属于国家统招，是非常难以考进去的这种学校，100个人才能招1个。当时考我们这种学校比考重点大学还难。
记者：六四这段历史对你以后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赵兰健：六四对于我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改变了过往的人生价值观念，而且是非常强烈的改变。
我在很小的时候，因为父母都是老师，对我的管教异常的严厉，可以说是用那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种教育方式，让我变成了一个高分低能的少年。我考试分数非常高，但是我在13岁之前都没有上过学，都没有脱离过我父母的视线，父母被洗脑特别彻底的人。
但是经历了六四事件之后，我认为我已经觉醒和萌发了，在之后我的职业历程当中，关注的视角和一般的同事不一样。我毕业之后分到了我们当地的杂志社，做这个记者和编辑，后来我又到了北京，在国家科委的一个杂志社做记者。在这个期间，我关注的内容全都是边缘化的内容，都是对底层社会的人民的同情和关注。我想就是来自于六四对我的影响。
我突然就能从另外的视角去审视我们的社会了，我不再认为中央台或者是中宣部所宣布的六四的那些结果，我能从第三方的视角，独立的视角审视。因为我是六四运动的参与者之一，虽然我没有到北京，但是我感受到了整个社会的那种扭转的力量，那种爆发的力量，这种力量其实凝固在我的身心当中，一直贯穿我全部的记者传媒职业生涯。
我也是一个完全的叛逆者，是背离了新闻媒体工作的任务的要求，我自己所采访的这种题目，比如我最早介入了女弃婴和女弃婴的收养问题，我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新社的四点杂志上，当时这本杂志是大外宣杂志，派送到世界各地。这种题目的报导采访视角政治不正确，随后就引发了整个北京新闻媒体的大量关注，都跟踪我这个报导的影响，然后他们又去做了采访。甚至有很多文化界人士，包括崔健、余杰都声援我的报导。我的行动都是来自当初六四的那份热血的撞击。
后来我又关注北京失踪人口、北京农民打工子弟就学问题，我是全北京最早去关注低端人口的。我写了一篇《京城有一所流浪小学》的文章，刊登在我们自己的杂志上，又被中国作协下面的报纸《作家文摘》和《人民日报》下面的《市场报》全篇转载，当时造成了非常大的舆论影响。北京市教育局因为我这篇文章，去着手改变农民工子女在北京的流浪就学状态。
后来，我又做了长江流域污染方面的报导、铁链女调查报导。这些贯穿下来都是和我的反叛心理是有关系的。像这些采访的视角、选题其实跟我的工作平台没有关系。
我的职务平台和新浪、搜狐或凤凰有交接。我利用我的个人关系，无论是给传统的媒体，还是给网络媒体发表的文章，全都是个人关系发表的。
我做了铁链女报导后，国内就把我在网络上的全部痕迹都清洗掉了。在凤凰网上现在还存有唯一的一篇文章，在其他网站上包括搜狐、新浪、网易和讯网的大多数文档都被清洗了。这是我反叛的代价。
这种反叛的精神根源就来自于我十几岁时参加六四的游行，六四惨案对我年少的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记者：米兰.昆德拉有一句名言经常就被广泛的引用，即“人类对抗权利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中共一直在掩盖六四这段历史，很多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六四，你做的这些报导，中共也不想让人们看到，你觉得我们海外的华人应该怎么做？
赵兰健：您提问的这个角度，特别刺痛我心底的一些敏感之处，好多话是我一直积压在心里不敢说出来的，因为我一说出来就会得罪大批人。我首先特别感谢海外的华人对六四事件的关注，持续长达35年的关注和呼吁。这份成果得以保留中华民族记忆的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那中国就没有这段未来的回顾的可能性。同时，我也寄望就是墙内的中国人不能良心泯灭，这一点很重要。
当有一些海外的华人和朋友，他们把一些桂冠，把一些光环灌到我头上，并且对我很尊崇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讲，我没有你们所想像的那么崇高，我没有像那些六四民运的、忠贞的、勇敢的领袖，所倡导的并为之所付出努力。我不具备那些条件，我所有的仅仅是一个人性，最底层的一份对不残虐社会的向往，如果我所生存的环境，它是一个压抑和暴力，甚至是奴役的这样环境，我也可能是无力抗争的，但是我至少是保证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头脑，能认知到中共的行为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如果这一点我不具备，我就认为我羞愧做人。
这也是我在前几天，给我的一些同学打电话，我想让他们帮助我回忆，我们当时去六四游行的一些细节，但是他们一听我要谈这个话题，他们就自动挂断了我的电话，就把我拉黑了。我认为这样的行为显然就是一个甘愿去做奴隶的行为。我想不管是为什么，都不可以去把心底的这份良知和勇敢轻易就放弃掉。
其实我在经历铁链女事件的时候，我也很害怕，比如像铁链女专案组不远千里到北京，在北京周边去寻找我，对我问讯调查。北京的国安和河北的国宝警察，他们不断的去找我，在我面对他们的时候，我认为我还是有把控能力，甚至还有一些影响的能力。这份影响能力的根基是来自于我认可我自己内心的人性善良。我认为我的这种善意的举动，追溯到心底的最低点的底线。我甚至认为我可以去影响到这些国保和警察，他们也有孩子是不是，他们的孩子要是被拴禁了20年，然后天天有人去强奸，生出来8个孩子；如果他们有孩子，因为仅仅是倡议反官倒，寻求公平正义和民主，就被坦克压死了，那他们会怎么想？
我认为这些事情是可以探讨的，是可以对他们实施影响的，这也是最后警察没有过度刁难我的原因之一，并不仅仅是因为我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有一个合影照片，也不仅仅是因为我认识几位过去的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向他们敞开了心扉，释放了人性善良，所以他们对我得过且过，放了我一马。
