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戰(下)

中德關係

如果說中法的密切交往是建立在政治基礎上的話，中德的交往則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

美國總統尼克松於1972年2月2日對中國的訪問使世界政治格局發生微妙變化。毛澤東特地對發展中國與聯邦德國關係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聯邦德國和美國、日本不同，和臺灣沒有特殊關係，所以不需要聯邦德國公開表態承認「一個中國」。中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於1972年10月11日建交。兩國的建交公報只有一句話，沒有所謂的「臺灣條款」。

兩國貿易額建交之初只有2.75億美元，隨著兩國的經濟交往，雙邊貿易額逐年躍升。中德兩國的外交關係也較平緩的發展。「六四」後德國對中國進行了制裁。但由於雙方經濟利益的需要，雙方關係於90年代初開始緩和。1993年德政府決定不批准向臺灣出售潛艇並提出以中國為中心的新亞洲政策，而雙方的外交關係中凸顯經濟因素。

2002年中國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德在亞洲最大貿易夥伴。2010年，中德雙邊貿易額達到1，424億美元，比兩國建交時增長了500多倍，在中國與歐盟貿易總額中佔近30%。截至2011年8月，德國在華設立企業7,000餘家，累計投資項目7,500餘個，金額超過180億美元；對華輸出技術累計近1.6萬項，合同金額超過500億美元，約佔中國自歐盟技術引進合同金額的38%。中國是德國機械、汽車、化工等支柱產業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之一。【22】

德在華主要投資領域為汽車、化工、發電設備、交通、鋼鐵、通信等，大部分為生產性項目，技術含量高，資金到位及時。德國企業在華約有1,700個子公司或代表處，大眾、西門子、巴斯夫、戴姆勒、寶馬、拜耳等大公司均在華建立了獨資或合資企業。德還參與了上海地鐵一、二期和廣州地鐵工程、小浪底和三峽水利工程、江蘇田灣核電站、南京揚巴石化一體化項目等。中國從德國主要進口機電設備、鐵路、汽車及船舶等運輸設備、化學品、光學、醫療儀器等；對德國主要出口電器、機械設備、紡織原料及製成品、化學品和玩具等。【23】

相對於其他歐洲各國，德國擁有若干「對華貿易之最」：德國是對華技術轉讓最多的國家；德國是歐洲各國中在華投資最多的國家；德國也是歐洲各國對華提供發展援助最多的國家。

在同歐洲各國的關係上，充分利用各國對本身利益的考慮，予以各個擊破。最後連美國也不能例外，在經濟上倒向中共。

討好周邊鄰國的「領土外交」

領土外交是「訂單外交」的實物交易形式。是江澤民讓利，出賣中國人民國土的一種國際政治交易。

出賣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給俄國

中共十六大四中全會於2004年9月16日至9月19日在北京舉行，經通宵達旦的角逐，江終於被迫下臺。9月30日新加坡《海峽時報》駐中國首席記者、香港公民程翔以筆名「鍾國仁」在香港《明報》上發表文章，指出江澤民出賣了相當於40個臺灣的國土給俄羅斯。鍾國仁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國政府為什麼不敢向老百姓公布和解釋條約的三大苦衷：一是它表示中共在這個問題上連被它譏笑為賣國而趕下臺的國民黨政權都不如；二是江澤民在這個問題上比共產黨其他領導人都不如；三這個標誌著中國正式放棄偌大一塊領土的條約，從談判的過程到最後簽署，都沒有公開過。【24】

2005年4月22日，程翔在深圳辦事期間被中共國安人員帶走。同年8月5日，程翔被中共以間諜罪正式逮捕，當局指他涉嫌二零零零年起替臺灣情報機構蒐集大陸情報，並於2006年8月31日被判入獄五年。在各界營救之下，程翔於2008年2月5日獲假釋提前返抵香港。有人在扣押期間對他說：「真正被捕的原因，你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在整個審訊過程中，從沒有人向他查問「盜竊」或「泄露」了哪些國家機密。【25】【26】【27】

