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交車（圖片來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1月14日訊】（接上文）二十一、為了房子，我索賄、詐騙，當奴隸，還學習怎麼樣當「中央政治局常委」
我母親王碧波特別偉大，機智。1936年她考上了河北省國立高級工業技術學校。畢業後管分配，可以當紡織廠工程師。但是第二年日本就打了過來，學校的設備都被搶走了，她也失學。但是她後來就是吃不上飯，天天挨街道組長和紅衛兵的打罵和批鬥，也熱愛學習。文革中教我學習漢語拼音，這樣我學過3次漢語拼音，我現在拿起詞典，幾十秒就可以查到想查的字。我母親要是活著，今年已經102歲了。那個年代的家庭婦女就沒有會漢語拼音的。字是音、形、義三者的集合體，不會漢語拼音就是半個文盲。而我們中國青年報高級記者畢熙東都不會漢語拼音，所以不查字典，經常寫錯別字。我這個奴隸校對要是沒給改過來，就罵我，說我故意害他。
畢熙東和中國足球報主編楊迎明可能學的是老式的漢語拼音——看起來像日文。1963年以前，中國的中小學都是使用老式漢語拼音。我是1964年上小學，所以學的是新式的。我三個姐姐也是學的老式漢語拼音。所以畢熙東楊迎明後來都不會使用電腦寫稿，因為無法使用自然碼輸入漢字！我母親會拉丁字母表示的新式漢語拼音。這個方案是著名語言學家周有光創造的。毛澤東親自問周有光為什麼要使用拉丁字母，周有光不回答，問了3遍，都不回答，毛澤東只好採用了周有光的方案。他活了112（1906-2017）歲！
所以我從母親那裡學到的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執著，堅韌，不放棄不拋棄，堅持到底，堅持到勝利！
我記事兒起，我家就住一間房子，5口人，我爸爸要是從勞改集中營回來探親，就是6口人。探過兩次親。1967年我們被轟到農村又回來，街道的紅衛兵先給了一間大的房子，但是讓鎮革命委員會的幹部換了，8.3平方米，我們5口人躺下後，每人平均1尺多寬，必須像飯碗一樣朝一個方向扣著，不然就躺不下。據說，共產黨的拘留所都是這樣。所以，我後來立志要住大房子，要住隨便翻身睡覺的房子，這是我第一個理想。第二個理想是要接受大學教育。我的第三個理想是在中國青年報培養出來的，就是要寫稿。當記者寫稿，就是流亡海外，共產黨拿死亡和監獄威脅我，我也要寫稿子，使用我母親曾經教我的漢語拼音在電腦筆記本上寫稿。1990年她去世的時候，中國人還沒有見過電腦。
還說房子。我1984年是因為沒有房子，結婚是借住在二姐家。他們搬到自己蓋的小屋裡住。我們的傢俱也沒處放，存在工程公司的工棚裡。他們催著我搬走，我就去中國青年報上訪，接待的正是我同學高建國。我們在北師大中文繫上課，經常見面，我們是在一個階梯教室上課，6個班，300人一起上大課，所以不知道他是中國青年報的。我是知道有6個人是中青報的，包括羅志軍、畢熙東、景星、張鳳山、聶北茵和高建國。但是我和他沒有說過話。對不上號。因為這個最後我進了中國青年報。主要是群工部主任尤畏，覺得我從小受壓迫，進了群工部，就會為老百姓說話，打官司。他也是挨過報社多次整，體恤民情。去年他去世了。我來美國之前去了他家，說我要去美國。他特別支持，說報社國際部的老主任一退休就去了美國，已經30年了。
1985年進報社，1990年在東直門外西香河園6號，報社的宿舍院子內分了一間小平房，10.5平方米。3口人。離報社1000多米，至少不必每天往四五十里地之外的通縣跑了。我那時候非常刻苦，寫稿子看書，發表了很多評論，不只是在本報，而且滿處投稿。還開始翻譯英語文章，學英語。
