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一)

【看中國2017年1月28日訊】在我們思考、討論中國收入差距問題時，不能簡單地回到所謂「公平與效率」、「政府與市場」到底該側重哪一方的老框架上，而是必須看到現代經濟的特徵，認清新型行業在創造價值時跟傳統產業的差異，否則在政策層面難以對症下藥。

「贏者通吃」作為人類社會的現象，似乎勢不可擋，與其相伴的是收入差距惡化。如果我們以處於財富頂峰的富豪作為參照系，也能大致看到這其中的變化。十八、十九世紀時，中國富豪的財富以萬兩銀子作為基本計算單位；英國商人把百萬英鎊看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文數字；而1800年前後整個美國社會的貨幣供應大約是280萬美元，如果一個美國人的個人財富在那時如果能達百萬美元，他毫無疑問能進入當時的首富榜。如今，中國首富的計算單位不再是「萬元戶」級，而是數百億級；在美國，蓋茨是首富，財富超600億美元……但與此同時，不管是在十八、十九世紀，還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各個社會都有赤貧階層，他們在收入分布的最底層，收入和財富幾乎一直為零。

因此，中國也好，美國、英國也好，財富和收入從最高到最低之間的距離被拉大了許多倍，也比以前更加分散。當然，富豪財富計算單位從以前的「萬元」級轉變到今天的「百億」級，肯定和各國貨幣體系從金銀本位到信用貨幣的變化有關，財富數量級的提升有相當一部分是「虛的」，是因為貨幣被濫發灌水貶值所致。但財富分布、收入分布的惡化也是存在的，這一基本事實難以否定。

那麼，收入差距的擴大到底因何而致？是像反自由貿易者所說的，是因為全球化？還是像「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推動者所指責的，是因為現代資本家的「道德淪喪」、「過度貪婪」？還是像英國《金融時報》等國際媒體所指責的，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不僅點燃了「佔領華爾街」運動，而且在理論學術界引發了一場對資本主義的再反思。

在人類近兩個世紀的歷史中，這是第三輪對資本主義的反思——第一輪發生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第二輪是經濟大蕭條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麼，這一輪反思的結果會如何？是否會終結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體系？取而代之的又會是什麼？在我們都關心收入分配話題的時候，首先應該做的是認清今天的世界經濟、中國經濟到底是怎麼回事，有哪些特徵是之前沒有的。只有認清之後，政策決策才可能對症下藥，避免不著邊際甚至幫倒忙。

在本文中，我不試圖對未來的走向做預測，而是希望通過分析現代經濟的特徵，尤其是許多現代行業的商業模式以及資本市場提供的財富實現手段，來證明如下結論：財富差距、收入差距的擴大並不是因為現代資本家比以前「道德淪喪」，不是因為現代企業家更加貪婪，而是現代技術和規模化商業模式所致。

現代商業增大收入能力差距

各社會的制度不同，收入差距的程度當然也各異。特別是政府權力在資源配置、定價機制中的角色越大，社會群體間的收入機會就越不等，掌握權力或貼近權力的「特權」群體就越能獲得超額收入的機會。例如，政府可以規定只有北京出生的人才能進入金融和電力行業，而湖南人只能種田，這樣，北京出生的和湖南出生的人之間，收入機會就會有天壤之別。我過去的研究也表明，政府權力越大的社會，往往也是收入機會越不平等的社會。在從制度層面找原因之前，我們先看看現代技術帶來的收入機會差別。

以騰訊公司為例，雖然這個網際網路公司成立於1998年，但13年後的2011年，收入已達280億元，利潤接近120億元。按照1萬名員工計算，騰訊人均創收280萬元，人均利潤120萬元。相比之下，2011年中國農業總產值在4萬億元左右，按3億農民計算，人均創收1.3萬元，不到騰訊的二百分之一。這樣一來，農民收入遠低於騰訊員工也就不足為奇了。

那麼，為什麼騰訊的創收能力超越農業這麼多？是否跟收入分配制度、跟貪婪有關，即騰訊的員工比農民更貪婪呢？其實不然。關鍵是農業跟騰訊的經濟特徵完全不同，兩者的產出函數不一樣。

農業的產出與投入之間有極強的線性關係，這限制了農民創收空間。如果種一畝地需要花100小時勞動、200元種子和肥料成本，最終產出100公斤糧食，那麼，要生產1000公斤糧食，就需要種10畝地，投入1000小時勞動、2000元種子和肥料錢；為了生產1萬公斤，就需要種100畝地、花1萬小時……不能因為這畝地種好了，下一畝地就可以少花勞動時間或肥料成本，每畝地所需要的勞動和成本投入是相互獨立的，這就使農業生產難有規模效應。每人每天只有24小時，即使不睡覺不休息，農民的收入也難以逃脫產出跟投入間線性關係的約束，收入不可能太高，此即幾千年來沒有農民靠種田種出億萬富翁的原因。