1999年12月9日，江澤民和當時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訂了《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這個條約構成了今後中俄邊界的法律文件。而這樁關係到國家領土的大事一直被江澤民隱瞞，直到幾年後，這個條約經俄方公布，中國人才得知江悄悄出賣了大片國土。1999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報》，上面官方關於此條約的只有100多字的簡短介紹。

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賣國條約，中間隱藏著驚天黑幕。在《議定書》中，江澤民出賣了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寶貴領土，相當於東北三省面積的總和，也相當於幾十個臺灣；江澤民還將圖們江出海口劃給俄國，封死了中國東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江澤民出賣的中國北方領土有幾大塊，一塊是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里的「外興地區」，另一塊是烏蘇里江以東的「烏東地區」，有40萬平方公里，還有就是唐努烏梁海地區，有17萬平方公里，以及庫頁島，有7.64萬平方公里。

該《議定書》徹底否定了清朝康熙年間中俄邊界平等條約──《尼布楚條約》，承認了從中華民國到歷屆中共政府都拒絕承認的中俄不平等條約，包括《璦琿條約》、《北京條約》等。不僅如此，《議定書》還將大片未經簽約而被沙俄強佔的領土永久性地劃歸俄國，這其中包括1953年聯合國大會表決裁定為中國領土的唐努烏梁海地區（約17萬平方公里，相當於貴州省面積），還包括連不平等條約《璦琿條約》都承認是中國領土的江東六十四屯（3600平方公里，相當於香港面積的3倍多），以及自金代開始即歸中國管轄、在《中俄尼布楚條約》中明確劃歸中國的庫頁島（7.64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兩個臺灣面積）。

軍隊後撤邊界五百公里不設防

協議簽署後，江澤民以軍委主席的身份命令中國邊防軍後撤，500公里不設防，而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塔吉克、吉爾吉斯斯坦4個國家不設防地帶只有100公里寬（只有俄羅斯濱海邊疆區的幾個地段例外）。

2002年12月18日，利托夫金在題為《俄中邊界10年前就已成為一條安全的邊界線》的評論文章中，公布了1999年江澤民與葉利欽簽署的秘密協議《兩國政府間在彼此削減邊界地區武裝力量和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問題上的相互諒解備忘錄》，尤其是高度讚揚江在賣國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貢獻。文章透露：「為了加強軍事領域的相互信任，北京採取了一系列史無前例的措施，承擔了單方面的義務，即：做到在與這幾個國家交界的邊界地區，在500公里寬的沿邊地帶，除邊防人員外沒有任何軍隊。對俄羅斯和其它幾個獨聯體國家(哈薩克斯坦、塔吉克、吉爾吉斯斯坦)來說，這條沿邊的‘不設防地帶’則只有100公里寬。俄國那邊不設防的100公里地帶是森林荒野，退出並不損失什麼，但中國退出的那500公里寬的地帶都是耗費巨資的軍事設施。全部毀掉損失巨大。」

江澤民用中國人民的領土換得俄國政府的支持，俄國政府把俄國法輪大法協會的主席威逼離境；還遣返旅居俄國的中籍法輪功學員回中國，置他們的生死於不顧。

出賣給其它國家的領土

對於中越、中印、中國和其它前蘇聯國家等領土爭端的解決，中共官方媒體也從來不敢公布條約的內容，所有出賣領土利益都屬於黑箱作業。

江澤民和塔吉克、吉爾吉斯以及哈薩克，簽訂了中塔吉邊界劃定協定、中吉哈邊界劃定協定等，基本放棄了所有爭端國土。例如他與塔吉克總統賴克莫諾夫簽約，將靠近帕米爾地區的27，000平方公里的爭議土地出賣給塔國，而中國僅得到1，000平方公里。這是塔吉克的通訊社報導了有關條約內容，才在海外曝光。

江澤民在1996年出訪菲律賓，主動提出放棄南沙群島的主權爭議，共同進行經濟開發。

1996年11月底，江澤民訪問印度，簽署了《關於在中印邊境實控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為中印按照現在的控制線劃分邊界定下基調，這就等於承認了麥克馬洪線，放棄了喜馬拉雅山南麓肥沃的9萬平方公里領土。

