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大勇 叫做「我鄙視我所做的事情」(圖)

知錯能改磊落坦蕩，雖然曾經做過壞事，卻比那些即使從不作惡但對惡行熟視無睹的「好好先生」都要令人尊敬百倍。（看中國製圖）

有道是「人最難認識的就是自己」。而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乃至卑鄙，能夠勇敢地公開表達對自己的鄙視，則更是難能可貴。

二次大戰期間，佐藤是個狂熱的「忠君愛國」份子，他響應政府號召，像忠實的獵犬一樣四處奔波，鼓動左村右鄉的村民參軍，對華對美作戰，為天皇為國家盡忠。然而到了戰爭後期，隨著戰事的失利、參戰村民戰死的消息不斷傳來以及美軍投下的傳單等影響，他漸漸醒悟，在美國向廣島投下原子彈的第二天，他沐浴更衣，召集村民到村前的空地上，面向全體村民下跪謝罪，痛心疾首地說：我有罪！我原以為我做得對，現在知道了，我其實是鼓動你們的孩子去送死、去別的國家殺人。我痛恨我過去的言行，我鄙視自己，我沒臉再活在這個世界上！說完，他抽出別在腰間的尖刀，脫掉上衣，當眾剖腹自盡。

臺灣學者柏楊將中國幾千年沉積下來的文化糟粕形容為一個大醬缸。這樣的形容頗受爭議但不無道理。醬缸文化的一大特點，就是死不認錯——既然大家都在醬缸裡，都被醬缸所浸染，那就誰也別嫌誰不乾淨，如果隨波逐流做了什麼錯事壞事，也要大家一起分擔，作為個人，由於大家的分擔，這個錯事壞事就會化為沒有。所以，我們無數次地看到，人們一哄而上行惡，即使事後知道自己做了壞事惡事，也很少有人站出來自我否定自我解剖自我鄙視，反倒是自我狡辯自我開脫自我安慰的人俯拾即是。

當然，無論天空污濁還是清明，任何時代任何社會，良知是不會永遠沉默的，它總會促使一些人勇敢地擔當勇敢地直面自己。

1970年，16歲的張紅兵因為母親在家裡說了幾句對文革不滿的「反動言論」，向派出所告發，並最終將母親送上刑場。30年後，他痛心疾首地反省文革反省自己，痛罵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禽獸不如」，並勇敢地將自己的懺悔公之於眾。在鄙視和痛恨當年的自己的同時，他對那場浩劫的總結也許更值得我們記取：「在自己和親人經歷過無數的艱難和坎坷，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和淚的代價之後，我才大徹大悟：動聽的說教，神聖的祭壇……是毒害青少年和兒童的精神鴉片！」

古語有云：知恥而後勇。敢於面對自己的錯誤，並且將自己身上的污跡公開展示以警醒他人，這樣的人比從不審視自己、死不認錯、永遠自我感覺良好的人高尚百倍。兩者的差別，一個是勇士，一個是懦夫。

任何人都難免會犯錯誤，區別高尚和卑鄙、勇士和懦夫的標誌之一，就在於面對錯誤的時候，是鄙視曾經的自己還是麻木不仁、心安理得。

凡是心存良知的人，都不會放任自己的惡行。有人做了一個很好的比喻：這個人在污水中隨波逐流，忽然碰到了什麼東西，低頭一看，腳上踩的是什麼呀？這麼骯髒！於是他大叫一聲「老子不幹了」，奮力向岸上游去。

然而，永遠「心安理得」的人，為人做事是不會回過頭來審視的。他們在污水的裹挾之下，興高采烈地隨眾漂浮，當事後被告知身上沾滿了污跡時，他們會為自己辯解說：我是被動的，大家都這麼做，我只不過跟著大家揮了揮拳頭咆哮了幾句，如果有錯也是眾人的錯，我個人為什麼要承擔責任呢？

無視和逃避責任，凡事千方百計為自己尋找藉口優哉游哉心安理得的人，其靈魂是卑微可憐的。

幡然醒悟，「我鄙視我所做的事情」，高喊「老子不幹了！」——這樣的人知錯能改磊落坦蕩，雖然曾經做過壞事，卻比那些即使從不作惡但對惡行熟視無睹的「好好先生」都要令人尊敬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