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八九(圖)

六四老照片（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12月3日訊】2016年的春節，我回到了闊別幾年的農村老家過年。我的老家是中國魯西南地區一個偏僻的小鄉鎮駐地，談不上繁榮也談不上窮困，十幾年來沒有什麼大的變化。村鎮邊農田裡剛剛封頂的一棟棟六層居民樓，在昭示著這裡沒有與這個浮躁的社會脫節。這一棟棟六層居民樓是政府進行土地流轉，趕農民上樓，中國式圈地運動的農村城鎮化「惠民工程」。

大年初四，母親提醒我：「今天是大年初四，人都犯忌諱，別去走親串門了」。37歲的我在家裡無所事事，更不願與兒時的發小一塊打麻將，當然關鍵是我這樣漂泊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的夾心人，已經無法再融入農村社會，我們之間也沒有太多的話題可談。我順著鄉間小路，漫無目的的走著，尋找著兒時的記憶。我很怕幾年後，那些深印在腦海的鄉村記憶和童年童趣，隨著一窩蜂的城鎮化運動，給我掩埋掉。那我還能到哪裡去紀念我的童年。

人們都忙著過年，田野裡空曠無人，清冷的風刮在臉上，讓我暫時忘記那令人窒息的、陀螺式的城市生活節奏。走在鄉間，不時撿起小石頭拋向遠處宣泄心中塊壘，忽然發現一草坡處躺著一個人在懶洋洋的晒太陽。一開始我還懷疑，在這樣的節日氣氛裡，不在家裡呆著的人，一定是農村的拾荒者或流浪漢，走近一看是遠房的一個舅舅。他是在新疆一所大學當大學教授的，是一個身上有著太多八九印記的人。我禮貌的喊聲舅舅，說著過年的客套話，也躺在了草坡上。我們有七八年沒有見面了，這個舅舅可是我們村走出的第一個研究生，也是小時候父母教育我好好讀書、學習的榜樣。這個遠房舅舅今年也應該快50歲了，清瘦的身體以及與年齡不相符的一頭白髮，很讓我吃驚。這幾年他的生活狀況，我不甚瞭解，但我隱隱的感覺到：當年罩在他身上的才子光環、熱血風趣的高大上形象隨著時間的流逝和社會的剝蝕在漸行漸遠。「舅舅你還在新疆教書嗎」，我問道。「談不上教書，照本宣科的念罷了，老師唸書本，學生混日子，就是為了養家餬口勉強維持著，再過幾年就退休了，你看頭髮都白了」，遠房舅舅回答到。「你和財經專家郎咸平一樣，頭髮白點更好看，更有型」，我急切的安慰道，生怕大過年的，我的問話引起他的傷感。「你寫的一些文章我都看了，還不錯，對社會的認識比我們這一代人深刻，也比我們拿的起，放的下，」舅舅誇獎我說道。「我們這一代人是抽去脊樑的人，是吃政治地溝油長大的，拿什麼和你們比」我正色道。「對了，舅舅，你們當年經歷的那些事也可以寫一寫呀，要不再過幾年，就沒有人能記得起了」，我試探性的問道。舅舅轉過頭足足凝視了我半分鐘，自嘲的說到：「忘記了不是更好嗎，忘記了反而減少一些內心的煎熬和痛苦」。

「二十多年過去了，整整一代人被打了一個心結，再也無法釋懷……」舅舅喃喃自語到。

一九八九年夏季發生的事，許多親身經歷者，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不想再去提起，或為了自身既得利益，或不願去攪動內心的那份傷痛，在這裡我對他們沒有太多的責備和埋怨。一九八九年夏季發生的事，是中國走向民主，無法邁過的一個節點；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無法繞開的歷史心結。一九八九年夏季，我12歲，上五年級，在那個遠離北京的偏僻鄉鎮，在那個躁動火熱的年代，一個懵懵少年對那幾年發生在身邊的事，卻有著自己的視角和感受……

一九八八年：躁動亢奮的一年

一九八八年，我11歲，是四年級的一名小學生。農村的孩子早當家，我每天除了上學，給家裡餵的牛割草以外，就是跟著比我大幾歲的孩子王瘋跑，看電影、鉤蟬蛻，逮蠍子，要不就從小青年那裡借一些看不很懂的武俠、偵探小說，這些活動構成了11歲孩童的全部生活。