1999年12月30日，江澤民批准《中國和越南陸地邊界條約》，將數千位將士付出生命而守衛的雲南老山和廣西法卡山劃歸越南，麻栗坡的戰死將士將永遠埋骨越南。

第四節 日漸成熟的誘惑技巧

巨大的道德漏洞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與西方民主國家由於政治體制截然不同，國家運作的模式也存在一個根本的區別：前者以維持中共政權為最高目的，一切政策都是為政治服務的，經濟政策、外交政策等也是為了維持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中共為了其政治利益，可以犧牲其它任何利益。後者則相反，國家運作以為民眾服務為中心，政府強調經濟發展，其目的也是為了使民眾過得更好，西方國家政治利益服務於民眾利益、經濟利益。

所以，從根本上講，中共的經濟、外交政策的出發點是為一己之私的，而非為其民眾，甚至是損害民眾利益的。和西方相比，中共的國家運作模式有一個巨大的道德漏洞。

九十年代，江澤民及中共在得到西方的經濟輸血後，在國內的執政合法性得到暫時的延續。隨著錢包的日益增厚，中共逐漸獲得了一項與西方進行交易的關鍵要素：資本與經濟籌碼。中共的外匯政策使其對這些資本享有絕對的控制權，同時中共又勿需對中國人民負責，這使其在與西方的資本家和政要的交易和外交談判中可以隨心所欲的利用這些資本，從經濟利益上以「胡蘿蔔加大棒」的方式誘惑和迫使其他國家就範。如果別的國家在利益面前不能堅守原則，不能認清中共在道德上的敗壞，就陷入中共設下的套，放棄道德原則，作出損人利己的事情。

每當美國對華情緒趨於惡化時，中共的採購外交就及時跟進，通過大筆的訂單對美國利益集團構成影響，進而通過它們的宣傳和遊說活動平抑民眾情緒、對美國政府和國會施加壓力，形成對中共有利的影響，達到對美經濟外交的目的。

背後的動機

從1990年到現在的20多年來，中國對西方強國在三個階段內進行了高頻度的採購外交，分別是1990∼1994年，1997∼1999年，2004年至今。結合中國在上述三個時段中所處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我們不難發現其背後的動機。

1989年後，中共因「六四」對學生和平民開槍而遭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聯合經濟制裁和外交封鎖，一時間中國和西方大國間的高層互訪和多種渠道的外交聯結被迫中斷。中共的採購外交在中共的危難之際承擔起了「利益誘惑」角色，利用西方重利益的實用主義狀態，達成外交上破冰重任。1990年，中國一次性購買了90億美元的波音飛機。自1990年起連續5年，中國每年都會向美國派出至少一個大規模的採購團，以圖「購買」足以促進了兩國關係改善的貨物。對歐洲，中國在1991年和1992年分別派出兩個大型採購團進行採購，總額每年都達到10億美元以上。中歐關係因而得到金錢的修補，中德、中法間分別在1992、1994年實現高層訪問。1992年之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外交封鎖逐步瓦解，這其中中國的採購外交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第二個採購外交的高頻時段分布於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1995、1996年的臺灣海峽危機已經過去，而中國入世談判進入最後階段，美國是最重要的談判對手，也是中國入世的最大障礙。穩步增長的對華貿易逆差構成美國朝野的關注焦點。因此，顯示中國的誠意、安撫美國在貿易問題上的焦慮和牴觸情緒則成了當時中共對美採購外交的基本目的。1998年是美國20年來唯一沒有出現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雙赤字的年份，但中國仍連續3年向美國送上了年均40億美元的厚禮，沖淡了美國國內的反華氛圍，得以加入世貿。

近年來，中國同各國間的採購外交進入第三個採購外交的高頻階段。一方面是由於中國自身經過外國經濟輸血得以好轉，但更為直接的原因還是由中共「血汗工廠」的策略所導致的中國與西方國家間貿易順差格局的長期化、穩定化與擴大化。中共通過採購外交來平撫由中美貿易順差增長而帶來的美國民眾的反華情緒。所以中美採購外交頻數及總額分布同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增長率之間存在著較高程度的相關性，且採購總額會伴隨上一年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增長率的升降而相應增減。