好景不長，90年代初，群工部撤銷，我就第一次待崗，但是我就是不走。哪裡也不去，1997年，全國政協委員徐祝慶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份子任照同志就買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朝陽區武裝部房子的居住權。我就分到了一個二居室。那一年我已經40歲。所以現在的年輕人希望一結婚就有房子，生孩子不造成生活水平下降，是很天真的。我們不是美國人，我們是共產黨統治下的草民，又不是紅二代，憑什麼達到這樣的生活水平啊？
群工部後期，我們就經常聽到要解散要撤銷的消息。我就有點心理準備。也為了釘在報社裡不走，做了一點實際的事情。比如我為體育部寫稿子。最早接觸體育稿子，是因為1986年甚至是1985年去河南登封採訪。1980年電影《少林寺》上映後，引發全國青少年的學習武術高潮，很多中小學生不上學了，跑到登封縣境內的少林寺學習武術，文化不要了，家長紛紛給報社來信，我們群工部是從不能放棄文化課的角度去河南採訪。因此認識了河南省體委武術處的趙國華和體委主任張耀庭。香港攝製組70年代末去登封拍電影的時候他是縣委書記，給與了大力支持，電影大獲成功，他就升為省體委主任，最後是國家體育總局中國武術院院長。
以後幾年我也去過河南多次，就順便寫了一些武術方面的稿子，還接觸了武術散打。2008年我揍倒畢熙東實際上是使用了武術散打的技術。他小時候愛打架，但是沒有從國家隊、省隊那裡學習散打技術，我的技術還有中國武警散打隊的傳授呢。
寫稿子就要發表，就要求著體育部的人。當時體育部主任是畢熙東，副主任是馬年華。找主任發稿的話，他們架子大，駁回了就沒有迴旋餘地了。老三隻恆文雖然沒有官職，但是可以發稿子，因為畢熙東是用老三整老二，架空老二，估計現在習近平就是跟畢熙東學的這一手。當然習總書記是不會承認的。那多沒有面子！習總書記也有創造，是自己兼任十幾個小組長，以此架空國務院總理。
只恆文很難纏，從一認識，就覺得這個人與一般的編輯不一樣。他二十四五歲就結婚了。他是山東的，與一個北京姑娘結婚了。就有了房子，就不在報社的集體宿舍住了。這是很少見的，中國的知識份子都結婚晚，何況也沒有房子。現在分析，可能是他爸爸和女方的爸爸是老戰友，指腹為婚。他老婆我見過一面，很醜很胖，也就樂得她爸爸的包辦。只恆文也很醜，驢臉，就是很長的臉。還有點瓦刀臉，就是下凹。
有一次我又要去河南採訪，只恆文找到我，說：「你這次去了，找一個武術學校，要點錢，就說不然發不了稿子。」我也不能不答應，也不能空手而歸，後來就跟一個武術學校的校長說了，那種學校都是私人辦的，也希望報社的宣傳為自己增加影響力，增加學生，就給了600多元。那時候，也相當於一個月的工資了。我全給了只恆文，他說要和體育部的人分。其實依照我後來對他的瞭解，他肯定是全裝進了自己的腰包。這是我的索賄經歷。
還參與過一次詐騙。90年代初，有一個《中國人才報》，幾經周折，後來歸屬國家人事部（部長是胡錦濤的繼任者，團中央第一書記宋德福）。但是報社的經營狀況一直不好，虧損經營。報社就聘請了一個騙子，搞汽車拉力賽。無論是卡車還是轎車，只要出報名費就可以。組委會承諾在比賽過程中給與大力宣傳。所謂的比賽，就是從海口出發，一直沿海向北開，到達遼寧後再返回北京。最初的新聞發布會是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活動是中國人才報和中國記者協會聯合主辦。記協的副主席是唐飛虎，中國青年報的老記者。這個活動的關鍵是要取得公安部公路管理局（好像是這麼一個部門）的批文，這樣就能暢行無阻，而且所到之處警車開道。各地區警車接力。因為體育部主任畢熙東參加了新聞發布會，拿了一個大紅包，所以就要派人去。但是要跟著車跑多半個中國，很辛苦，體育部沒人去，他就找到了我。我不能不去，要是那樣，得罪了他，以後就不好辦事了，何況我還想撤了群工部，來他這裡呢。