所以我建议就是比如像我之前的这几个同学，或者是其他的一般的网友，或者是一般的民众，你们在去面对六四事件时，如果你有恐怖的感觉，那你就要扪心自问，还有没有对底层的人性善良，还敢不敢去对杀戮有一个声讨，这是我们做人的底线。如果这个底线都放弃了，那我想我们做人是没有意义的，枉之为人。
所以有很多人给我一些高大上的这种冠名和光环的时候，我甘愿在这个时候，仅仅化为一个最基础的人性本善。我认为我做出的这些事情，是一个普通人就应该做到的，而不是一个英雄要做到的。因为我也没有做什么，仅仅是为铁链女跑了一趟，去做了这个举证，然后又在警察的打压下，让自己轻易地逃脱。这些行为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去尝试，努力做到的，而不能是因为中国所谓的环境因素，而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甚至是普通人类的最基本的权利。当我们把这些权利放弃的时候，我们就枉之为人。
记者：你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寄望？当代的年轻人怎样能从六四一代身上学到那样的精神，并且传承下去？
赵兰健：我认为从89六四到白纸革命，它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渐弱化的过程，是中华民族逐渐适应了奴役的过程，并已经变得更加奴化了。
如果要是把六四比喻成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那么白纸革命显然就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抗争。
记者：他们也喊出了共产党下台这样的口号。
赵兰健：当时我看了这个视频的时候，也是非常感动的。89六四更是一个主动出击更加无畏，白纸革命是一种被动出击，那时中国已经三年疫情，把全民社会固化成监狱的状态，才会有人起来来抗争。这是两个时代的不同的缩影。89年中国人的公民精神、利社会性、利他性更强。当代的中国人利己性更强，利他性很少。我想这些因素要放大起来来看，跟中国政府的强制打压、洗脑教育和独生子女政策有关系，在大的背景下，导致了现在中国人比80年代的人更加有奴役的适应性，全民已经温水煮青蛙，思想已固化了，他们没有办法再像80年代那样敢于探讨，敢于去认知真相。
现在我所接触的这些人，我的微信群里90%没人敢接我的话，没有人敢接我的问题。只要我发任何一个有关社会的问题，一定会换来默不作声，甚至是拉黑。连普通的社会问题也没人去讨论。
就像我在前几天给我几个同学去打电话，讲要回忆和追溯六四我们的过往，我以为他们应该是很自豪的去给我讲，但没有一个人跟我讲，全部的人都回避这个话题，这是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
我们不能仅因为白纸革命有人喊共产党下台，我们就无视这些现象。因为白纸革命终究打出的是白纸，没有口号，因为他们都害怕进监狱，都在明哲保身。这和89年那些铮铮铁骨的汉子往坦克前一站，完全是两个境界。
记者：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中共这么多年以来，也加强了这个极权统治，跟89年那个时候，是极大的差别。
赵兰健：正是因为在这种残酷打压之下，那么我们很多的民众也适应了这种残酷打压，这些监视摄像头成为安于现状的理由。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这么多监视摄像头，我们就可以沉默不语，事不关心。我们要有勇气敢说出真实的现状和自己的心声，即使是一句话招来警察的问询，我们也应该尝试跟警察去理论人间的真理。如果我们要失去了这样的特征，枉之为人。我们不能把全部的奴虐的压抑，一生就变得如此的奴役，这是错误的。
我的观点可能是比较突出，现在很少有人会从这个角度去谈。但无论多么严格的打压之下，我们得要坚守自己心底的最后的一份善良，坚守自己心目当中最底线的人性本善。我们要用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去影响那些砸向我们身心的铁拳；我们要用这种最底层的良知和善意，去感化那些暴力统治者，去影响扭转他们做人生的判断，这才是我认为是正确的。
我们不能去坚守自己心底的善良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奴隶了，我们甘愿作为一个奴隶吗？要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奴隶，这是我们要思考和提出来的问题。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回忆六四有意义的一面，我们不能是仅仅为了纪念六四而纪念六四，我们要反思当年的六四，对于我们的今天生活，有哪些方面的持续的影响？回忆当年64那些事件，如何可以去启发和触动我们未来生活的改变，这才是有意义的一面。仅仅是为了追忆，它是没有意义的。
六四当年有更多的利他性，他是为了将来才去做选择，六四最主要的一个动因是寻求民主和寻求自由。这种动因跟白纸革命相比较，我认为他是更崇高的。
以身相许、敢于赴死，这种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不可缺失的一环，因为他是人性抗争的极端，我为了他人的利益可以粉身碎骨，那种无畏的精神感染了全世界，这种高度就是白纸革命没有办法相比的。
记者：你认为如果明天发生一场六四重演，有多少人能站出来呢？
赵兰健：我认为非常少，因为大部分中国人目前的最高思想状态仅仅是白纸革命的高峰状态，不可能再高于白纸革命。最近几年都难以出现像六四这样的反抗精神的社会运动，这跟全民精神状态有关，因为现在中国人就是温水煮青蛙的青蛙，人人都在这个缝隙中喘息自保。自保到什么程度呢？自保到自杀了也不敢去反抗。现在络绎不绝的跳江的人宁愿自己粉身碎骨，也不敢去反抗，这是整个中国当下的状态。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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