策略技巧日漸成熟

經過10多年的實踐，中共訂單外交中的策略技巧日漸成熟，採購效用得到增強。這種提高首先體現在對時間的把握上：中國訂單外交越來越注重通過延長採購外交的活動過程或是延長採購合同簽訂過程從而延長外交效用的作用時間，以增強影響力。早期的訂單外交通常一次性集中採購，時間最長不過1個月，那時因為當時中共內外交困，需要急功近利的結果來解圍。而近些年來則呈現為分批派團外出採購的方式。在首腦出訪的前後一段時間內，按照採購類別分不同批次先後前往目標國實施採購，從開始到結束有時竟能達到半年之久。

以2003年為例，從2003年11月12日第一批飛機汽車採購團開始行動，到2004年1月13日最後一批電信採購團簽署訂單，先後有4個採購團分批赴美，前後共跨越兩個月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11月18日，美國政府突然宣布針對中國的針織布、晨浴衣、胸衣進口設置配額限制，而這一貿易糾紛恰好發生在中國採購團的採購週期內，因此中共政府便利用採購外交做出及時反應，暫時取消第二個大豆採購團的赴美採購。這樣一來就給美國國內的農業市場造成很大壓力，來自大豆、小麥主產州的多位美國國會議員，包括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達施勒和美國全球棉花有限公司的總裁哲寧甘在內，他們共同向小布希政府施壓，最終促使美國政府做出讓步，幾週之後中國恢復大豆採購團的行程。

中共訂單外交策略水平玩出花樣的第二個方面體現在採購協議的簽訂方式上：避免直接簽訂大額協定，而是先簽署框架協議、意向協議，在此後的領導人互訪時最終簽訂合同。飛機採購單的簽訂通常採取的就是這種形式，從最初的有採購意向到最終簽訂合同通常要經過三四次的官方確認過程，前後時間可達兩三年，而每一次確認都需要雙方在外交和政治上共同製造良好氛圍，這樣就延長了中共控制兩國關係的時間長度和訂單外交的有效程度。

充分利用人類的貪婪

這樣，江澤民開創的訂單外交在對西方的外交中效果顯著。中共通過訂單外交迫使西方國家不能對中共採取強硬態度；同時也使得西方的一批政要和企業成為中共的支持者甚至是「促銷員」。

由於中共對美國的大規模採購使美國企業受惠，美國商會、美中企業家理事會、美中貿易企業聯合會等握有經濟實力的財團組織參與的企業聯盟積極為中共奔走。它們的遊說努力確保了整個20世紀90年代美國每年都延長其對華「正常貿易關係」。大型跨國公司對中共的幫助尤其突出，波音公司於1995年發起一項「對華貿易正常化計畫」，以推動中美貿易關係長期穩定；它們還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影響力推動各州政府和議員出面支持同中國的貿易關係，相互之間甚至有分工和協調：波音公司負責華盛頓州和堪薩斯州，摩托羅拉公司負責得克薩斯州和伊利諾伊州。【28】

1999年10月江澤民訪問英國時，向英國獻上了大約40億美元合同的誘惑。隨後，江澤民訪問法國。法國總統希拉克在此之前已多次嘗到了中共訂單外交的甜頭，於江到訪前向中國駐法大使吳建民表示，既然中國對英國送了大禮，希望中國對法國也能有所表示，不然他不好向法國人民交代。

為安撫和尋求法國在國際事務上對中國的支持，江澤民拍板了中國和空中客機集團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的飛機購買談判，作為訪問法國的禮物。江並參觀了法國的高速鐵路，表現出對購買法國高鐵技術和設備的興趣。法國總統希拉克在記者招待會上興高采烈的說：「江澤民已經作出了一項令我十分感激的決定：購買空中客車工業公司的8架Ａ—340大型飛機、20架Ａ—318和Ａ—319飛機。這是一筆價值150億法郎的大買賣。」他接著說：「我向他說明瞭如果中國要購買法國的高速火車用於中國方面已計畫興建的北京—上海間的高速火車線路的好處。」江得到的回報是法國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支持。【29】