1988年春，我們鎮上建了一座嶄新的「百貨大樓」，說是大樓，也就是只有一層的比較高的大廈，裡面是環形的，兩邊陳列著櫃臺，還有了國營的飯店，當然這些都是農村供銷社建設的。「百貨大樓」開業那天，十里八村的人都到了，那真是人山人海呀，「百貨大樓」裡第一次有了14寸的黑白電視機、帶走馬燈的雙卡的錄音機、自行車。在逛「百貨大樓」的時候，我們還與別的村的孩子打了一架，當然我們勝了，因為我們是鄉鎮駐地的孩子，人多勢眾。不過他們也放了狠話：別到他們村看電影，去的話，小心點！

鎮上新開的飯店，農村人從來沒去吃過飯，不過到88年夏季的時候，多了許多稀奇。飯店竟然賣起了啤酒，還是散裝的，不是鎮上的飯店趕時髦，而是因為縣裡建了一個啤酒廠，當時老百姓都喝高度的地瓜干酒，很少喝啤酒，啤酒賣不出去，但飯店是國營的，當然就少不了擔當消化這些庫存的重任。啤酒1毛5一斤，是用大罐車從縣城送來的，還要用長長的粗管子，放到飯店裡大玻璃缸裡。啤酒下午賣1毛錢一斤，賣不掉的，只能壞掉。有些帶著蛤蟆鏡，穿著喇叭褲，花襯衣的十八九歲的小青年花上一塊錢，用十斤的塑料桶去打上一桶，就在大街上喝，很是讓人側目，不過他們身邊沒有雙卡的錄音機，也不會跳霹靂舞，只會打撞球，因為他們是農村人，買不起。他們被一些中年婦女，罵為小流氓。那個年月，「流氓」兩個字是使用率很高的，包括我們這些四年級的小學生發現哪個女同學與男同學比較合群，也會給他們安上一個罪名叫「耍流氓」。

1988年的暑假很是喧鬧，鎮上開了兩家書店，都是帶蛤蟆鏡的小青年開的，說是書店，就是用席子搭了個檯子，上面放著許多封面花花綠綠16開的雜誌，當然很多都是黃色雜誌（當時的說法，現在看來只不過偵探小說裡多了一些男歡女愛的性描寫，與現在的黃色小說不可相提並論）。許多許多的小道消息就是從雜誌上得來的：韋唯不要臉嫁給了一個外國人，還得了愛滋病；老山的英雄徐良把他們的連長推下山崖，自己打斷自己的腿，當了英雄，被大難不死的連長告發；大興安嶺的森林大火是森林裡的狗熊鑽木取火引起的等等一系列或有或無，虛無邊際的消息從比我們大幾歲的小青年那裡得到。當然鎮上的流行音樂，很是鼓噪的人心惶惶，當時流行的音樂是《我家住在黃土高坡》、《冬天裡的一把火》、《愛的奉獻》，作為小學生的我們也會鬼哭狼嚎的來上一嗓子，引來家長或中年人的一頓笑罵。

鎮上最大的新聞還是我的一個鄰居家裡買了遙控彩電。這個新聞是爆炸性的，因為我們二萬人的鎮上原來只有兩臺彩色電視機，一臺是糧所的，一臺是鎮上錄像廳放錄像的，但都是國營單位的，還不是遙控的。於是鄰居家發財的新聞不脛而走：「他家跟著親戚在XX市用拖拉機販黃書賣，頭段時間被公安抓住了，光罰款就罰了三千塊，人家一把（一次性）就掏出來了」。這個消息是真的，因為他家的牆上都是貼的花花綠綠的雜誌封面。

1988年的秋天，隨著天氣的變涼，人們的情緒多少有些安定了下來。我們這些小學生也投入到了緊張而又嚴肅的工作去了。因為大興安嶺火災，學校發動我們每人在秋假（農村在秋忙的時候放半月的假期）期間，要採集一斤樹種子上交學校，然後集中起來，送到大興安嶺。我們這些四五年級的學生，每天上山去採摘樹種子，那種略帶稚氣、一副肩負國家重任，嚴肅認真的神氣寫在每個人臉上，包括老師在操場上晒種子，都是一絲不苟的。

