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反對告密的時代——宋代

 

 

 

 

 

過去處於主流、正統地位的儒家文明，對告密行為可謂深惡痛絕。孔夫子曾問他的弟子子貢：你最討厭哪些行為？子貢說：「惡徼以為智者，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這裡的「訐」，即告密。將告密當成正直的表現，是子貢最厭惡的行為之一。

發生在親人、朋友之間的告密行為，由於直接破壞了小共同體最基本的人際信任，挑戰了人倫底線，更是受儒家抵制。曾有一個人告訴孔子：我們那裡有個正直的人，發現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便跑到官府舉報了。孔子說：「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親親得相隱匿，社會的人倫底線才不會被突破。用漢宣帝的話來說，「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親親相隱」的原則自此列入中華法系，並歷代相沿。

——不要認為「親親相隱」是陳腐、過時的觀念，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律，同樣非常明確地承認公民不給親人證罪的「親親相隱」權利。

當然，我也不否認，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競相告密的風氣。但我們需要知道，告密行為的鼓吹者是邊緣的法家，而不是主流的儒家。商鞅主張治國要任用熱愛告密的姦民：「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之者，善也；別而規之者，姦也。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商鞅認為，善民重視親情，會相互包庇；姦民則相信「爹親娘親不如秦王親」，會相互告姦。人民熱衷於告姦，罪惡便無處逃遁。

但有意思的是，商鞅鼓勵告密，卻不能不將習慣於告密的人命名為「姦民」。可見在當時的道德評價體系中，告密行為是為人所不齒的。商鞅本人可能對這種道德評價很不以為然，但告密的反道德性質卻是商鞅無法否認的。

歷史上，但凡申韓法術大行其道的時期，告密之風便會盛行一時，比如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武則天時代、朱元璋時代。而受儒家價值觀塑造最深刻的宋王朝，告密之風則大為收斂。我不是說宋朝就沒有告密，而是說告密的行為在宋朝並不受鼓勵，士大夫群體乃至君主都自覺抵制告密，以告密為恥。

宋真宗時，李沆任宰相。一日宋真宗問李沆：「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密啟即秘密奏事、向皇帝打小報告。李沆對打小報告非常反感，說：「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傚尤？」李沆認為，只有那些品德敗壞的人才會喜歡打小報告。

真宗的兒子仁宗當皇帝時，有一回，諫官韓絳收到同僚林獻可送來的一封書信，信中「多斥中外大臣過失」。韓絳身為諫官，覺得應該向皇帝報告。便將這封私信交給宋仁宗：「林獻可遣其子取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不敢不以聞。」宋仁宗卻說：「朕不欲留中，恐開告訐之路。第持歸焚之。」叫他將書信帶回去燒掉。

仁宗皇帝不想瞭解大臣過失、藉以整飭吏治嗎？當然不是。但他深知，如果為了掌握臣下動向而縱容告密，對政治品質的敗壞將遠甚於「中外大臣過失」本身。

宋仁宗一朝，也是宋代最自覺抑制告密政治的時期。皇祐元年（1049），臺諫官李兌、何郯、陳旭等人上書：「比歲臣僚有繳奏交親往還簡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聖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其於官司請求非法，自論如律。」

意思是說，最近有些臣僚將私人書信上交朝廷，朝廷則憑書信私議調查臣下，弄得告密之風大盛。自今之後，除非事關謀逆，臣僚不得交納私人通信，有司也不可收繳臣僚私信。宋仁宗批准了這一建議。這大概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申明政府不得繳納私人信件、據書信私議定罪的立法。

宋仁宗時代，監察系統非常活躍，臺諫官可以風聞奏事，這固然對執政的政府系統構成強有力的制衡，但也產生了一些負作用——臺諫官動輒上章告訐人罪，甚至根據道聽途說「暴揚（他人）曖昧之事」，以致「刻薄之態，浸以成風」。御史呂誨於是上書「請懲革之」。仁宗皇帝從善如流，下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禁止官員打小報告揭發人罪。執政官若有過失、罪錯，可以公開彈劾，但不應告密，不能揭人陰私。

後來的宋神宗、哲宗時代，當變法派（他們受申韓法術影響較深）執政時，告密風氣大有復熾之勢，因為一部分變法派官員認為，新政的推行，需要藉助告密的力量。如熙寧七年（1074），參知政事（副宰相）呂惠卿推行「手實法」，即要求老百姓自行申報不動產，政府再按其不動產徵稅。這本非惡政，但呂惠卿為防止有人隱瞞財產，又「許人糾告」，鼓勵告密。結果在民間大開告密之風，「家家有告訐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

因而，「手實法」甫一推行，立即就受到有識之士的強烈抵制。未久，宋神宗只好下詔廢止了「手實法」。在宋朝士大夫看來，如果一項政策導致民間告密成風，社會便會進入人人自危的境地，敦厚的風俗就會被破壞殆盡，朝廷即使因此多收些稅錢又有什麼意義？

被現在許多人視為昏君的宋高宗，也不歡迎臣僚告密——也可能他實際上並不討厭告密，只是因為主流士風對告密行為不待見，不得不表態拒絕告密。紹興初年，高宗下詔求言，有些官員即以密奏的形式告訐同僚。高宗說：「自今上書言事，毋有所諱。惟不許因書告訐他人過失。」給告密者當頭撥下一盆冷水。

紹興二十五年（1155），三省與樞密院給高宗打了一個報告，說：「頃者輕儇之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訟於朝廷，遂興大獄，因得美官。緣是之後，告訐成風。考簡牘於往來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雖朋舊骨肉，實相傾陷，薄惡之風，莫甚於此。」一些輕佻的官員出於政治投機之心，將親戚朋友私信上的談論揭發出來，自己則因檢舉有功而獲得美差。結果，告訐之風大興，私人通信、茶餘酒後的議論，都有人打小報告揭發；即便是親兄弟，也可能被出賣。再沒有比這種賣友求榮的風氣更薄惡的了。

因此，三省與樞密院提出建議：「乞令有司開具前後告訐姓名，議加黜罰。」即提議朝廷將那些有告密史的官員列入黑名單，「議加黜罰」。宋高宗同意這個建議，「詔令刑部開具取旨」。這大概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正式在官僚系統中清理告密者。

宋高宗是一位有污點的皇帝，比如他重用奸相秦檜，比如他冤殺岳飛。但他對告密行為的打擊，卻表明他至少明白一個道理：再冠冕堂皇的告密，都不可能「告」出優良的治理秩序，因為告密直接敗壞了公共治理的根基——人心。

我們歷史上存在過鼓勵告密的時期，也擁有過一個明明白白「反告密」的時代——那就是宋代。我想說的是，拒絕告密、抵制告密，其實也是華夏文明的傳統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