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自從被打成右派分子後，被送去農村監督勞動，我就作好了長期被管制的打算。但是，剛經過「大干、苦幹、拚命干」的大躍進，鹿寨縣的「鋼鐵衛星」升天後，不幾天就被通知：全部參加大煉鋼鐵的右派份子立刻集中到縣城附近的黃斑園藝場，實行教養改造。
不到一年，我們幾位原來在縣委大院工作的老右，可能是由於勞動、生活接觸比別人多一些，而被懷疑為有不軌行為，竟以「右派反革命集團」的罪名，連夜遭到搜查、拘留，最終逮捕，被關進鹿寨縣公安局的看守所。又經過了四百多個難熬的日日夜夜，未經任何審判手續，就收到了一張「刑事判決書」，獲得了八年的有期徒刑。
九死一生憶遷江
1961年4月13日——這個被西方人認為不吉利的日子，凌晨四點多鐘左右，晨曦未露，鴉雀無聲，六名武警，個個荷槍實彈，人人眼露凶光，在所長趙文秀點名後，我與其他10名同監難友，上了囚車。
抵來賓縣後，武裝看守人員，與鹿寨縣公安局的押送人員辦好了交接手續，由遷江農場的幹部替我們鬆了綁，上了農場的一輛大貨車。大約兩個小時後，我們終於到達了來賓縣的陶鄧公社，步行約半小時，進入遷江農場二中隊。抬眼四望，全是一派荒涼景象。因為在看守所關押太久，原來早就盼望著早日送農場勞動改造的心情，一下子就涼了半截，心裏暗自思忖：「這豈不是才出了牢籠，又入羅網了嗎？」
原來在看守所早就餓得半死的囚徒們，已是個個骨瘦如柴，坐臥無力的半條命，現在下得車來，東倒西歪，坐睡臥跪，千姿百態。正當大家唉聲嘆氣時，來了一位農場的管理幹部，此人看來還算和善，按照花名冊一一點名，將我們像貨物一樣驗收入庫。今後的日子，我們即由他們長期看管。
一到農場我就當起了在別人槍桿子底下被人嚴管而又要嚴管他人的犯人小組長。更想不到的是，這一「烏紗帽」竟然扣在我頭上長達十年之久，直到我出獄後，才把它扔給了農場。
我所在中隊的全部囚徒，都是被飢餓折磨成半條命的苟延殘喘的人。平時到伙房取飯打開水，都已東倒西歪，弱不禁風，哪還能上工地去勞動？所以剛到的一個月裡，天天都是帶領組員，排好隊，在武裝看守的警戒線內蹓躂、散步、聊天、晒太陽；除了保證沒一個人逃跑外，也不准一個人進監舍睡懶覺，因為幹部們擔心這些半條命一睡不起。
眼看春耕生產迫在眼前。全中隊118人中，經醫師檢查、幹部批准的病休人數都在80人以上，剩下一二十人只准半休，被強制送到工地作半勞力。
這時，開始不時傳聞外隊餓死人的小道消息。我所帶領的病號們，倒床全休的人有增無減，不少人連散步晒太都不能參加了，普遍都作好了死在農場的最壞打算。全隊百分之百浮腫病。
糧食定量指標，名義上每月18市斤，但不是白面或大米，而是十分粗糙的木薯粉。每日六兩木薯粉，分成早中晚三餐，用罐子兌水蒸成稀糊糊，每餐一罐，拿到手上三分鐘就喝光。百分之百的人都把洗罐子的開水喝得一乾二淨，太寶貴了，實在捨不得倒掉啊。
眼看春播在即，中隊領導召開了一次特殊的大會，不但干警犯人全部參加，而且隊長夫人也到席了。姓常的老隊長作了報告，他說：「現在國家遇到了暫時困難，糧食指標是少了一點，這點指標也還是來賓縣糧食局供給我們的，因為我們是新辦場，自己還沒能生產糧食，只好吃低標準。」他邊說邊把自己的褲腳撈上膝蓋，用手指不斷擠按著腳肚和腳面對大家說：「現在不光你們浮腫，我們幹部和家屬都浮腫哩。希望你們安心改造，在目前的春耕生產中，積極出工，把紅薯、玉米、陸稻、花生播種下去，等秋收後，生活就會得到改善的。」
就是在這個「撐著拐棍也要下工地，為春耕生產出工出力」的鼓動下，我帶著病號組的組員參加了春耕春播。在翻耕熟地時，常有上年漏收的木薯紅薯被拖拉機翻露出地表，組員們搶著揀起，在身上擦去黃泥就生吃起來。揀得螞蚱青蛙，活生生地就一口吞下肚子。在種花生、玉米、紅薯時，也公開偷吃，被幹部斥責、訓示、掌嘴、罰跪……可是，對於飢餓難忍的囚徒們來說，連死都不怕了，還怕你什麼打罵？人啊，到了這種求生絕境的邊緣，斯文和面子早已拋到九霄雲外了。
農場各隊天天傳出死人的消息（場裡面統統稱之為「病死」），我們隊也開始出現「病死」現象。此時，場部公開宣布了兩項緊急措施：一是允許犯人家屬立即來場探視親人，送食品、糧票、現金；二是各隊伙房自製一種叫小球藻的營養湯加入木薯糊糊內食用。一時間，向親人求救的信件，發向了四面八方。
