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圖片來源：看中國）
我和邱原先生相識於1956年12月四川省第二次文代會上。他曾在大會上作過有關電影與戲劇創作方面的發言，給我留有較深的印象。他的電影文學劇本《青蛙少年》曾柀收入《四川優秀戲劇集》。由於工作和見解關係，「整風反右」前，我們經常聚集在茜子（本名黃獅威，又名陳謙），《草地》文藝月刊編輯）家談論時政和有關文學創作問題，大家觀點鮮明，直言無忌。後來這個聚集的地方被羅織為「反革命‘裴多芬俱樂部’」。其實就這麼幾個愛好文學的小青年聚一起談淡文學創作，對現實生活中所見不平發發牢騷而已，此乃人之常情，竟不想惹下包天大禍，使年青鮮活的生命連同才華埋葬土中。
邱原先生從外表看像個山東壯漢，身材魁梧大頭大臉，閃灼的雙眼能看到三尺厚地下所埋藏的東西，那直達耳腮青乎乎的胡楂又顯示出男人的陽剛之氣。其實他是個道道地地的成都人，一個有獨立見解從不人云亦云的文人。1949年前就讀於四川大學，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薰陶，對國民黨政權極為不滿，常寫文章給予無情抨擊，曾列入黑名單為特務追捕對象。
爾後他用狂喜熱淚迎來了鮮花明媚的「翻身日」，投筆從戎走上了革命道路。但不久他發現這個「革命」說一套做一套，南轅北轍大相逕庭，開始有不滿言論，在「反胡風運動」中即遭肅整，被關押審查，大小會批判鬥爭，自此失意入，常有奇談怪論。觀點一針見血，剖析深刻。他直指時弊鞭撻入裡，縱是今日來看也十分超前和有價值，不愧是抗暴反殘的先知先覺者。
他的「反動言論」散見於四川省委宣傳部和省文聯編輯的「右派言論」和某些「朋友」為洗刷自的「反省檢查交代」之中，這裡僅將我知道、聽道、看到的擇其重點，作如下介紹。他有如下的一些言論：
「官僚主義產生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本身，不是作風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的終身領袖制度，是個人崇拜的根源。布達佩斯的知識份子上裴多菲俱樂部原是出於不得已。因為在拉科西統治下知識界一片荒涼，又不准自由討論，逼得他們去那裡，因為只有那一小塊地方有民主自由氣氛。」
「文學藝術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始於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活》，如果不打破這個框框，中國永遠不會有創作自由和真正的文學作品。」
「文聯和作協本應是作家藝術家的群體組織，不是上下級關係，更不是埋葬思想自由的地方。而現在的作協、文聯是共產黨的衙門，是整人和強制改造人思想的地方。思想是不能改造的。思想是人類生而據有的東西，就像天賦人權一樣。」
「黨委要退出文學創作藝術部門，讓作家、藝術家自由自在地創作，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文學沒有黨性，只有人性。黨性強化教條，人性潤育藝術。《三國》《水滸》《紅樓夢》是靠黨性寫出來的嗎？」
「毛主席就是個帝王，他自己寫的《沁園春》就表白得十分清楚。他獨斷專橫，指鹿為馬，說高饒是反黨集團就是反黨集團，說胡風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
「我認為黨報上刊登的那些光明面全是假的，陰暗面才是今天社會的真實。領導無論作什麼報告總是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的關係’。1955年‘肅反運動’整錯了那麼多好人，成績還是主要的。共產黨最大毛病是錯了不認錯，耍霸道。」