希拉克在任上訪問中國四次，每次均率大隊商界高層代表團，每次都和中國簽訂大宗銷售合同，以致於被媒體稱為「超級推銷員」。【30】2004年10月希拉克訪問中國時，除帶來法國空軍特技飛行隊外，還率領了另一支「戰鬥編隊」，即4位部長和52位法國工商企業老總。在短暫的4天中，中法雙方迅速簽下了近70億歐元的合同，其中包括中國對法國空中客車集團26架飛機的訂單，以及法國核能集團AREVA向在中國投標新核電站的項目。【31】不僅如此，中共也有了機會在購買波音飛機或法國空中客車的決策中不斷的同美國和法國玩上了外交訂單遊戲。因為大筆款項的誘惑，這樣的遊戲可以說是屢試屢爽。

中共也將這種利益誘惑拓展到了軍事範圍。美國國會中美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2011年度報告中報導，中國利用美國的退役將軍來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報告指出，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組織（CAIFC）系解放軍總政治部對外聯絡部的外圍組織，支持成立了「三亞倡議」（The Sanya Initiative）。「三亞倡議」的美中退休將領交流活動會邀請退休的美國軍官到中國參訪。中國通過「皇家旅遊」的方式，向這些美國特別訪客提供在中國做生意或者合夥的機會。而這些退休軍事人員將中國官方的文宣和政策信息傳遞給美國國會和五角大樓，併進行遊說工作。【32】

中共不光是利用貿易關係來改進與別國的關係，更是在訂單外交上附加上自己的政治目的，如迫害人權等，讓別的國家在獲取利益時，直接成為中共的同盟者。

自江澤民起，中共將「用經濟利益換取政治利益」的訂單外交招數使用得爐火純青，誘使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政治家、企業家、商會、遊說客等為經濟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人權原則、普世價值、社會道義、國際公益。這對國際社會道義原則和國際公益運作標準的破壞是十分危險的。雖然在短期內，人權的被剝奪主要發生在中國，還未波及到美國和歐洲，但從長期效果上看，「為利喪義」的短視行為正逐漸敗壞著整個人類的道德觀，最終必然會影響到西方社會的民主、自由、價值觀和政治體制。

第五節 經濟輸血的沖喜效應

經濟輸血幫助了中共對抗普世價值的底氣

不爭的事實是，這些年西方各國大量的經濟輸血，幫助中共有了對抗普世價值的底氣，心理和勢力。

中共有了本錢之後，並沒有像西方說客所說的，經濟發展了，就會自動帶來政治的自由和其他自由。恰恰相反，中共以其經濟發展為藉口，更有理由對抗自由世界的普世價值。

中共的邏輯也很簡單。在我要死不活的年月，突然得到爆發的資金，變成現在的外匯儲備闊佬，擁有多少美國的債券，連西方都有人羨慕我專制的能力和制度，我已經走出了「中共模式「的路，為什麼要走普世價值的路？！

江澤民和中共在幾十年整人政治運動中積累大量經驗，其中最本能也最湊效的是充分掌握人的弱點，投其所好，利用並擴大人性自私的部分來為中共服務。西方重商，故經濟利益可誘使西方商人和政客就範，江澤民相信的是有錢能使鬼推磨。他說，「在新格局的形成過程中，世界各種矛盾都在深入發展，各種力量正在重新分化組合，各種重大戰略關係也在調整變化。由於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繼續起作用，西方國家內部及相互之間的矛盾日趨暴露和上升，內外難題不斷增加。這就為我們在國際鬥爭中運籌帷幄、縱橫捭闔，創造了許多新的機會。只要我們善於把握好一些大的戰略關係，善於利用一些重要矛盾，就能夠靈活應付、舉措自如，適應國際局勢的發展，進一步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33】