1988年的冬天，好幾家鄰居添置了電視機，但都是14寸黑白的，沒有一家在鎮上買的，都是在縣城買的，因為老百姓覺的買這樣的大件，還是到縣城裡買比較可靠。我家裡在我的央求下終於通了電，安裝了電燈，當然看電視還要去鄰居家蹭。

1988年，一種無語名狀、躁動無序、而又激情奮進的氛圍包圍著這個偏僻的鄉鎮，我的1988年就這樣過去了。

一九八九年：恐慌無助的一年

1989年，我12歲，五年級。春節一過，物價在不斷上漲。星期天，跟著一個同學一起玩耍，因為他父母是鄉鎮供銷社的，家裡有許多連環畫和玩具，當然我更看重他口袋裡總也吃不完的奶糖。夥伴的母親交給他一個任務，怕東西漲價，要他到糧所裡去買糧食。我跟著夥伴去了，令我吃驚的是，同學沒有用錢買，而是拿著一個紅本本，交給了糧店，糧店就主動的給了他大米還有香油等東西。這件事情很讓我吃驚。回到家，我給父親說了這件事，父親說這叫「飛農業」，吃國家皇糧的，只有好好讀書，像你四姥姥家的留寶舅一樣考上學，才能變成「飛農業」。（魯西南地區，方言比較重，非與飛的發音都叫「Fi」,老百姓習慣性用飛代替非，更有意義，就是飛出農門，脫離農村的意思。）這是我少年時期第一次，感覺到人生的不同，感覺到自身的卑微，這遠比家裡沒有電視機，感覺更強烈。

也許是受鄰居家買彩色電視機的影響，父親決定開春後和我的小叔，跟著親戚去東北干建築去，每天管吃管住能掙10元錢。當年還沒有打工這個概念，只是說叫「混關外」。父親一走，我就成了家裡的半個勞力，每天忙著種家裡的4畝地。但我的心思隨著年齡的增長，也越來越考慮家庭的收入了，心情是澎湃的，每天都盤算著父親一天掙10元，一個月就是300元，一年就3600元，三年我家就是「萬元戶」了。

1989年春天，鎮上發生了許多變化。鎮上的電影院被電影放映員承包了，學著香港叫經理了，電影票價漲到兩毛了。更壞的消息是小孩子們看電影也必須花1毛錢買票了。鎮上的個別男女小青年帶著蛤蟆鏡，竟然穿著牛仔短褲，在大街上打羽毛球。他們的母親狠狠的罵了他們：這和耍流氓，跳光腚舞有什麼區別。更有一些小青年在談論，鎮上的錄像廳在放香港的黃色錄像。外面傳來的消息更邪了，說北京亂了，大城市都亂了，大學生學著紅衛兵開始串聯了。整個鎮上開始不安起來，人們比什麼時候都開始關心起政治來了。

由於電影院不讓小孩子們免費看，也很少去村裡放露天電影了，我們這些小孩子也只好去有電視的人家看電視了。鄰居家的彩色電視機當然沒法看了，因為人家搬到城裡住了。鄰居根柱子家有電視，那是他準備結婚買的14寸的黑白電視機，他在北京當解放軍（當然現在知道了他那時是在北京當武警）。電視上的新聞聯播，是我們這些孩子最痛恨的節目，遠沒有電視劇對我們的吸引大。電視上每天都播放著北京的事，每天都是公安武警、軍人被「暴亂分子」暴打的新聞，還有的是軍人被人吊在天橋上，用汽油焚燒的事。根柱子他媽，每天都哭著看新聞，怕根柱子被人打，怕電視裡能看到他，我們這些小孩子看根柱子媽沒完沒了的絮叨，也成了每天的樂趣。大人們看完新聞，也都一窩蜂的漫無邊際的議論：鄧小平又要倒臺了；鄧小平在美國把身上的器官全都換成小青年的了，還能再活50年；蘇聯人來我們中國了，要我們走社會主義的路，美國人鼓動學生鬧事，要我們走資本主義的路；我們也都跟著大人似懂非懂的點頭默認，然後改天把從大人那裡得到的信息，加工一番，在夥伴們那裡炫耀。