正因為他的觀點立場和客觀現實格格不入，被劃成「極右份子」，本應送「勞動教養」，但他聰明，不相信通過「思想改造」和「勞動鍛練」可以重新回歸「革命隊伍」的鬼話，堅決要求自謀職業。此後鎖喉禁聲，離開文聯以刻蠟板度日，混跡市井。沒有想到他逃過了1957年的懲罰，卻沒有逃脫「十年文革」的血腥，竟壯烈慘死於1974年天明前夕的成都寧夏街市大監。
事情是這樣引起的。茜子1957年12月30日因被指控參與組織「反革命‘裴多菲俱樂部’」，判處5年有期徒刑，送到成都天回鎮大灣成都動力機械廠勞改，刑滿後仍不許回家，留廠就業繼續強制改造，致使家庭破裂。1967年趁「文革」動亂之機，茜子逃到成都市，找到以刻蠟板和畫像為生的邱原聲淚俱下地說：「我們這一生何曾反對過黨，只不過發發牢騷而已，共產黨卻往死裡整，老子現在簡直活不出來了，決心跑到國外去反對它，你得幫助幫助我。」
邱原是位為朋友事願兩肋插刀的人，當即拍著胸膛表示支持，給錢給糧票。茜子企圖從新疆後出境未果，又轉到上海想泅渡到公海再爬上外國商輪，當然更是痴心妄想，最後潛入山西一個縣的煤窯裡挖煤度日。不久全國對茜子發出紅色通緝令，很快將他抓捕歸案，邱原作為支持「叛國集團」的幫凶也啷璫入獄。
公安部門立即對他採取刑訊逼供和誘供，邱拒理抗辯死不認賬，最後只好將其單囚一室，並經常侮辱其人格。邱原是個天生的硬漢子，個性極強，有「勿自由寧死」的風範。獄吏曾脅迫他說「只要你交代出同夥，我們可以立即釋放你，如抗拒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條。」在生與死的兩條路面前，在保護朋友和出賣朋友的人格考量下，邱原選擇了拒決招認的絕路。
在小監裡你想死也死不了，沒有毒藥，沒有利器，沒有繩索，連褲帶也被獄吏收去，除此防範極嚴，每隔兩三個小時就有人巡視。為了保護朋友，他立意翻新，將吃飯用的一隻竹筷在地上磨尖，然後在一個風雨如磐的夜晚，他蓋著被子躺在床用手摸著股動脈，咬牙對準跳動的血管舉起磨尖的竹筷用力插去，插進去後再用力不停攪動，直到鮮血汨汨外流時才蒙頭睡去。
這種死不但需要勇氣決心，還需靜若止水的毅力，不然死不下去的。到底這種死是種啥滋味無從得知。北大右派學生宋林松先生在「十年文革」中為了不受辱也選擇此法自殺，所幸被人發現而活了下來，將其過程移植在此，到是個很好的解答。
宋林松說：「我已受了10年的屈辱，再也經不起進一步的作弄了。有如癌症患者已被癌痛折磨得奄奄一息，豈能再挨。南宋高僧的偈語‘他從東方來，我向西方去’，也給我以引導。為了維護做人的尊嚴，我只能選擇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決定之後即寫出了離婚申請書，交代了後事——給諸位添麻煩了，不必留骨灰，此時心情到格外平靜了。當時物理所已死了七八人，滿佈暴戾殺戮之氣，防範也十分嚴密，我必須隱蔽些以免畫虎不成反類犬，招致提前批鬥。夜深人靜時我把棉被理為長條狀擋在床沿以免血流下地被發現，先用剃鬚刀片（孰料斷裂了）後用剪刀，在以死抗爭的心態下竟一點也不痛。開始時有如聽到埋在牆壁裡的自來水管中潺潺的流水聲，後來就糊塗了。大概是作了垂死掙扎吧，把腳頭的棉被蹬下了地，僥倖得很，恰有同室舍友起床如廁，發現了半拖在地的被子，把我送往了醫院。事後他們說我的右側頸總動脈已斷裂半厘米、還只剩一邊連著點皮，估計是我的頭無力下垂後，斷裂處又被蓋住了，才沒有流光血液，不過到醫院時已測不出血壓，真是又一層的僥倖。」
第二天早晨待獄吏發現時，邱原仰睡血泊中已悄然長逝。後監獄通知他妻子張天秀來領取遺物，那床血跡浸透的被蓋重達幾十斤。張天秀拿著血被去錦江河沖洗，使半河水都染成了紅色。這樣的死有如項羽自上吻於鳥江，又如一隻猛虎鬚中萬箭而兀立山頭，不禁使人想起宋代詩人李清照的詩：「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此詩，於他當之無愧。
邱原兄安息吧！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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