而騰訊的產出和投入之間的關係不僅是非線性的，甚至沒有太大關係。在騰訊QQ空間裡，一頂虛擬帽子的設計可能要幾個設計師與程序員花幾天時間，而一旦設計好了，虛擬帽子賣一頂一塊錢，賣100萬頂創收100萬元。由於虛擬帽子銷售是電子記賬收費，每賣一頂並不需要重新製造，所以，騰訊賣一億頂虛擬帽子跟賣一萬頂在成本上幾乎沒有差別，但收入卻天壤之別。騰訊的虛擬衣服、虛擬裝飾、虛擬傢俱等，都是如此。這就造成了其收入和成本投入之間的關係非常弱，賺錢能力空前的高。

微軟的商業模式也有類似特點，一旦微軟把系統軟體開發好（這當然需要成本投入），它賣一萬份還是賣十億份，總體成本差別很小，因為每一份的邊際成本（包括製造成本）幾乎為零。但是，比起零製造成本的騰訊QQ虛擬衣服、虛擬帽子，微軟還是要為每一份軟體付出硬碟、刻盤、包裝、郵寄成本等。

金融服務業的產出與投入關係跟騰訊的也很類似。比如，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幫客戶張三公司融資1000萬美元，為了盡職，可能需要一個10人團隊花十天時間；而另一家客戶李四公司需要融資10億美元，為了盡職，高盛可能也會派一個10人團隊花十幾天時間，成本基本不變，但收益卻高100倍。正因為這種規模效應的差別，高盛可能不會做1000萬美元甚至幾千萬美元的單子，金額太小對他們不合算。這也說明投資銀行的收益跟成本之間是非線性關係，甚至兩者間是沒太多關係的。

基金管理行業也是如此，像對沖基金或者私人股權基金，可能整個公司只有15到20人，這個團隊可以管理2億美元，也可以管理20億美元。因為一旦他們決定投一個公司的股票，投10萬和投1000萬美元對他們來說需要做的工作、花的時間完全一樣，管理2億和管理20億的運營成本類似，但利潤可能相差十倍。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華爾街的公司賺得很多，年收入幾百萬美元甚至上億美元，遠遠高於傳統農業甚至手工業，在相當程度上是由金融交易特別的規模效應和金融行業的性質所決定的。金融交易的本質是其價值創造不完全取決於勞動時間，也不完全取決於成本的投入，而是取決於金融從業者的人力資本，包括他們所受的教育、積累的經驗、組織能力、個人情商、個人誠信和人脈關係網路等。

既然金融交易具有上述的規模效應，為什麼華爾街公司不能少收費，特別是隨著交易金額的遞增讓單位交易額的收費下降呢？這不是證明他們過於貪婪嗎？其實，這涉及到公平競爭、充分競爭的問題，只要金融行業對新手是開放的，只要監管沒有苛刻到新手沒機會進入華爾街，那麼，如果現有公司能夠繼續高收費，就說明他們有自己獨特的、其他人無法獲得的市場優勢。只要這種市場優勢是競爭中建立的、不是靠行政壟斷或法律壟斷獲得的，只要其他人有機會自由進入華爾街，這種高收費高收入就不存在貪婪或剝削。能夠收費高，說明交易的對方得到的收益也高，否則對方不會參與交易。

金融交易除了具備類似騰訊的規模效應外，還因為其對信任的超級依賴，使得這個行業更趨向於「贏者通吃」。金融交易從本質上都是跨期價值交換，把今天的價值跟未來的價值進行置換，或者把未來兩個不同時間點的價值進行交換，所以是一種承諾，是一種跨期價值交換契約。而這種跨期交換契約是否信得過、是否值錢，完全取決於交易雙方的可信度，取決於金融中介的可信度。對於這種超級依賴交易各方可信度的交易來說，已經經過多年風吹雨打的百年老店們就顯得格外「值錢」。在金融消費者看來，一個華爾街公司存在的年份越久，其可信度就越高，就越靠譜。金融市場對信用、信譽的極度依賴決定了已經歷史悠久的華爾街公司總是佔據優勢，後來者總是面對極高的門檻，更顯得「贏者通吃」。

