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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現代世界與天安門屠殺(圖)

 2019-06-04 10:2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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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現代世界與天安門屠殺
共產黨滅亡之際,中國將如鳳凰浴火重生!(Adobe Stock)

【看中國2019年6月4日訊】人類的「現代世界」從什麼時候算起?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認為從1919年5月29日那天開始,也就是說,到幾天前為止,整整100年!在中國天安門屠殺30週年之際,有必要回顧現代世界的百年教訓,重新審視應該怎樣面對中共這個越來越囂張的巨獸。

約翰遜在他那本巨著《現代時代》(Modern Times)中,所以把5月29日定為現代世界的開端,因為那一天科學家拍下的日食照片證實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從而結束了主宰人類200年的牛頓宇宙學。

相對論跟現代世界有什麼關係?約翰遜認為,本來這是科學領域的理論,提出時間、空間等概念是相對的,但知識份子卻把這個理論迅速引入到社會學、政治學,文學藝術等領域,強調什麼都是相對的,甚至道德、善惡標準等也變成相對的,於是沒有了絕對標準,從而出現今天被稱為「左瘋」的那些西方烏托邦幻想,更有共產主義邪惡的興起。結果20世紀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災難的世紀,造成的大眾死亡超過之前19個世紀的總和!

「歷史沒有不可避免的事情」

約翰遜認為,三個人是罪魁禍首:愛因斯坦(相對論被濫用);弗洛伊德(什麼都是潛意識和「性」解釋,顛覆了正常良知);馬克思(他創造的共產主義邪惡理論被實踐)。當然,三者中最大禍害是共產主義,它造成一億人死亡。現代世界的百年重要教訓是:在共產主義興起時,人們對它缺乏清楚認知,甚至錯誤判斷,沒有把它消滅在萌芽狀態。約翰遜說,他的《現代時代》這本書的中心主題之一是:「歷史沒有不可避免的事情」。

共產主義可以避免嗎?當然可以!如果西方及時干預的話,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其實並沒有成功的可能:一直到蘇維埃政權建立14月之後的1918年底,在俄羅斯的領土上,還有18萬外國軍隊(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義大利,捷克的等),當時是作為打敗沙皇俄國的協約國部隊進入俄羅斯。另外,還有反對布爾什維克的30萬俄國白軍。按約翰遜的說法,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列寧趕下臺」。但是當時「多數西方人認為布爾什維克是不擴張主義者,打算建立一個軟弱的、具有國際主義胸懷的俄國。」而反布爾什維克的俄國白軍卻被認為是沙皇的餘孽,是反動勢力。

當時幾乎沒有西方政治家清晰地認識到,一種非常邪惡的紅色勢力在崛起,一個非常可怕的共產國家模式在出現。只有一個人例外,就是後來做了英國首相的丘吉爾(當時他是軍需部長)。

共產黨是「大猩猩」和「傷寒菌苗」

丘吉爾早就看出列寧的紅色政權對世界的威脅。他用了兩個詞形容布爾什維克:1,大猩猩;2,傷寒菌苗。也就是共產主義者不是人類,他們是野蠻的動物;而且像傷寒菌苗,被傳染到就會暴病、死亡。

丘吉爾瞭解到,布爾什維克政權是用暴力建立、用恐怖手段維繫的。列寧早就說過:「就原則而言,我們從未放棄恐怖,而且也不可能放棄恐怖。」當年俄國沙皇的秘密警察和警備隊,最多時是1.5萬人,而列寧的契卡(行刑隊和克格勃)三年之內就擁有25萬正式人員。僅僅1918年下半年(蘇維埃建立8個月之後)契卡就處決6000人;1919年處決1萬人;1920年處決了5萬人。列寧的報紙說,我們要讓敵人血流成河。事實也是如此。任何人隨時都可能被契卡認定是敵人,然後就被槍決。

列寧最崇拜的不是馬克思,而是法國大革命的羅伯斯庇爾們。馬克思預言共產主義首先在富有國家發生,說資本主義拉大貧富差距,窮人會因不滿而起來革命。但列寧卻選擇在非常貧窮的俄國發動了革命。就像法國的馬拉、丹東們,引領窮苦農民和暴民進城造反,把國王路易十六和皇后送上斷頭臺。列寧曾說,他的俄國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延續。蘇維埃要繼續的是斷頭臺那種以恐怖、以人民名義濫殺無辜而維持的暴力統治!後來毛的革命,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北韓的金家王朝等,都是這樣干的。