果然受了很多罪。到達浙江境內的時候，騙子們還把中國記協的代表，一個處長打了。處長就離隊回北京了。我們也覺得很辛苦，也提出回北京，騙子們就答應了。給了我們每個人800元錢。算作辛苦費。大騙子說，可以給1000元，但是他特別喜歡「八」這個聲音（因為廣東話的八，是念「發」，發財嘛，吉利），就給了我們每人800元。中國記者協會是黨中央聯繫記者的紐帶，他們就是這樣做橋樑的。車隊最後回到北京，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勝利閉幕儀式和發獎儀式，畢熙東自然又去了，又是一個大紅包。
開始畢熙東讓我把稿子給經濟部，覺得汽車拉力賽不是體育，也確實不是體育。我跟經濟部副主任王安說了，他是著名的經濟記者。最高法院院長任建新（今年97歲，還活著）的女婿。任建新的女兒任紅是經濟部主任，比他大幾歲，90年代已經結婚有個兒子，王安非追不可，甘願當小三兒，男的小三兒。就離婚結婚了，後來生了一個遺傳有毛病的女兒。王安說：「你去採訪，搞清楚辦拉力賽怎麼掙錢，將來我也辦一個。」其實他讓我寫一個批評稿子。那樣的話，1999年我就只能自殺了，因為就是臨時性的校對的活也沒有了。所以中國也就根本不可能有記者，生存都不能保障。畢熙東後來問我稿子給沒給王安，我說了王安的觀點，畢熙東說：「那還真要慎重。」他也知道這樣的話，他的醜行就敗露了。我後來只是發了一個200字的短消息。
後來王安還是抓住了中國人才報的小辮子。這家報紙為了多收廣告費，搞了一個雙報事件，就是同一個版次出兩個廣告版，兩個商家都以為自己是獨一份的。事情暴露後，報紙解散。王安後來搞經濟藍訊週刊，批評了國務委員李貴鮮。副國級，僅次於張高麗的人物。上邊要查辦，但是徐祝慶也不敢處分，就是催他調走。一次在食堂，我還聽見徐祝慶問王安：「什麼時候調走啊？」王安後來去了中國保險報。
畢熙東不承認我是他同學，大約2003年，夜大同學舉行同學聚會，他去了，不通知我。我也就不知道。沒去了。要是去了，他怎麼解釋對我的迫害呀。可能是因為這次詐騙，群工部解散後，他才決定讓我去體育部幫忙。幾年後，王長安自殺了，寧光強找到他，他才讓我去青年體育報當臨時性的校對。
以我的經驗，不能輕易換地方，更不能辭職，那年頭，鄧小平揮手，全民下海，但是很多人經商失敗，最後也離了婚，年老多病，50多歲，就失業在家，每天喝點便宜的劣等酒，最後一個人孤獨地死在家裡。甚至出租屋裡。我被畢熙東迫害最痛苦的時候，也跟我小學時期的同學王雙起說過，他就勸我辭職。2007年我恢復上班，也買了房子，他又說：「你佔的地兒好。你畢竟沒有離開這個地兒。」就是說我畢竟是在體制內。但是當時要是聽了他的餿主意，就全完了。所以大主意要自己拿，別人可能會害你。
2000年春節中王長安自殺，之後，辦公室主任寧光強找到畢熙東，要求他讓我去他那裡。幾天後，畢熙東約我在報社6樓的咖啡廳見面，說「你去我那裡當臨時性的校對，不是正式的，我沒錢養活那麼多的人。」報社投資，他只是中層幹部，不存在自己出錢養活我的問題。他這是較勁，有意迫害我，也是記仇。
1999年9月，報社讓他帶人辦青年體育報，報社這邊已經宣布全員解聘，全員競聘。體育部的人，嚴濤、尹家和、只恆文跟著他，編務恩麗紅跟著他。剩下了馬年華、曹競、陳小川的姘婦劉靜和王長安。這之前的幾年都是我和王長安輪流上夜班，編輯體育版。我覺得自己留在這裡就完了，馬年華也沒跟我說他另外找人替我。
