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類新聞工作者(圖)

《消失的檔案》記錄片（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看中國2017年5月23日訊】還記得當年報考大學的時候，申請表格上填寫的第二志願就是新聞傳播。年紀很小便喜歡上看報紙，一直都覺得，新聞記者是一門很有意義，也很有挑戰性的工作。雖然最終沒有當上記者，但一直對新聞從業員都很敬重，特別是跑前線的記者。

每年從國際特赦組織及無國界記者公布的報告，得知繼續有前線記者因為工作關係而殉職，又有記者因為發掘真相深入極權鐵幕國家犯難被捕，或者有當地記者因為觸及禁區而受到政治迫害，甚至鋃鐺入獄，心裏都會感到一陣難過。

過去很多年了，透過記者的報導得以更認識這個世界和社會，又從記者的工作及遭遇中，進一步瞭解現實社會與政治有多凶險，現實世界有時又是多麼令人無奈。

1993年時，有一位攝影記者Kevin Carter在非洲的蘇丹採訪當地內戰及飢荒的情況，拍攝到一張相片，有一個小女孩在步往救援中心取救援食物的途中餓極不支，半匍匐地蹲坐到地上，在她身後有就有一隻猛鷹，似乎在靜待著快將可以到口的人肉大餐。事後那一位攝影記者說，自己當時心靈處於極度的掙扎，不知道究竟是應該先去救助那個小女孩，還是先把這個畫面捕捉下來以把慘況公諸於世。雖然他拍完那張照片之後即時去向那小女孩伸出援手，但他始終因為自己那一刻接近二十分鐘的猶豫而受到困擾。他那張相片發表之後，引發了十分大的震撼，也取得了1994年新聞界最高榮譽的普立茲攝影新聞獎。不過，那一位攝影記者就在獲獎後不多久自殺身亡，還留下了遺言，說「心裏縈繞著那些對死亡、屍體、憤怒和痛苦的記憶……。」他當時覺得實在難以繼續承受這個世界。

這是一個令人很心酸的故事，但也可能是一個鼓舞著更多人故事。從來自各方面的新聞報導中，豐富了很多人對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及對自己的認識。我們因而得知道這個世界有太多不完美、人性中有太多的醜惡、政治世界有太多污穢、社會上有太多不公、生活中有太多尚待處理的問題。要改變這些處境，首先便要認清楚事實。因此，新聞從業員的角色十分重要，新聞自由必須得到捍衛，新聞工作者的責任及貢獻必須得到各界認定。新聞從業員的操守、不偏不倚的精神、尊重事實及捍衛真理的態度也必須堅持。社會各界，特別是當權者、新聞業界的老闆，就更應該保護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精神。

在我們今天生活中的這個國度，當權政府當然不時也在玩政治化妝術這些遊戲，但在幾千年封建極權的歷史傳統及知識文化界長期習慣了為當權者提供服務的文化社會環境下，阿爺的意志就是要乾脆直接操控傳媒，讓傳媒成為政府及當權者的喉舌、要傳媒成為權勢集團可以隨意利用的意識形態工具、要傳媒成為整個管治機器的一部分、要傳媒去配合政權需要來引導輿論、塑造認知、重塑記憶、甚至教化萬民。這是極權社會普遍存在的新聞工作特色。

現時在香港仍然天天發行的《大公報》及《文匯報》，作為中共官方在港喉舌的領頭羊，其發展與演變便充分說明瞭這一種令人感到無奈的現實。以大公報為例，確確實實是中文報業的老大哥，誕生於1902年的天津法租界，是在中國國境之內發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之一。該報原來的社訓是「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八個大字。其中一位創辦人王芸生曾經說過，新聞記者要敢於說真話，不怕殺頭。他曾經對初入行的記者說：「走到刑場，揪住小辮兒，鋼刀一舉，哢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得住，才算得一條好漢，一個好記者」。重新看到這段文字，也感到觸目驚心。今天太平盛世，不是革命年代，當然沒有人會認為做記者要冒上殺頭的風險，但其社訓那八個大字，應該也不致於過時吧？如果王芸生先生及其他大公報的創辦人今天泉下有知，不知又會如何理解及評價今天作為官方喉舌的大公報。