丘吉爾雖然認識到共產主義崛起的恐怖和危害,但他當時也沒有拿出解決俄國問題(幹掉列寧們)的方案。因他勢單力薄,西方政治家們不聽他的,對紅色蘇維埃是怎麼回事不清楚,甚至有幻想。更不要說,當時西方就有同情法國大革命的那種左派們,他們對打土豪、分田地的均貧富、平等都很著迷。即使到今天,在美國要選總統的左派民主黨的桑德斯,還公開主張社會主義,他當年的婚禮蜜月特意去了共產蘇聯;另一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紐約市長白思豪的蜜月是在共產古巴度過的。在兩天前的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20多名)的加州造勢大會上,當有人說「社會主義不適合美國時」,竟被全場6000名民主黨支持者的噓聲淹沒。

約翰遜所說的「歷史沒有不可避免的事情」是指,本來列寧的共產政權可以在一開始就被滅掉的,但由於人們的無知,尤其是西方政治家們的誤判,而導致俄國革命得以倖存發展。尤其不可原諒的是,人類已有過法國大革命那種以「斷頭臺」為標誌的殘忍和恐怖,還不能看清列寧們的「法國大革命升級版」的本質,實在是「現代世界」百年歷史的最慘痛教訓和悲哀之一。

假英雄、假將軍、假基督徒張學良害死中國

中國知識份子常說,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馬列主義。俄國的「傷寒菌苗」傳過來,中國立即出現毛澤東等「大猩猩」。1917年列寧革命之後四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本來也可以在萌芽狀態把它鏟除,但孫中山的聯蘇、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左傾政策給了共產黨壯大機會。後來的研究證實,孫中山在理念上就是一個共產黨。所以他至今仍受中共推崇,毛澤東讚美孫中山是「革命先行者」。孫死後,蔣介石採取了一個重大歷史「糾正」動作,即被稱為「412政變」的大規模清黨,把共黨勢力趕出國民黨;由此推遲了中共的發展與坐大。

如果說1927年的「412」是蔣介石對共產黨認識最清楚、動作最利落果敢的一次鏟除,那麼九年後的西安事變,則是蔣介石對共產黨採取的最妥協、最鄉願的一次歷史敗筆。這個敗筆把中國葬送進共產地獄。

當時國民黨軍隊有30萬,中共紅軍只有3萬,完全可以把共軍滅掉,但西安事變被所謂和平解決,蔣被釋放後,他不僅沒有繼續剿共匪,反而把毛的紅軍納入國民政府編製,給予軍餉(出現所謂八路軍、新四軍的建制)。蔣根本沒有明白,張學良們決定放他,不是出於仁慈,而是莫斯科的壓力:斯大林認識到,如果蔣介石被幹掉,中國群龍無首,日本軍隊會更快打到俄國,影響蘇聯的利益。所以斯大林嚴令毛澤東、周恩來們必須釋放蔣介石,就是想利用蔣的領導能力盡量對抗日軍、消耗日本國力,以避免日軍打到蘇聯、與希特勒的攻俄德軍會合——那是斯大林的噩夢。

西安事變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張學良救了紅軍,讓危在旦夕的中共得以存活、壯大,所以周恩來們一直把張稱為「千古功臣」。這次歷史轉折主因是張學良投共,後來中國披露出的史料證實,張早已是共產黨員。1991年5月,張學良被軟禁50多年後首次被解禁出國,到了紐約,當時我與劉賓雁等多位東北老鄉去見張,談了近3個小時,那次他還歌頌周恩來,甚至為剛發生兩年的中共六四屠殺辯護。他死後,我寫了上萬字的《張學良糊塗死了——假英雄,假將軍,假基督徒》,蓋棺論定這個幫助中共、毀了中國的助紂為虐者。

按照約翰遜的「歷史沒有不可避免的事情」的概論,中共坐大不是歷史必然。如果蔣介石不用張學良剿匪,如果西安事變後全力滅共,毛澤東們就會被消滅。如果說共產黨崛起是歷史必然,那麼在臺灣,共產黨怎麼就沒有得逞?在華人佔76%的新加坡更是完全沒有機會。更不要說在美國,在英國,在法國,在西方世界,共產黨根本沒有掌權、獨裁統治的可能。

