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另外一面看文革(圖)

慘烈的文革批鬥會。（網路圖片）

「文革」之所以破壞力那麼嚴重、那麼慘烈，有一個重要致因一直被研究者忽略，那就是所謂「幹部」與人民的矛盾、群眾對領導人的仇恨。

毛澤東從「解放」那天起就不停地搞「運動」，每一次運動的領導者都是各個階層的大、小「幹部」，而每一次運動都是害人、整人的。屁大的事都有可能被整，沒有事也能整出事來，被整的對象無論給按上什麼罪名，基本上都變是普通群眾。有的人被活活整死了、逼死了，有的人實在是清白無辜，過一段時間只好給「甄別」、「平反」，然而，仇恨卻因此形成。

還有，「大躍進」期間群眾被無情奴役，被驅使從事超體力勞動。當時，城市或農村的基層「幹部」大多是沒有文化的魯夫蠢漢（被群眾蔑稱為「假積極幹部」），卻掌握「特權」，頤指氣使、不可一世。他們對勞動不積極的群眾不給飯吃，甚至毆打體力不支的病弱者，他們自己卻不勞動，沾親帶故的人也可以不勞動，這當然也要積累仇恨。

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實際是四年，從1959年到1962年）期間，老百姓家裡餓死老人與小孩的現象普遍存在，當「幹部」的卻能利用職權多撈多佔，往往關門吃飯，酒肉之臭逸出戶外，群眾看在眼裡記在心裏，同樣也在積累仇恨。

「文化大革命」給了普通群眾宣泄仇恨、報復「幹部」的機會。從1966年「打黑幫」到1967年「斗走資派」，一年多的時間都是群眾在清算「幹部」，有罪的給他多列幾條，沒罪就給他編一些罪名出來。製造種種藉口奪他們的權，把他們拉出來批鬥、遊街示眾、同樣不給飯吃，罰他們掛著大牌子、戴著高帽子掃馬路、清理廁所，干最髒的活。

在某個單位或某一行政地區當「幹部」較久的人，當然與群眾積累的仇恨更深更重，當然是「罪大惡極」，多數被整得死去活來，還要禍及配偶、父母、子女，一起挂大牌子、戴高帽子、挨斗、挨打、遊街示眾，有被逼瘋、弄死者。

淮南市的副市長潘效安，在批鬥會上，被人用石灰弄瞎了雙眼。謝三礦的黨委書記康忠信，被造反派關進鐵籠子，批鬥數百場，每場上臺脖頸上掛上鐵製大牌子，用鐵絲捆綁胳膊。淮南煤礦機械廠的黨委書記楊哲，被造反派無數次毒打、施以酷刑，妻子曹建華是謝家集區委書記，也被打成「走資派」。他們的孩子生病，醫院拒治，最後死在家裡，連一個願意幫他們埋屍的人都沒有（淮南風俗，父母不「送」子女）。

如果說1949年到1966年，「幹部」對待人民算是一個不良施政階段，那麼1966年到1967年群眾報復「幹部」就算是一個罪有應得的回報。這樣的結局當然是非常可怕的，造就這種局面的責任當然在於毛澤東，因為他口含天憲，所有的虐政、惡政都是他一手炮製的。

不幸幸甚，那時中國的老百姓比較而言還算是本分、善良的，事態發展到最後總算沒有失控。毛澤東看著倒劉的目的既達，差不多了，就轉移目標叫大家去搞「清理階級隊伍」，於是乎人們又瘋狂整治「地、富、反、壞、右」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