華爾街收入高，只能說是現代金融市場的特徵所致，而不能因為收入高就斷言華爾街更貪婪。有人可能會說，在政府管制不過分的情況下這些行業的就業對誰都開放，但畢竟高科技公司、華爾街的公司都要求很高的教育背景和人力資本，只有具備這些條件的人才能進入，社會中的其他群體就只能從事傳統的低收入行業，他們的收入也增長緩慢。所以，為了防止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就該對其收入設上限或者多徵稅。為什麼政策思路非要通過打擊能者來使其向弱者靠攏，而不是通過專業教育提升競爭失敗者的人力資本，同時由政府給他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呢？

如果強行對華爾街的收入設限，那只會打擊其發展與創新的積極性，社會與經濟所需要的金融供給就會受挫，就要付出很高的代價。現代經濟不僅對類似騰訊這樣的高科技公司依賴度越來越高，對華爾街金融經濟的依賴度也在日益上升，華爾街對現代經濟是不可或缺的。

實際上，產出是投入的線性函數不只是農業的特徵，許多傳統行業也如此。新聞媒體差不多也是這樣，一般的新聞稿子需要幾小時、幾天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完成，刊登一次後基本沒有再使用的價值，又得寫下一篇文章，這樣每篇文章就像農民的一畝地，文章之間雖然不是完全獨立，也不是沒有協同效應，但協同效應很有限，每天的新聞稿子還是要日復一日地寫。很少能因為今天的稿子使明天後天少寫，除非報紙雜誌的廣告收入能不斷增長，否則傳統紙媒的收入跟投入之間接近線性關係。這或許是在網際網路媒體興起之後紙媒正被不斷擠出的原因之一。

製造業企業的收入和投入之間不是線性關係，因為它們可以通過新技術提高生產效率、減少人工成本佔比，也可以利用其生產規模優勢迫使其供應商降低價格，這些都能降低產出跟投入間的直接關係、幫助提高製造業的收入。但是，製造業最終逃不開每件產品都需要部件、配件、人工成本投入的事實。以汽車製造為例，雖然製造商可以壓低發動機、車身、剎車、輪胎等部件的進貨價格，但畢竟每生產一輛汽車都必須用上這些部件，每生產一輛汽車的邊際成本不可能降到零。也就是說，雖然汽車製造商可以通過技術革新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但每輛汽車的邊際成本降到一定水平後，製造商的收入和投入之間依然會趨向於一種線性關係，增長就受到新的約束。

波音公司在世界飛機製造業獨一無二，它僱用了16萬名員工，其公司市值才540億美元，加上120億美元負債，相當於16萬人經營660億美元資產。相比之下，BridgewaterAs-sociates是對沖基金行業佼佼者之一，有1200名員工，但管理的資產為1250億美元，是波音公司市值的兩倍。而Blackrock是綜合性基金管理公司，員工9000人，管理3.5萬億美元的資產。在新型高科技行業中，谷歌有2.5萬名員工，市值2000多億美元。

正因為製造業跟騰訊、華爾街金融公司相比的不同特點，使他們的收入水平難以跟新型行業相提並論。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看到新型產業、金融行業跟傳統農業和工業的收入差距，並非像大眾媒體和政客們說的那樣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或貪婪所致，而更多的是由於這些現代產業具有全新的特徵。只要這些行業對各社會群體是開放的、機會是平等的，就不能因為張三有本事進去而你沒相應人力資本進入，而要求政府多干預、多對他們徵稅。

全球化帶來的機會差距

姚明在退出職業籃球賽之前，平均每打一場球的收入是25萬美元左右。這個數字相當於5個美國家庭的年收入，近30個中國家庭的年收入。對於習慣於勞動價值論的人來說，打一場籃球賽賺25萬美元，怎麼也難以從勞動時間和強度來解釋。今天姚明打一場球，跟70年前的籃球明星相比，所花的時間和消耗的能量力氣應該差不多，即使有差別也不會是數量級意義上的。但是在收入上，姚明可能是70年前的球星的數百倍、甚至一兩千倍。即使相對於同時期美國和中國家庭的平均收入的倍數，70年前籃球球星的每場球賽收入也不會是當時5個美國家庭的年收入，或30個中國家庭的年收入。

如果按照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給的勞動價值論計算，一項經濟活動的價值等於勞動時間乘以單位勞動時間的平均社會成本，那麼，姚明一場球賽值多少呢？假如在美國姚明級別的人每小時勞動成本為1000美元，一場球賽按兩小時算，也就是2000美元。

當然，勞動價值論是錯誤的。今天跟70年前相比，最大的差別在於：70年前，一場籃球賽只有現場觀眾享受，即使門票貴到200美元一張，有1萬名觀眾，主辦方也只能得到200萬美元的收入，除此之外主辦方沒有其他收入；可是，今天的籃球賽與其說是給在現場的觀眾打的，還不如說是給場外數量達到數億人的美國與中國觀眾打的，這些觀眾可以通過電視、網際網路視頻觀看實況，也可以在比賽之後通過網際網路下載觀看。這種因為電視和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經濟和體育打破了國界，帶來了受眾數量級的巨大變化，使同樣一場球賽、同樣多的勞動付出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價值。