另一份中共的官方喉舌報《文匯報》創立於1938年，由一班愛國人士集資創辨。從一開始文匯報便偏向中國共產黨。這其實也不是什麼大問題，就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有不同的政治認同而矣，不代表是的文匯報受到某個政黨控制，要成為其喉舌。事實上，其中一位早期為文匯報打拼的老報人徐鑄成先生，在1947年的時候便曾經拒絕當時的國民政府提出的高額投資建議，沒有接受企圖控制文匯報的做法。他曾經說過：「文匯報是用我的墨汁餵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貼和政治性投資」。有一次，他面對上海警備司令的時候，徐老先生也堅持說，他只會「憑良心來辦報」，可以說是十分有報人的風骨了。

把這些光榮的歷史與今天的情況來作個對照，大扺應該是無奈和唏噓多於憤怒的。也不能因為今天這些變成喉舌報章的運營處境來否定其屬下新聞工作者的努力。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這兩份報章的上下也曾經一度與真理正義同一脈搏。就算到了今天，也還有很多在這些官方喉舌及其他逐步淪為非官方喉舌報章工作的新聞從業員，仍然是孜孜不倦，本著新聞工作的操守來發掘事實，報導真相的。至於編綵的立場和報導方式的最後定稿，往往又不是他們能夠主導。

在中國大陸，經過了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開放，但在政治威權及裙帶經濟利益結合之下，雖然已經有不少新生的傳媒機構在不斷擦邊球，不斷測試政權的底線及嘗試開拓更廣闊的空間，但同時也有不少傳媒機構隨著整個體制的腐敗而一同腐敗。有償報導、收錢造新聞這些已經不再是新聞。有一位前輩，其家族在國內某處設了一個再造紙工廠。有一次，有一位某傳媒機構的記者登門造訪，手頭上拿著一大疊在工場外不遠處排污口攝得的所謂違規排污的證據，也拿著一篇已經寫好了報導。後來的事就不用多說了。據知，這一類以採訪新聞為包裝，為自己發財搵著數的行當已經成為國內部分新聞從業員的主要收入來源。這可以說是充滿了當今中國特色的另一類新聞工作者了。

香港有幸，情況還不至墮落如此。但無可否認，前景確有不少令人憂慮的地方。今天香港的新聞界，面對的問題很多。採訪自由的空間不斷受到壓抑，新聞工作者及傳媒機構都面對更大的挑戰。在商業社會，傳媒的生存要服膺於商業原則，新聞傳播成為了一盤生意，傳媒老闆的經濟利益漸次取代了新聞工作的理想及專業標凖，成為最重要的指導原則及生存法則。政治對新聞傳播的干預也在不斷加強。兩年前有一次，在一個飯局中碰上一位在傳媒界打滾多年的老行尊，他就坦白的說，有商界朋友透過廣告公司在生果報落了廣告，但當天午飯時間未到，他那個朋友已經收到電話，問他國內那一盤生意是否還想做下去。

可以想像，這一股力量正在不斷壯大，這一股力量的魔爪正在越伸越長，越來越明目張膽。所以才會不斷有自我審查，抽廣告以打壓某一些不熟性的傳媒機構，政治領導及高層官員選擇性放料，選擇性地接受某些媒體專訪。也有越來越多媒體自我矮化、自我退縮、甚至自我喉舌化。

我知道很多跑在戰線上的新聞從業員對此都感到十分無奈及不滿。但同時，會不會有新聞從業員自己也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及獨特角色，被這個轉變中的社會政治環境污染，把應該時刻堅持的新聞專業操守也妥協掉呢？

