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最需要「扒糞工」？

【看中國2017年5月16日訊】最近，有個帖子很多人在轉發，說的是每一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我們總是莫名其妙做出最壞的選擇。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時代，我們在焚書坑儒，大航海時代，我們實行海禁甚至不准造船，在大貿易時代，我們禁絕國際貿易，在大數據網際網路時代，我們又建起了長城防火牆。

歐洲文藝復興、第一次工業革命時代，我們閉關鎖國；二戰後，日本、韓國、新加坡、臺灣經濟起飛時代，我們選擇了大躍進、三年飢荒、十年浩劫；如今，當臉書、谷歌、推特、微軟、亞馬遜風行世界，我們選擇了禁言刪帖……

新聞自由是所謂西方世界的價值觀，也是文明社會必不可少的公民權利，凡是世界上遵重普世價值的國家莫不如此。新聞只對事實負責，不受政客制約，也不應該聽命於政治，新聞是搶來的，所以在西方，新聞記者有「無冕之王」的美譽。

而縱觀當今社會，只有中國記者不能去找新聞，更不能去搶新聞，只能歌功頌德一味去唱讚歌。這樣的東西哪裡是新聞，純粹是在出賣自己的靈魂和良知。中國媒體自我閹割有其光榮傳統，在過去並不遙遠的年代，中國所發生的一切政治運動甚至說一切社會災難，都源自於輿論和媒體的自我閹割和自我欺騙，中國媒體常常爭論姓什麼，不管姓什麼，最終都喪失了媒體的底線和記者的使命！

新聞記者應該是茫茫黑夜裡的吶喊者，是開啟民智洗刷愚昧的引導者！新聞記者的底線是說真話不說假話不傳播謊言，不管媒體姓什麼，只要喪失了這個基本的底線，這樣的媒體就應該被時代所唾棄，這樣的新聞記者也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凡是有影響力的媒體，都有自己的品質風骨，都有對底線的堅守，都有對使命的敬畏。新聞記者的責任是報導事實報導真相，給民意表達提供平臺和渠道，履行對政權對社會的監督。

100多年前的美國，與現在的中國有許多相似之外，所不同的是，美國媒體和記者在推動社會變革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回望百年前的美國，對現實中國當然具有警示作用。

1894年，美國GDP即國民生產總值超過英國，躍居世界首位。工業化帶來了大繁榮和大發展，在物質財富倍增的同時，也衍生了大量社會問題：企業通過兼併形成托拉斯操縱市場，不擇手段地攫取財富；官員結黨營私，充當資本家的代言人，靠出賣各種特許狀和工程承包合同賺取大筆灰色收入；礦難事故不斷發生，女工和童工的工作環境令人憂慮；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根據1896年的統計，1%的美國人佔有近一半的社會財富，12%的美國人擁有近90%的社會財富；因而導致社會動盪勞資衝突頻發。

自19世紀20年代後期到20世紀初，伴隨著經濟飛速增長、迅速的城市化、財富巨頭的湧現和政黨分肥制，美國面臨官員的嚴重腐敗問題。所謂分肥制，是指獲得大選勝利的政黨候選人，會把官職分給那些幫助過選舉的人，不看其個人品性和工作能力，甚至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約機制。以至於美國官員貪污受賄、收取回扣、巧取豪奪、偷竊國庫、內部交易等五花八門的醜聞充斥社會，其嚴重程度也令當時的美國人深惡痛絕。

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媒體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大批敢於揭黑揭腐的記者挺身而出仗義執言，成為推動這個時代變革的急先鋒。被譽為「扒糞工」的新聞記者斯蒂芬斯就是那個時代乃至世界新聞史上最傑出的代表。

1866年出生在美國舊金山一個商人家庭的斯蒂芬斯，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後到德國、法國學習心理學和倫理學，於1892年回到美國紐約，進入報界。一開始，他被派往華爾街採訪證券、金融消息，不久長駐警署，負責採訪紐約的犯罪消息。這種經歷，使他結識了不少財經鉅子，又與警界、社會最底層、各種犯罪份子多有往來，因此他對種種犯罪開始有了直觀的瞭解和認識。

他發現，金融界和政界的關係十分密切，通過錢權交易雙方都獲得暴利；貪贓枉法是警界常事，警察定期向酒吧、歌舞廳收黑錢；犯罪份子往往各有「門道」，可以少判、減刑甚至不受任何懲處，這些現象使他對社會腐敗深有體會，認識到腐敗份子不是極少數，而是整體性的腐敗，是全社會的病態。於是，他從單純、客觀的犯罪報導，轉為深挖背後更深的腐敗黑幕。