西方的「中國通」很多是「中國不通」

到了國共內戰時,共產黨已有了一百萬軍隊。還有一個因素,導致中共得勢,就是美國等西方再次展示了像面對列寧的蘇維埃崛起時那種天真和幻想。當時美國國務院中很多親共派,尤其學界,漢學家鼻祖的費正清把毛澤東視為中國的希望,把國民黨仇視為守舊勢力。當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很多是費正清的弟子,不少在國務院任職。所以,在國共內戰時,美國的政治家沒有充分認清毛澤東們的大猩猩本性,沒有全力支持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直到1989年中共的天安門大屠殺,費正清才哀嘆,他對中國問題看不明白了。其實他們這些所謂的「中國通」,很多都是「中國不通」。

費正清去世前終於明白了。這位被視為美國「中國問題專家中的專家」的哈佛教授的最後一本著作取名《中國新史》(China:A New History),這個「新」字,意味他過去寫的是舊想法、糊塗史。他在「新史」中承認,如果沒有日本侵略和毛澤東的革命——「在鄉間奠定了新的獨裁勢力」,當時的中國在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領導下,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

費正清的所謂現代化的標準,對當今中國共產黨政權來說,實在太低了。因為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經濟對外開放,國力迅速提升,目前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誰導致中國開始富有?共產黨自誇是他們的鬆綁政策。但只從基本邏輯上就證明過去捆綁是不對的、是錯誤的;如果從來不綁,中國人早就發財致富了。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說過,華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細胞。

美國「麥當勞必勝」理論的失敗

再一個原因,就是得到西方的幫助,尤其是美國。中國過去三十年與美國的雙邊貿易,從來都是順差,去年高達3750億美元,相當臺灣35年軍費開支。中國一年從美國獲得的貿易利潤,就相當中國年度軍費開支(全球第二高)的1.5倍以上!在美國福克斯電視的「社會主義 Vs.資本主義」的節目上,經濟臺主播說,是美國養肥了中國。

為什麼美國容忍跟中國的不公平貿易?還是想法問題,認知問題。就如同當年丘吉爾的同事們對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有幻想一樣。在中國開始崛起的八十年代,美國學界流行「麥當勞必勝」理論,認為「中國人吃的東西(漢堡包)跟我們越來越像,他們就會越來越像我們。」《紐約時報》的左派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對這種「模式」有個形象說法:更多的中國人開始喝美國「星巴克咖啡」了,當人們的咖啡選擇多於領袖選擇,政治變革則不可避免。

美國的商界、學界,包括政界領導人等,多數都傾向這種模式,期待中國自然和平演變。從八十年代的克林頓總統(執政8年),到布希父子(執政12年),再到川普(特朗普)前任的歐巴馬八年,長達28年的美國對中國政策基本都在這個軌道,即「星巴克、麥當勞」的美式咖啡漢堡思維,或者說一廂情願。這也是美國當年不附帶人權條件就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原因之一。(附帶說一句,當年我主張應該附帶人權條件,跟不少中國民運人士打了筆仗、辯論。)

但天安門屠殺30年了,中國喝星巴克咖啡的人劇增,幾乎所有中國人都喜歡西方的名牌產品,但卻再也沒產生八九民運那樣的大規模抗議,因為中共有了經濟實力,更嚴酷鎮壓,更加專制,甚至要用他們的經濟實力向全球擴張(一帶一路等)。中國很多文化人也更因國力提升而增加國家主義、義和團心態,認同共產黨的強國意識形態。看看中國電視主播劉欣最近在美國節目上的表現就能明白:她說一口流利的英文,裝束得體,颱風也不錯,但一開口就展示,她腦袋裡裝的是地道的中共軟體。

川普當選不亞於二戰諾曼底登陸

美國2016年的總統大選,川普當選,不僅對重建偉大美國,甚至對改變中國(對抗/制約中共勢力)都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轉折點。它的重大意義,不亞於當年美國宣布參加二戰抵抗納粹等軸心國,不亞於再有幾天就是75週年的諾曼底登陸。川普不僅兌現所有諾言,還重建偉大美國和世界秩序;他決定與中共政權打貿易戰,不僅是經濟,更是全面遏阻共產大猩猩、中斷美國前總統們養虎為患的愚蠢政策。

