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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碎「中國夢」的五反慘案(圖)

 2019-03-19 02:5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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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中共的「五反」運動清晰標示中共的真正反動——逆歷史理性而動。
1952年中共的「五反」運動清晰標示中共的真正反動——逆歷史理性而動。(網絡圖片)

1952年中共的「五反」運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經濟情報),以工商業主為靶標,狠狠擊碎「中國夢」,清晰標示中共的真正反動——逆歷史理性而動。

由於中共至今不認同普世價值(視為萬萬不能走的「邪路」),拒絕意識形態與世界接軌,「五反」仍列重要政績——

這是建國後(中共建政)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一場重大的階級鬥爭,它的勝利,鞏固了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開始建立工人監督生產、參與管理的制度,為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百度百科) 

被記錄的罪惡

臺灣一份資料(1961)

當初被共匪重視的民族資產階級、被共匪拉攏的大陸工商界,在這次「五反」運動中,一舉而被圍剿,才開始嘗到共匪的滋味了!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頻傳,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早已禁上發售,故欲求安臥而死,亦不可得。法國公園與兆豐公園樹叢中,經常懸屍三五人不等,馬蹄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掃而空。

廣州街頭亦常見橫屍。某客清晨坐上三輪車,向車伕驚述剛剛看見兩具血屍,車伕笑答:「兩個算什麼,我經過惠愛路時,怕不躺著有十幾個?!」

劉鴻生 榮毅仁 盧作孚……

毛澤東譽為「覺悟的資本家」的劉鴻生(1888~1956),不到兩年,除了兩家工廠落入「人民」之手,感覺日差,1950年底化裝逃亡,中途被捕;因有「覺悟資本家」招牌,先行軟禁;1951年2月「五反」下獄。

申新紗廠暨「麵粉大王」榮毅仁(1916~2005),被控「非法得利」、「與美帝藕斷絲連」、「逃稅」、「反動」……日子難過得很,根本不知後命。

對航運業貢獻巨大的盧作孚(1893~1952),1950年率19艘船從香港投共,全國政協委員、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2年2月5日,「民鐸號」觸礁沉沒,被指「階級敵人破壞」;8日民生公司「五反」動員大會,會場標語「歡迎盧總經理老實交待」!盧秘書揭發盧總向公股代表發射「糖衣炮彈」——宴請、看戲、洗澡。當晚,盧作孚在重慶安眠藥自殺,留囑歸還「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1]1953年,毛澤東假惺惺將盧作孚列為民族工業不能忘記的四人之一。

一套短衫闖上海灘的鄧仲和(1904~1983),已實現「中國夢」——擁產數百萬美元,遭《解放日報》點名批判,家財抄沒,工廠接管、公司改組、本人入獄。1948年,鄧仲和以萬兩黃金從英商手中購得外灘匯中飯店,此時家屬向行人拍賣刀叉、桌椅。

前招商局經理胡時淵被捕,其長江輪船公司遭清算。前虎標永安堂上海分行經理胡桂庾被捕……

空降兵

中興煤礦常務董事長唐在章,風燭殘年的老人,交出中興貿易公司財產。檢討會前,老人冷靜安排後事;會後,乘電梯上聯合銀行辦公室,遺囑留桌,開窗跳下。

五反進入高潮,南京路老介福綢緞莊、北京路新昌五金號等經理均「畏罪自殺」;西藥店經理羅某,罰跪靜安新村弄堂口(罪名「非法得利」);金城銀行兩位經理殷紀常、鄭翼如,跪著辦公。殷紀常跳樓,仍不放過,殷家被抄,家人被捕。至四月底,上海市府宣布全市「五反」待決犯七萬餘。

1952年,資本家之所以選擇跳樓而不跳江,乃投江不易找到屍體,否則家屬會遭種種麻煩,甚至入獄。

那陣子,上海市長陳毅每天一進辦公室,第一句話:「昨天又有多少空降兵?」

嚴防措施

四月中旬一天下午,上海靜安寺路附近四人跳樓。中共只好採取措施:1、公園及僻靜之處,派兵巡邏,不准停留;2、黃浦江邊站崗,偏僻處扎上竹籬;3、高樓頂站崗,三樓以上窗戶必須安裝木柵或鐵絲網;4、沒收自殺者所有財產。

動員家屬監視,發動群眾防範。凡重要目標,寸步不離,「雖寢食便溲,亦不放鬆。」

兩樁血案

1952年3月底,上海棋盤街著名桂圓店鼎豐號,張老闆坦白三次,店員(有的沾親帶故)仍逼他「徹底坦白」。恰張老闆生日臨近,備席兩桌,除全家與十餘名員工,還邀來主持「五反」的幹部。幹部一見酒席,避嫌欲走,全體員工挽留,張老闆聲明「明天一定徹底坦白」,或者宴畢立即坦白,幹部這才坐下。美酒佳餚,觥籌交錯,張老闆閂上店門。不久,聲息漸微,竟至寂然。翌日,鼎豐號十時尚未開門,鄰店報警而入,全體歸西,張老闆下了劇毒。慘案轟動上海灘。

廣州「五反」比上海慢半拍。永漢南路汽車修理廠生意日衰,入不敷出,老闆邵達祥準備關歇,政府不准。積欠員工三月薪水,員工(均為叔侄親戚)大噪,借「五反」投訴邵老闆逃稅漏稅,定於5月23日晚鬥爭大會。邵老闆想想一直聘用照拂親戚,得如此回報,22日深夜提五磅重錘連砸五名熟睡員工(邵松、邵均、吳增、蘇華、蘇沃),個個一錘完活,最後自砸,一案六命,上了香港《星島日報》「廣州專訊」(1952-5-26)。[2]

1952年10月25日,中共宣布五反「勝利結束」,但毛指示「一定要在運動中殺幾個做樣板,用來教育群眾」。1953年2月28日,上海槍斃了大康藥房老闆王康年(1924~1953),「罪行」均為職工揭發、自己招供(刑訊之下求速死)、報紙渲染。抄沒大康藥房所有資產,其兄被逐、其妻自殺。[3]

結語

文革後,中共被迫悄悄復辟私有制,但堅持「中體西用」——經濟半西化,政治仍赤化。中共「堅持馬列不動搖」,但外企私商都怕歷史重演,共產黨一日不易幟更名,外企私商便一日難寧,達摩克利斯劍畢竟高懸。近年,習近平高調「初心」,私有財產又未宣布「神聖不可侵犯」,外企私商只能包不離身,時刻準備著……

【註釋】

[1]陳冰:《盧作孚生死之謎》,載《新民週刊》(上海)2005年第26期,頁52~54。
[2]亞洲聯合通訊社資料室:《共匪四十年來之罪行》,亞洲聯合通訊社(臺北)1961年,下冊,頁549~557。
[3]《抗美援朝中的「奸商王康年」冤案真相》201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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