中共赤裸裸的用機槍坦克鎮壓學生和平民在全世界激起義憤之時，江澤民踏著民眾的鮮血上臺。在世界強大的民意壓力下，美國等西方國家一致譴責中共，並結合經濟制裁等方式給中共施加巨大壓力，中共限於四面楚歌的孤立之中。經歷過中共建政後幾十年的窮酸革命及見識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國門打開後世界真實情況的中國人民，不會再接受中共把中國帶回到勒緊褲帶鬧革命的荒唐歲月，因此，西方的經濟制裁對中共的打擊幾乎是致命性的。

中共看準了西方不忍放棄中國巨大市場潛力的心理，展開了各種以經濟交往為目的的「人權遊戲（鬥爭）」。為了破開經濟封鎖，獲得西方的資金和技術援助，中共首先向西方伸出橄欖枝，表示繼續改革開放的國策，表面上不得不接受一些改善人權的附加條件，如在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國會年度審核通過前，釋放一個兩個取之不盡的「良心犯」以滿足美國國會列出的人權指標。同時，對改善人權的承偌陽奉陰違，從實質上破壞世界上對其人權行為的監督。

從二十年錢中共的搖尾乞憐到今天「財大氣粗」的不同態度，人們可以看到奴才和主子的可笑劣質集於中共一身。

對抗普世價值

中共的軟肋是其一黨專制的本質。共產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理想在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已被中國人民摒棄。江澤民堅持共產主義信仰是假裝的，這一點他自己也供認不諱，「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只是一塊用於維護其統治地位的遮羞布，江澤民對「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觀的恐懼卻是貨真價實的。江深恐中共虛假的「共產主義」不堪西方「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觀的衝擊，而導致中共獨裁統治、中共政權瓦解。而且，江對人權的踐踏劣跡斑斑，先有整肅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的前科，後有發動鎮壓法輪功的世紀大迫害，還因此多年獲得「大赦國際」授予的「人權惡棍」光榮稱號。因此，江對西方普世價值觀既恨又怕，要堅決抵制。

為了消弭對抗國際上的批評，江及中共採用一貫的手法，一方面利用經濟利益的誘惑，消弱批評的聲音，另一方面混淆人權的概念，以似是而非的歪理攪亂視線，逃避國際壓力，並大力進行對外的人權理論反宣傳。江澤民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抵制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觀的言論：

「美國喊什麼民主，什麼自由，什麼人權，都是假的!」(1990年1月18日在山西考察工作時的談話)「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體現了最廣泛的人民民主，最適合我國國情，因而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我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的說：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比西方國家的‘三權鼎立’制度要民主得多、優越得多。」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種政黨制度，從根本上克服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兩黨制或多黨制互相攻訐、互相傾軋的弊病，能夠保證集中領導與廣泛民主、充滿活力與富有效率的有機統一。」

「西方往往希望我們都變成資本主義。如果世界上都成了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豈不是太單調了。」【34】

江澤民忌憚於美國的世界地位和在歷史上對各國人權的關注，在針對人類共享的普世價值時，更是把鬥爭的矛頭重點指向美國。江說，「美國對華政策一直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對我國進行和平演變一直是在美國的反華勢力對我國的長期戰略目標。另一方面，美國出於自身的全球戰略需要和實際經濟利益需要，舍棄不下我國的巨大市場，不得不在國際事務中尋求同我國進行合作。…既然‘美國對我採取‘既接觸又遏制’的兩手策略，我們也要講究策略，以兩手對兩手，以鬥爭促合作。」【35】

同時，江發出指令，「要大力揭露西方宣傳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欺騙性。西方敵對勢力打著‘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向我發動進攻，通過各種渠道，對我進行滲透，反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要認真對付，堅決還擊。要揭露西方‘民主’的實質和虛偽性，說明我們的民主是最廣泛的人民民主，說明社會主義中國最尊重人權，最愛護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和權利。」【36】

中共提出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那些宣揚‘普世價值’的人，正是在自由、民主、人權的旗號下，推銷西式政治制度、價值觀念，這才是問題的實質和要害。」「冷戰結束以後，西方的外交工具就以普世價值取代了過去的反共大旗。關於普世價值，就是西方經常掛在嘴上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等等。且不說這些是不是公認的普世價值，僅就西方竭力甚至強行在當今世界推銷，就十分令人起疑。特別是對於我們中國，更要打一個問號。」【37】