說你這麼多，其實主要是來自一個近日得知的事，令人感慨倍添，憂慮益深。其實這一種憂慮及感慨也不始於近日。隨著香港社會的分化，當權者不但沒有採取合適的步驟來撫平社會的撕裂，反而有時會刻意把對立激化，以動員更多人站到自己那邊，去打擊對立的另一方。部分喉舌傳媒的言論經常殺氣騰騰，有一些接近官方的非正規官方喉舌，在報導及社論中用上了各種各樣的暴力語言，動輒扣人政治帽子，這到了今天已經是見怪不怪了。但前線記者在進行採訪工作時主動施以語言與及肢體暴力，卻是從來都好像未見過。以前就算有狗仔隊跟蹤追訪名人或其他政治人物時，一般都只會是記者被人打被人罵，幾時有見過記者主動出手？其他傳媒的記者，特別是來自獨立性較高的傳媒機構的記者，在採訪示威及對峙場面的時候，更往往成為建制派示威者的打罵對象。也不只一次，就連維持紀律的警務人員，都會參與向記者施暴。但也是從來沒有見過有記者會還手及與對方歐斗的。一直都覺得，也相信，這應該是香港記者專業水平的一種表現。

不過，這一種情況似乎有跡象在出現轉變，社會政治氣氛的惡質化，可能已經慢慢傳染到傳媒及新聞從業員的工作當中。去年立法會選舉的時候，有喉舌報章的記者在跟蹤採訪的時候，竟然與被採訪的對象打大交，結果雙雙被告上法庭。錄像畫面所見，無論是誰人先作挑釁也好，那一位參與打鬥的記者，似乎已經完全處於一種忘我的狀態，把其作為記者的工作及身份拋諸九天雲外了。到了近日，在「消失的檔案」這一套有關六七暴動的電影的其中一個社區放映會中，有幾位自稱是記者的，據說以十分粗暴的態度要導演接受其訪問。聽說他們的態度惡劣，到了最後，其中一人甚至施加暴力，推撞意圖調停的義工，令該位義工輕微受傷。有關情況已經見於社區院線已經發布的聲明。

這份聲明發出之後，仍未見有關的傳媒機構作出任何澄清。細心思考，其實這也不令人意外，要獨立專業地進行新聞工作者的工作，在今天的香港已經越來越多障礙。有一班新聞工作者為了要發掘50年前那一件六七暴動事件的真相，在相關檔案不明不白地消失掉的情況下，用了超過四年時間製作了《消失的檔案》這一套記錄片，內容當然會引起一些意圖為事件漂白的人不快，就連在正式電影院上映的機會也被打壓，只能在社區中播映。而竟然會有另一批自稱是新聞工作者的人，甘心充當那一股幽暗勢力的打手，去到社區放映的現場踩場搞事，甚至動起真格來傷及無辜的義工。

如果因為這一小批另類新聞工作者的行為，而對廣大的新聞工作者感到失望，實在有點不公平。或者這樣說可能公道一點，大家可能不必視作出上述行為的那幾位記者是真真正正的新聞工作者。因為當傳媒機構成為了完全由官方控制的喉舌之後，他們的主要工作及任務可能已經不再屬於一般人所理解的新聞傳播。掛上這些喉舌傳媒記者身份的所謂記者，有時也根本不是要作新聞採訪及發掘真相。他們的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可能已經跟城管、公安、特別調查組，或者是專門幫政府草擬鬥爭文章的文棍子沒有分別。他們不是要為社會服務，他們只是要完成其主子交託的政治任務而矣。

還是要重複上面講到的那一句：透過記者的報導，我們得以更認識這個世界和社會。但到了今天的香港，我們有時又確實可以從某些所謂新聞從業員的工作中，進一步瞭解現實社會與政治有多凶險，現實世界有時又是多麼令人無奈。站在那些喉舌報章的立場，或對於自甘淪為喉舌的傳媒機構而言，以前大公報社訓那八個大字，可能已經值不得大家認真看待了。而且，到了今天，夠膽像徐鑄成先生一樣說「我們是憑良心來辦報」的左派報人，究竟還有幾多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