到農場將近三個月，坐臥無力，頭暈眼花；開始悲觀，經常萌發「生不如死」的念頭。但是，上有年近花甲的老母，下有入學就讀的女兒，還有情深義重的愛妻，我不能不給他們一個清白的交代啊。就是在這種既矛盾又絕望的狀態中，我向妻子發出了難以啟齒的求援信。
半個月後，妻獨自一人，挑著大袋小袋的食品、糧票、現金，從龍勝——柳州——來賓——合山——白鶴隘，再步行近二十里山路，帶著老母親的重托，前來農場挽救我這個瀕臨死亡邊緣的親人。
當天到達時已近傍晚，管教人員允許我與妻子另開小夥，吃了我入監後的第一餐夫妻團圓飯。妻偷偷地告訴我，由百鶴隘到農場這段山路，太荒涼了，太可怕了。一個年輕女人，挑著十多斤的物件，單身穿行在四野茫茫的山間小道上，既害怕虎狼，更害怕壞人。最嚇人的是在—處不知名的峽谷裡，要橫跨一座二十多米長的鐵索橋，而十多米高的橋下，又是奔流直下的咆哮山洪。儘管有多害怕，還是冒著掉下橋底被山洪沖走的危險，一步一晃地，迷迷糊糊地走到了對岸，全身冷汗淋淋，手腳都癱軟，坐在橋頭才敢哭出聲來。是什麼力量鼓舞著妻去完成了她這一離奇而驚險的深山孤旅？我想，除了正義感與同情心之外，必定還有愛的偉大力量的支持和激勵。聽了妻的令人後怕的講述，看著妻那副萬分疲憊不堪的模樣，我的喉頭立即梗塞起來。我意識到自己過於自私，為了自己，竟令愛妻跋山涉水，擔驚受怕，萬一在荒野中出現一點意外，我怎麼向家人交代？我沈重地對妻說：「這個鬼地方，你下次不要再來了，再苦，我會有辦法頂過去。」
想不到農曆八月中旬，妻又獨自一人挑著各類食品二次到了遷江農場。由於山間小路不易記，竟又迷路誤入荒野，當日不能到達農場，而晚上竟露宿一戶農民的屋檐下。第二天凌晨，臉都不洗，空腹趕路，中午時分才到達農場。在管教人員的監視下，我含淚對妻說：「上次就告訴你不用再來了，你怎麼又來了啊？」妻說：「下星期就要開學了，我必須提前趕回學校做好準備工作；開學後，我沒有時間來看你，又要等一個學期才能來，怕你挺不住啊。」唉，太為難妻了！她把維持自己生命的食物節省下來，把整個假期都用到我這個半條命上。人性、親情、愛情，鼓舞著我掙紮在生死線上，完成我見證歷史的使命。
在遷江農場將近半年的勞動改造，由於病餓交加，我們基本上就沒有真正的勞動過；講得實在一點，其實就是在餓著肚子等死。所有人的健康情況，越來越差，全隊118人，已經有七、八人去場部醫院「留醫」，都不能回隊，人們心知肚明，肯定是「出院」去「土耳其」報到了。人人都害怕不知何日輪到自己去「留醫」，去「土耳其」、去……
當玉米中耕季節到來時，中隊幹部又召開了一次大會，公開宣布：根據上級指示，全場在最近要全員調離去其他較好的老場。
起死回生石榴河
三天之後，我們中隊一百來號人，早上離開遷江，下午就到了鹿寨縣境內的石榴河農場。它是自治區公安廳的一個直屬勞改農場，距鹿寨縣城僅四公里，鐵路、公路穿場而過。有一條人工引水渠道——當地人稱石榴河。
石榴河農場的糧油肉菜，早就全部自給有餘了。所以，剛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們的糧食指標提高到每月28市斤，而且是按大米計算；到伙房實際操作起來，還有適當的自主。所謂自主，就是把28市斤指標，用三分之二計大米三分之一計雜糧（如一斤大米折一斤半干玉米或五斤紅薯）。每日三餐平攤，可以全吃干飯，比起遷江農場那種睜著眼睛死撐強得多了，完全有希望恢復健康。
當時我們來到石榴河農場，恰恰是夏收夏種季節。俗話說得好，來得早不如來得巧。我們到達的當天，適逢全場開始收摘花生，而我們所在的隊，僅花生即近千畝之多，這不是天賜良機嗎？
當時很多人走路都還離不開拐棍，竟然爭相報名出工，百分之百上了收花生的工地。這種勞動積極性，居然還感動了主管生產的鄧隊長，當場給予了一番表揚呢。收花生，每天除拔花生用兩個小時外，都是坐著摘花生，在這種環境中，誰又挺得住，敢講不動嘴吃花生呢？我們那時認準了一個理：總不能因為我們吃花生，你就不要我們去收花生了吧。於是吃花生反而形成了一個運動，膽大的居然還帶回監舍吃起宵夜來了。囚徒們還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或明或暗地進行傳播：