斯蒂芬斯以城市為單位，調查發現這些城市全都腐敗透頂，存在著政界、商界、司法界、警界等有組織的腐敗。每個城市的權力都被一小撮人掌控，形成一個緊密的利益共同體，控制了城市的一切資源，幾乎所有美國城市都是如此。他認為，「一旦貪污腐敗以同樣一種形式在各地出現，那麼這種普遍的罪惡一定是有自身原因的非個人結果，而不是某些壞人道德敗壞的偶然因素。」也就是說，是制度體製出了問題，他把這些文章結集出版，書名為《城市的恥辱》，在全美上下引起轟動。

隨著調查採訪的深入，他發現城市是州的一部分，市政無法與州政分離，腐敗的州總是庇護腐敗的城市，雖然有些市政府與州政府是由不同的政黨掌控，腐敗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如果不參與腐敗，城市或州根本不可能興建或維持營運鐵路、煤氣公司、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等。一個想「做事」的人無法潔身自好，不得不服從官、商之間由來已久的「遊戲規則」。

斯蒂芬斯的調查表明「所有這些大大小小的商業有一個共同之處，不是它們的大小而是它們對特權的需求，……‘特權’才是邪惡的根源；而‘特權商業’是惡魔。」「對我們造成損害的正是特權」，而「認識到這一點並不容易」。「特權」來自於政府，從根本上說，是政府的權力過大和不受監督造成了腐敗。清除腐敗，就必須減少並監督政府的權力。

從市到州都如此腐敗，不能不使斯蒂芬斯深思，聯邦政府究竟代表誰的利益。「姑且不論政府的實效性和可信性，我力求弄明白的是，總統、國會和政府部門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還是代表著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帶著這些疑問，他來到華盛頓拜訪了西奧多．羅斯福，也就是「老羅斯福」總統。他們之間的「交鋒」格外有趣，也格外引人深思。

1906年發表《參議院的叛國罪》，指名道姓地抨擊納爾遜．奧爾德里奇等20多位參議員，稱他們是財團的代言人。文章通篇儘是「叛國」、「無恥」、「掠奪」、「強盜」、「財團」這些激烈的字眼，一時間舉國皆驚，最後參議院的銅牆鐵壁被打破，一些參議員在下屆選舉或幾年之後失去了席位。1912年一項憲法修正案成功通過，直接選舉參議員的權力最終還給了人民。

「扒糞工」的觸角遍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抨擊時弊詳盡直接，毫不留情，發現的問題形形色色，《人人》雜誌在1908年1月號上列舉了黑幕揭發者的成就：「華爾街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欺騙公眾了，銀行正在增加新的防範措施，廣告基本真實，食品和藥物摻假將冒更大的風險，公共運輸公司更為關注人的生命安全，各州和各城市都在致力於廉政建設。弱勢群體在和強權的對抗中獲得了保護。」歷史學家把黑幕揭露時代稱為一個打掃蜘蛛網和破舊傢俱上塵土的清掃門庭的時期。

「扒糞工」喚醒了整個美國社會的道德感和責任感，為後來的一系列改革創造了輿論環境和社會基礎，直接促成了修憲、食品檢查法、聯邦儲蓄法、反托拉斯法、聯邦貿易法等一系列立法進程。一些著名作家也參與其中，如弗蘭克．諾里斯（Frank Norris）的《章魚》、《深淵》，對一些大公司的種種惡行進行了生動無情的揭露。

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的《屠場》揭露芝加哥肉類工廠的骯髒黑暗，據說老羅斯福總統從此不敢再吃香腸，因而促成了食品檢查法的出臺，各種立法如潮水般湧來，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純淨食品和藥物管理法、肉食檢查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在婦女選舉權、創製權、復決權、罷免權、選民直接投票的預選、減少任官人數、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勞工、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都作出許多重大改革。

這些改革措施的出臺，遏制了美國社會腐敗的氾濫，緩解了劍拔弩張的各種矛盾，為美國的政治民主和經濟發展民生訴求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中國經過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也是體制上的問題，如果媒體和記者不能在這個時代扮演「扒糞工」的角色，無論是轟轟烈烈的反腐還是涉及民生的一系列改革，都不可能取得實質性的成效。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