1989年5月，在外面上大學的四姥姥家的留寶舅，回家了。母親聽他說，學校停課了，人都上街了。母親徹底慌了，從席底下拿出父親在東北給家裡來的信，讓我照上面地址寫封信，讓父親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寫信，第一次寄信，也第一次感受到來自社會的恐懼。

1989年6月，電視機裡越來越多的傳來抑揚頓挫、令人生畏的播音，人們說文化大革命又快來了。電視裡每天都重複輪流著放一隊坦克車躲一個人的畫面，播音員那激揚的話語，直穿每個人的神經。「螳臂擋車」這是我會記一輩子的成語。

1989年7月，四姥姥家留寶舅的大學女同學來了，確切的說應該是女朋友。鄰居都很羨慕四姥姥家，沒有彩禮媳婦都自動往家裡跑。然而更令人吃驚的事發生了，兩天後派出所來人了，把留寶舅舅和他的女同學帶走了，鄰居們都用驚恐的目光看著這一切，不過兩個人都沒帶手銬，派出所的公安也只是跟著。一家人都驚慌了，四姥姥扯天動地的哭。一個鄰居勸說：「他嬸子，你別哭，你沒看公安只是帶他們問問，又沒給帶銬子」。另一個插話道：「你懂什麼，像留寶這麼大學問的人，犯法都不帶銬子，古時候還刑不上大夫（dai夫）呢」！一街的人，都沒了主意，也只能等了。下午留寶舅舅就回來了，可惜他的女同學再也沒有回來。家人擔心的問他，都在學校干了啥犯法的事了，留寶舅舅一句話也沒說，只是趴在床上沒命似的哭。留寶舅舅完全像換了個人，一夏天沒有出門。他身上發生的事，在村裡談論了好久。

1989年7月，母親更加坐不住了，因為一個月前給父親發出的信，還沒有回音。母親帶著我去了鎮上的郵電局，問能不能發電報聯繫父親。郵電局裡說沒法發，信上的地址寫的不詳細，一家人沒有辦法，只能惴惴不安的等著父親平安回來。

1989年7月，我終於放暑假了，也小學畢業了。鎮上的電影院放映員害怕運動的到來，主動放棄了承包，電影院又成了國營。我們那裡又開始頻繁的放露天電影了，只是在放電影之前，多了一個項目，那就是先看電視錄像，電視上全是通緝的暴亂分子，我也從中第一次知道了「研究生」這個名詞，知道了王丹、吾爾開希。

1989年9月，暑假終於在不安與等待中結束了，我也順利升入了初中。窩在家裡一個夏天的留寶舅舅，去了一次派出所打聽女同學的下落，回答已經遣送原籍了，只是留寶舅舅依然呆在家裡，沒有返校的意思。

1989年10月，父親從東北回來了，母親幾個月的擔心和不安終於化解了，看著父親平安歸來急切的給奶奶報平安的樣子，弟弟妹妹圍繞在父親面前撒嬌的樣子，貧苦人家因生活忙碌而不輕易表露的親情，在一瞬間爆發，我偷偷哭了。平時整天被父親呵斥的我感覺到父親就是一座山。

父親的回家，引來街坊四鄰更多的關心，除了關心父親發財沒發財，更想知道外面的信息。第一次出遠門的父親，也樂意給他們講外面的所見所聞。北京亂了，東北也亂套了，要不我們早回來了，現在黑龍江天都冷了，蓋房子都沒法蓋了。火車上太亂了，有人拿著燒雞挨個人強買強賣，10塊錢一個，你不買就用酒瓶子砸你頭，一塊幹活的房子在火車上就被人打了，乘警也不敢管，我把掙的錢藏在鞋裡了，沒被翻去。北京不讓進，我們從哈爾濱坐火車，到了山海關就讓下車了。我們坐汽車繞道天津才又坐的火車。天津的廁所真乾淨，比我們屋裡都乾淨，真的。聽的人都哄然一笑。

1989年11月，四姥姥家的留寶舅，又回到了學校上學了。送他走時，四姥姥哭著說：「你上學弄個「飛農業」不容易，莊戶人家跟著人家鬧騰啥，好好上學，別跟著人家瞎起鬨」。