所以，姚明每場球賽的收入這麼高，倒不是他比過去的球星多做了什麼，而是現代科技和全球化秩序幫他做了很多，使他的人力資本增值，讓他的勞動所能帶來的價值大幅提升。

換言之，現代技術和全球化使「贏者通吃」更上一層樓。過去，各城市、各地區都有當地的籃球明星、排球明星、足球明星、乒乓球明星等等，雖然大家更想看世界明星的比賽，但是由於交通運輸障礙、電視與視頻的不存在，絕大多數球迷的夢想不可能成真，因為世界明星不方便經常到各地去參賽。所以，以前大家只能在當地看本地球手的比賽，不會太過癮，但比起沒有比賽可看還是好了很多。當然，這樣一來，各地的地方球星都有可靠的鐵飯碗，不用擔心世界球星搶走他們的本地球賽機會。

可是，今天的電視和網際網路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世界球星上了，本地球手比賽越來越沒人看了，更沒人願意花高價買門票了。從小打籃球、打排球的人要麼進入國家級、世界級，得到類似姚明的高收入，要麼就很快改行。在姚明們和普通職業球手之間，是真正的、前所未有的冰火兩重天，他們的收入差距比幾十年前拉大了許多倍。

而唱片、錄音帶、影碟的出現也使歌星、影星一下子全球化了，買唱片只買全國明星、世界明星的，看電影也只看世界明星的大片。今天有了網際網路下載的便捷之後，演藝界在全球範圍內「贏者通吃」的局面更被推到全新的高度，在世界級明星和非明星之間的機會鴻溝、收入鴻溝被大大拓寬了。

這種現象不侷限於體育界、演藝界，甚至學術界也如此。學術界特別是經濟學家群體裡，也是「贏者通吃」局面日益加劇。記得原來從北京到長沙，哪怕是特快火車也要將近一天時間，這意味著以前在湖南的經濟和商業會議上，主講嘉賓很少是來自北京的全國知名經濟學家，更多是湖南本省的專家。因為從北京到湖南、再從湖南返回北京需要坐兩天火車，加上開會一天，去一趟要花三天時間，漫長的路途使得再有名的經濟學家也很難一年跑遍全國各地進行會議演講。

今天，飛機大大縮短了全國各地間的距離。2008年金融危機高峰期，我碰到幾位全國知名經濟學家同仁，他們日理萬機，一天出席多場會議演講（包括筆者本人也在此列）。其中，一位同仁週六上午在日本大阪演講，下午在東京演講，晚上回到北京，第二天週日在北京上午下午分別有兩個會議演講，週一上午在天津會議演講，完後奔機場，於下午兩點鐘趕到上海的會議演講，晚上又要從上海飛深圳，週二上午在那裡發言，之後又是哈爾濱，等等。按照這樣的行程，單個知名經濟專家在三天裡可以去六個省市，出席至少六個會議發言，而二三十年前要三天時間才能去一個省市。可見，現代航空交通使專家學者的生產率提升了至少五倍，他們能跑遍的省市數量和參加的會議數量翻了許多倍。

這樣一來，全國有名的專家學者也是「贏者通吃」，擠掉本來有不少演講機會的各地專家，讓少數全國有名的專家的收入大增，而地方專家的收入機會相對減少。由此看到，專家學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也被拉大。值得慶幸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水漲船高，各種會議的數量也翻了多倍，即使全國知名專家一天跑三個省市，他們也無法囊括所有會議演講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高速增長後，全國性贏者的所得上升得最多，但其他專家的機會也會比以前好很多，只是相對於最頂尖的專家，收入的距離被科技拉大了。

交通技術、媒體技術改變了人類生活，不僅豐富了我們的所見所聞，拓展了人生閱歷，而且大大提升了生產速度和效率，新型交通使「天馬行空」、「日理萬機」不再是抽象的誇張隱喻，而是我們每天的真實生活。但是，也免不了造成許多其他後果，其中「贏者通吃」被不斷延伸，先是地區內的「贏者通吃」，後是省市範圍內的「贏者通吃」，再後是全國範圍內的「贏者通吃」，現在是全球範圍內的「贏者通吃」，與這一不斷延伸的過程相伴的是贏者與非贏者間的收入距離變得越來越大。

這是貪婪、是資本主義制度所致，還是人類社會日益進步的必然副作用？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否則我們就會對當今社會、經濟做出誤判。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