在江澤民的指示下，中共把人權問題作為一項對外鬥爭的工作重點來抓，人權成為中國對外宣傳的一個重要主題。1991年11月1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第一部題為《中國的人權狀況》的白皮書，宣稱「人權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在繼續，危及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利用人權干涉別國內政和推行強權外交，阻礙了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實現。」【38】之後的《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便成為中共人權的一部「經典」作品，反覆修訂出版，並在此基礎上編寫各種學習材料。

針對美國國務院年度世界人權記錄報告中對中共人權惡劣行為的記錄，中共又針鋒相對地搞了一部年度的「美國的人權記錄報告」。中共組織人馬從西方媒體公開發表的材料中收集整理，修飾加工成報告後通過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以「敦促美國正視自身的人權問題」。第一部報告發表於2000年2月27日——《1999年美國的人權記錄》。這本「美國人權記錄」說，「美國無視自身存在的嚴重人權問題，卻熱衷於推行所謂‘人權外交’，將人權作為醜化別國形象和謀取自己戰略利益的政治工具，這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權問題上實行雙重標準的偽善面目和藉口人權推行霸權主義的不良圖謀。」【39】

分而治之的關門人權「對話」

中共在人權問題上還耍了一個大花招，就是人權問題只能關起門來討論，否則就是「干涉中國內政」。江聲稱「人權是一個國家主權範圍內的問題；各國對人權問題的看法有分歧，應進行對話，而不應搞對抗。」江澤民當著克林頓的面說，「在人權問題這類問題上，可以在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基礎上開展討論。」

更重要的是，與各國都可以分開來談，分而治之，來多少對付多少，多多益善。讓所有還有些許人權關注概念的國家分散成單一的對手，中共駕馭單一的，分散的團體在戰爭年代久經歷練，對付什麼人都得心應手。對方只要願意來單獨談，就是對中共合法性的承認。在中共願意談「人權」的情況下，西方國家總不能不願談吧，那麼，各國能夠聯合起來制約人權迫害情況發生的能力就被中共從此分化瓦解掉了。

談判對話是中共駕輕就熟的拿手好戲，尤其是關起門來談，什麼大話都可以說，什麼承諾都可以許，而出了門什麼也都可以不做，不受任何約束，具體談什麼，外界不知道，但又可以搪塞外界輿論。歷史上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與中共關於國共合作展開的三次談判，每次都以大呼上當而告終。

「人權」終成政治裝飾

中美人權對話從江時代的1990年12月開始，每年美國負責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對中國進行訪問對話，或者中方代表團到華盛頓對話，到2002年12月一共舉行了13次對話，只是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和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40】每次對話只不過是公式化地發表聯合公報，獲得的最大成果不過是「增進了雙方的相互理解」之類的套話。

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中共對談判的態度也愈加強硬。中共慣用的警告就是中國決不容忍他國干涉中國內政，中國不害怕其他國家表現出的敵意。

對話基金會的Kamm先生過去支持中美對話，但他說，他準備改變自己的立場，「要是中國政府只想就廣義的意識層面去討論人權問題，那一大幫人用納稅人的錢飛到北京就很難說得過去了。」Kamm還補充道，「如果撇開具體的人談人權，那我覺得這種對話就沒有必要再進行下去了。」【41】

如果其他時候實質性地提出人權問題，中共就會立馬翻臉。由於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及其它違反人權在國際上曝光，2004年美國決定向聯合國第60屆人權會上提出譴責中共違反人權的提案時，中共立即作出強烈反應，緊急約見美國駐華大使雷德，宣布中止雙方的人權對話與交流。【42】即使是後來這些年的美中官方接觸中，可以談任何問題，就是不能碰法輪功問題。一旦提到法輪功，中共代表就搖頭擺手，起身退席，絕口不談。因為這是中共的「七寸」，無法解釋為什麼對這麼大面積的漢人，又是只為做好人的群體如此沒道理的迫害。