1989年，普通人家就這樣在恐慌無助，理不清頭緒的氛圍中度過。

一九九零年：一個奴化國民系統工程的開端年

1990年春，有了去年的驚慌不安，父親沒有再外出謀生，而是在家裡用去年掙的一千多塊錢，花600元買了一臺14寸的黑白電視機，花700元買了一頭騾子，準備搞點運輸。然而老百姓再好的打算也只是海市蜃景，一個接一個的運動，鋪天蓋地的席捲而來。

1990年3月，魯西南地區搞起了滅絕人倫的計畫生育運動，也叫百日無孩運動，計畫生育的目標是1990年全年不能出生一個孩子，提出的口號叫「上吊給繩，喝藥給瓶；叫流不流，扒屋牽牛；該扎不扎，牆倒屋塌」。鎮上為此成立了以地痞流氓加村治保主任為主體的治安聯防隊。他們凌駕於法律之上，實行高壓恐怖政策，主要負責抓捕違反計畫生育的人，所有1980年以後出生的二胎，全部重新再處罰一次。家裡買的電視機和那頭騾子，也被迫變賣掉用以交清弟弟妹妹的計畫生育罰款。

1990年的暑假，學校全部的教室騰空，用來關押違反計畫生育政策的老百姓，並實行連坐聯保制度。那年鎮上的醫院裡，挖了一個大大的深坑，用來掩埋被流掉、引掉的胎兒，深坑中的胎兒發出的哭聲慘絕人寰。如果說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用殺戮絞殺掉民主運動的話，那1990年，卻是用殺戮和高壓政策讓老百姓活在恐怖的氛圍裡人人自危，強迫人們無暇以顧1989年的那場民主運動，無法反思那場民主運動。

1990年6月，全國又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掃黃」運動，老師要求每一名學生都要上交一本反動書籍或黃色書籍，政治課本中也首次出現了「防和平演變」的詞語。

1990年7月，一個戲劇性的消息在村子裡傳開，四姥姥家的留寶舅舅大學畢業被分配去了新疆塔里木油田；在北京當武警的根柱子衛戍北京有功，轉了志願兵成了「飛農業」。根柱子幾年後轉業，在鎮上當了一名國家幹部。更滑稽的是，當北京天安門事件過去十幾年後，問起這兩位親歷者，都三緘其口，沉默不語。

1990年9月，歡聚一堂的第十一屆亞運會在北京勝利召開，真是一團和氣，普天同慶。但不知道1989年6月3日夜晚，在公交車上，站在趙紫陽同志旁邊，頭戴北京亞運會標誌遮陽帽的那位學生有沒有趕上這一曠世盛會。

後記

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都沒有旁觀者。天安門民主運動是中國走上民主法治社會最好的歷史機遇窗口期，就這樣無情的給錯過了。隨之而來的，是當權者防止再次發生民主運動採取的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給中國的社會發展，乃至民族的發展帶來了影響深遠的災難。為了防止政權旁落，隨後開始了紅二代的官場卡位，斷送了精英人才對國家的治理渠道；為了防止學生民主思想的開化，隨後取消了大學生國家供給制度、包分配制度，將教育產業化，斷送了寒門學子的求學之路；為了避免出現趙紫陽式的開明人物，關閉了政治改革之門，官場出現了寧左勿右的自保座右銘；為了防止老百姓的覺醒，開啟了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改革，這三座大山壓迫的老百姓只有低頭忙碌求生存，哪有「閑心」求民主；收編暴發戶、無良文人進入人大、政協等組織，充當花瓶、吹鼓手；用肥皂劇、選秀節目充斥著螢屏，培育出思維上的大頭娃娃。現在回過頭來看看，過去的二十多年，整個就是圍繞扼殺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一系列奴化國民的系統工程。結果形成了富可敵國，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整個民族無進取之心，無道德底線，無發展規劃，階層割裂、社會矛盾激化，與世界潮流嚴重脫節。2７年前我12歲，從孩童的視角來回顧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一點歷史片段；2７年後的今天我3９歲，以一個成年人的理性，來總結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得失。

寫給自己，寫給那些經歷、參與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學哥、學姐；寫給那個年代的每一個人，寫給中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