一、吃要吃，干要干，老吃不干屬搗蛋；
二、吃飽為宜，不要過度，過度拉稀，吃虧自己；
三、保命事大，放下架子，批評莫怕。
花生，你以你豐富的營養，復壯了一批待斃的生命，挽救了一批瀕臨死亡邊緣的靈魂。你保護了一批創造財富的苦役犯。
在遷江農場的飢餓，造成了我們一百來人的「病」。經過一個多月的收花生運動，除幾位確是老弱者外，我們百分之百地都已同時脫離了險境。那種恐怖的飢餓歲月，是人為因素造成的惡果，一萬年以後，神州大地都不應重複這個令人寒顫的錯誤。
在大多數人的健康狀況好轉後，大家積極投入場部開展的隊與隊之間的「勞動競賽」，迎接來年的春耕生產。場部又向各隊宣布了一項土政策——各中隊以小組為單位，平均每人劃給一分旱地，作為小組的「自留地」。具體的做法是：「在各組耕作區內，把地頭、地尾的邊角零星地塊，按人頭每人一分劃給小組，由組長負責安排到人，只准種植紅薯、木薯、玉米、瓜菜等作物。種子、化肥、農藥可在中隊大田中耕植保的同時，按需供給。小組利用節假日集體護理，收穫時按誰種誰收分配。
種自留地的積極性很高，各組全年的收穫，一般每人可收得干玉米20斤左右，或者紅薯一百斤，木薯高的可得三百斤，一般也在一百斤以上。局外人可能不理解，也不可能相信，在人民公社大砍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勞改農場反而出此下策！可見，同是一個黨和政府領導，只因掌權者的選擇差異，其政策產生的效果竟是天壤之別。我們這些被專政者，親歷或親自嘗到了這個豐收的實惠——每天每人可加餐玉米三兩或紅薯五斤的食量，長達一年之久。這對於經過長期飢餓的我們來說，無疑是一種天大的賞賜。可惜這一政策，次年就取消了。
我原是在鹿寨縣總工會工作，如今落得個階下之囚，且送回距縣城僅四公里地的勞改農場強迫勞動改造，這個消息不幾天就傳到了我原來的幾位好友那裡。記得好像是在十一前後吧，縣新華書店的經理樂景戎、售書員潘春錫、縣人民醫院的鄒傳孝，以及當時設在鹿寨縣城的廣西軍區幹部文化補習學校的文化教員楊綠、黃鶴松，珠江航道管理局技術員廖勛等幾人，結伴到石榴河農場探望我，給我帶來了食品、菸葉、衣物等。在隊部的接見室裡，我猛然見到幾位昔日的至友，頓時目瞪口呆。我一萬個想不到，也萬分地驚訝。在那種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七斗八斗的政治環境裡，別人避之猶恐不及，他們竟敢不顧個人政治安危，不怕惹來政治麻煩，不考慮招來引火燒身的可怕後果，跑到農場這種對付階級敵人的禁地，探望一個已被無情打落在階級鬥爭漩渦裡的朋友！我萬分無奈，相對無言，羞愧難當，熱淚盈眶。我自被打成右派及右派反革命以來，除了白髮老母探監第一次流下悲憤的眼淚外，這是第二次的真情感動，雙眼飽含熱淚，在無聲中潸然而下。
會見的時間當然是很有限的，在我的記憶裡，大約不到十分鐘。在寶貴的十分鐘裡，他們在管教幹部的監視下，把帶給我的物品，一一點交後，還說了些什麼話，我一概茫然。我只記得我是在沉默中度過那難耐的十分鐘，好像謝謝二字都沒來得及說一聲，管教幹部就代我送客出門了。事後，我給他們寫了一封感謝信：「深情厚意愧領，定當後報。農場禁地，今後不可再來。切切。」
1979年，右派脫帽改正。我專程拜訪上述幾位摯友，重聚鹿寨，俱已白頭，感慨萬千，難以言表。後來各自工作都已調動，但我們每一年的春天，都約定分別在桂林、龍勝、柳州、鹿寨、桂平聚會一次，風雨無阻。可惜好景不常，進入九十年代後，樂、鄒、楊、黃、廖五位仁兄竟先後作古，所以，2003年我再訪鹿寨時，發出了「鹿寨知音今何在？灑淚捶胸看墳塋」的哀號！我雖是一個不成熟的無神論者，但是，面對友人的遭際，我卻信服先人說過的一句俗語：「好人不長命，禍害得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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