一次，只恆文在大家都在場的情況下，隔著很遠，在辦公室問我去不去青年體育報。我因為此前畢熙東給大夥買了手機。轎車，我什麼也沒有，對他很不滿，就藉機發泄：「不去，他老愛罵人。」這些人全是畢熙東的耳目。只恆文就要的是這種效果，我上了當。
因為畢熙東這個人志大才疏，什麼事情的細節都處理不好，寫稿子也是，差錯百出。那時候在社會上，讀者中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就更牛逼。到了什麼程度？一次他和老婆李榮華來報社辦公室，進不去，因為鑰匙在他的公文包裡，不知道是哪個兜。李榮華替他找，一時找不到，他就罵：「誰他媽設計的？那麼多的兜！」那一年北京的電話號碼升為了六七位，還不到8位數字。他每次撥電話都摁錯了。編務恩麗紅這種情況下趕緊從他手裡拿過電話號碼本替他撥電話。
尹家和的性格與畢熙東類似，嚴濤文化太低，只恆文認為這些人畢熙東都指望不上，而辦一張報紙需要一個很注重細節的人。他覺得自己和我有這種能力，就怕我也去畢熙東的手下。這樣一問，我不去了，而且讓畢熙東知道，以後想去也不要了。畢熙東就只有他一個人可用。果然，報社後來聘用他當畢熙東的編輯部主任。而此前多次討論他以後的出路，他都是找我私下談。
2000年3月，青年體育報已經出版了第一期，畢熙東也沒有通知我去上班，還是我找到他，他才說「你來吧，在建達大廈」。他會使用這樣漫不經心的方法顯示自己的權勢。群工部解散，周志春讓我找他去體育部的時候，畢熙東也是這樣做的。不具體約定時間，非要隨機碰上我的時候再說。他又不是天天上班，即使上班，也沒有准點兒，我就要多次找他，等他。那時候報社編輯部大樓要裝修，群工部的辦公室也沒有了，我這個喪家之犬就像要飯的，天天等著他。到處找他。
一張報紙，就像一個國家！中國青年報的版面分為新聞版和副刊，部門按照行業劃分，每個行業會給這個部門的記者、編輯好處。這個部門寫批評稿件就手下留情，甚至不寫。這些行業會發廣告稿件，美其名曰「軟性新聞」。發了，也給錢給禮物。
徐祝慶那一年取消了群工部。其實就是群工部還很廉潔，不是按照行業劃分，是為老百姓說話，受冤屈的老百姓那裡有錢送禮啊。
體育部那一年的版面增加了很多，除了新聞版面，還有幾個體育週末：休閑娛樂、健身、國際體育。因為當責任編輯動輒得咎，畢熙東橫豎都要罵，誰也不敢干。休閑娛樂給了我，本來是給馬年華的，但是畢熙東剛剛打過馬年華，他賭氣不干。國際新聞給了《青年參考》的高鑫誠，健身給了尹家和。他是畢熙東的親戚，畢熙東不罵他，不真罵。
每編一個版面有固定的編輯費，比如100元。但是畢熙東說：「我不能全給你，我的人還沒有活干呢，全給了你，他們要罵我。」他就扣了一半。本來是他們不幹活，反而變成了我搶了他們的活。我就被扣了一半的編輯費，也就是獎金。本來馬年華是這個版面的編輯，錢都會歸他，畢熙東不會扣他的；我干了這個活，他就少掙了錢。他就記了仇。
還有一次，畢熙東對我說：「這個月的獎金髮虧了，你的先交回來，重新發時候再給你。」400元給了他，此後也沒了消息。我也沒敢要。那樣的話，他就更要報復我。
只恆文就喜歡登廣告稿子，報社這邊拿稿費，那邊還要給一筆大錢。那時候中國已經有了許多的廣告公司，某單位要是辦活動，可以把錢給他們，他們再找記者發稿子。這是只恆文的最愛。一次所謂的勞動，掙兩筆錢。他的稿子一般都是健身方面的，應該給尹家和，但是他都是找我。我的版面側重體育文化和娛樂性，他的稿子不適合我，但是非給我。我的好稿子，畢熙東經常罵。甚至當面給廣告處打電話，要一些廣告稿子佔版面，把我組織的稿子槍斃。可是只恆文的爛稿子他從來不追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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