雖然在時隔六年之後，於2008年5月24日至28日，中美第14次人權對話在北京恢復舉行。美國與西方對中共的人權關注度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人們似乎已經接受了這一現實生活中的現實：人權僅僅是政治家們裝飾門面的一個議題而已。

中共用同樣的手法，與西方各國開展樂此不疲的「人權對話」。例如，於1997年開始與歐盟每半年舉行一次人權對話；始於1997年的年度中澳人權對話，中加人權對話；於1999年開始每年一次的中德人權對話。同樣地，所有這些人權對話是能淡則談，能敷衍則敷衍，談不來則各說各話，觸及實質問題就中止談判。

經濟「大棒」──​中共特色的貿易與人權掛鉤

用經濟手段對付人權批評，在經濟輸血後感到強盛起來的中共那裡，有了新用。

在經濟外交上，中共不僅僅是採用「胡蘿蔔」政策，有時也使用「大棒」。對於在人權問題上批評中共的、中共自認為可以對付得了的國家，中共毫不留情的採用經濟手段予以制裁，迫使其噤聲。

中共利用貿易關係，與其他西方國家聯手對抗美國在聯合國關於中國的人權提案。

中共首次得力的運用經濟「大棒」實現外交目的是在1997年。4月15日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53屆會議上，由美國、英國、丹麥帶頭提出的譴責中國人權狀況的議案，歐盟幾個主要國家法國、德國、義大利沒有參加提出議案，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也沒有簽署這項議案。最後，這項議案以不予審議的形式被否決。

當時丹麥在聯合國人權大會上點名抨擊中國對待少數民族和持不同政見者的政策。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當即反駁道：「我相信丹麥政府提出這項反華議案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當然不是丹麥「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而是中共搬起石頭砸丹麥的腳，中共隨即取消了和這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之間的所有商貿合約。【43】

2002年中共操縱了一些第三世界盟友，將美國踢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以致於美國在此次大會上不再有發言權。出於對中國訂單的考慮，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願意在人權問題上挑戰中國。聯合國人權大會上沒有通過批評中國人權狀況的議案。

2007年，為了報復德國總理默克爾九月間會晤達賴喇嘛。中國取消了當年的年度人權對話。【44】

2008年法國總統薩科齊會見達賴喇嘛。中國提出強烈抗議，推遲了原定於12月初在法國舉行的第十一次中歐領導人會晤。並終止了中法之間巨額貿易合同的洽談。這350億歐元的貿易訂單發揮了作用，薩科齊最後現身北京奧運會。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這樣的外交矛盾會發生得越來越少，甚至不再發生。並不是因為中共改變其喪失道德的做法，而是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在中共提供的利益面前，放棄道德堅守的勇氣，在大是大非面前變得對中共裝聾作啞、抑或俯首稱是。

正如何清漣女士在一篇文章中總結的，「說穿了，北京並不害怕西方社會的口頭批評，它唯一擔心的是西方國家的全面經濟制裁，但自從中國入世之後，西方社會就喪失了對中國的經濟制裁能力。經過自90年代中後期至今的外商在華密集投資之後，西方數百家大跨國公司與中國市場形成了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西方世界對中國人權惡化的批評越來越像走過場，「一幅‘我們說過了，結果如何我們沒法管’；而中國的反駁卻越來越高調上揚，一副‘就這樣了，你們除了打口水仗之外還能怎麼樣’的死硬姿態。這種狀態已經持續好多年了。一方面是西方干預有效程度遞減，另一方面是中國內部維穩力度增強，中國的人權狀態終於惡化到今天這種地步。」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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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http://zh.wikisource.org/wiki/《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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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中美人權對話http://zh.wikipedia.org/wiki/中美人權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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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新華網，「中國緊急約見美大使宣布中止中美人權對話」，2004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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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Willy Wo-Lap Lam，「China wages‘big-bucks diplomacy’」， CNN，June 19,2002，http://asia.cnn.com/2002/WORLD/asiapcf/east/06/18/willy.column/
【44】BBC，「德國：中國取消中德人權對話」，2007年10月13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040000/newsid_7043400/7043480.s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