中共老虎已被養肥,但還是紙老虎,沒有真正能與西方對抗的實力:按經濟比例,全球80%的經濟力量在自由國家手裡。美國人口佔全球4%,但美國GDP(去年超過20萬億美元)佔全球24%以上;全球近90%的軍事力量在自由國家手裡。美國去年軍費佔全球36%,是排在其後的全球七大國(中英德法日印和沙特等)總和,是中國的3倍以上。川普總統要打造更強大美軍,美國核動力航母群已有11個,全球最多,川普還要再造兩個最現代化的(已開工)。據瑞典國際和平研究所,去年全球軍費開支是1.8兆(萬億)美元,川普總統決定投資1.5萬億美元全面更新美軍,包括建太空軍。川普總統決心用實力來實現和平。

與此同時,中共也在迅速擴張軍力。但邪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邪惡沒有認知、無視邪惡的存在、沒有勇氣對抗和擊敗邪惡。川普總統的當選,美國軍事、經濟的重建與強大,尤其是對抗20世紀道德相對論的保守主義價值的回歸,都預示,川普是一位清楚認知共產大猩猩本性的當代丘吉爾,是敢於承擔道義責任打贏冷戰的男版撒切爾,是放大版的更勇敢的里根!

「當今中國倒退到不如百年前」

六四屠殺30年過去,美國資本養肥了中國的硬體——高樓大廈、世界名牌、一流的網路科技、電腦、手機等等。但其軟體——人的頭腦、思維、道德、責任、反抗專制意識等等,倒退到不如30年前的地步。

93年前的1926年,段祺瑞政府殺害了兩個學生,魯迅先生寫了《紀念劉和珍君》,憤怒到認為,簡直不是活在人間。但起碼,事後段祺瑞跪在劉和珍遺體前道歉。而當今中共政權,殺了千百個無辜學生市民,不僅沒有一個字道歉贖罪,反而抹殺血寫的歷史,既不承認、更完全不允許悼念。政府倒退到不如百年前!何等悲哀的中國!

30年前20幾歲的學生們在為爭取自己的自由跟中共抗爭,30年後的今天,一個留學美國的年輕女孩要做香港人,認為自己不屬於中國,就遭到中國學生圍攻、霸凌到甚至有人叫囂「任何人反對我的最偉大的中國,不管在哪裡,都必須被處決(must be executed)!」中共已經往中國人的血液裡注射進多麼毒性的思維。

共產黨不只在國內鎮壓、毒化中國人,而且對外擴張侵害世界。大量事實已證明,中共不僅海量盜竊西方先進科技,更用盜竊來的技術、不平等貿易所獲暴利,全方位地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甚至在言論自由領域,大舉進攻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更別說港臺等地。在六四屠殺30週年前,推特封掉了數千個反共人士賬號,可見中共這隻美國餵養起來的大猩猩已經開始肆虐世界!自由世界再任其下去,中共完全可以成為比納粹更可怕的野獸。

我們有敵人!中共是超過想像的邪惡

值得慶幸的是,在如此關鍵的歷史時刻,美國出現了一個川普總統;他和他的內閣,終於認清了中共這個大猩猩的本質,明白了中共要顛覆整個自由世界的野心。在獨裁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尚完全無法跟美國相比的今天,扳回這個局面,摧毀那個邪惡政權仍不僅有可能,而且是必然。

自由必勝是歷史潮流,之前的世界災難都是由於善良人的認知不清。一旦認清邪惡的性質,人的本性一定是要為自由而戰,中國不會例外。

今天的戰爭首先是信息戰。做為自由人的我們,最重要責任是要改變劉欣們頭腦裡的共產軟體。這是一場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的戰爭,我們不是能贏,而是我們必須贏!否則世界將無寸土自由。

30年後反省89民運,通過《現代時代》所展示和分析的世界歷史,可以清楚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場運動的失敗不是必然的!如果從一開始就對中共本質有清晰的認知,從一開始就不是要改革中共,而是要推翻它,以當時全國民眾的聲勢、陣勢,推翻共產黨完全有可能!

中國人不是因為站起來被他們殺了,而是因為在大會堂們前跪下去,才被殺了。因為中共清楚了你自己認知的身份——它的臣民、它的奴隸。

在中國六四大屠殺30週年之際,我們必須清醒地認知,我們不僅有敵人,而且面臨一個邪惡程度遠超出所有人想像的敵人。認知的正確與否,是成敗與否的全部前提!這就是《現代時代》描述的百年歷史給我們的最重要警示!

2019年6月3日於美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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