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經濟結構性改革要從四個方面開始。（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11月22日訊】中國宏觀政策正在遭遇罕見的尷尬。無論是央行還是發改委，在貨幣政策和行政審批上不斷寬鬆，但是效果卻不彰。經濟刺激措施連續出臺，但好像是中共政府在唱獨角戲，幾乎得不到民間資本的響應。2009年那種政府四萬億刺激措施一出，民營投資隨後興起的情形根本見不到。刺激措施的乘數效應每況愈下，頗有強弩之末的感覺。
政策搭配上也是如此，官方明明說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卻超穩健；明明說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卻超積極。財政政策不夠積極，是因為財政收入增長大幅下降，地方賣地收入大幅下降，年初時預算財政赤字2.3%，如果全口徑計算，今年財赤突破GDP3%的警戒線不足為奇。
瑞士信貸董事總經理兼亞洲區首席經濟師陶冬撰文認為，財政政策無法發力，於是央行搖身變成財政部，向政策銀行提供資金流動性，將財政政策貨幣化。然而這些依然無法讓好的企業願意貸款，無法讓銀行放心借貸。
近十幾年，中共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基本上清一色針對需求端的，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來作逆週期調節，其中2005-07年的貨幣政策收縮、2009-2013年的四萬億和斷斷續續的房地產調整為其代表作。但後果顯而易見，到了現在已經積重難返。
宏觀調控已經差不多走到了盡頭。不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沒有進一步的擴張空間，而是已經接近無效。中國不是沒有需求，湧向海外市場近一萬億元的購買力就是現實存在的購買力，但是目前中國所提供的產品，無論從產品品種上還是產品質量上，均與消費者所需要的不匹配，於是出現了旅遊者去日本買馬桶蓋的現象。
中國民營資本也不是完全沒有投資意欲，只是製造業多數變得無利可圖，而高端產業又多被國企所壟斷，民營資本融資困難、准入嚴厲、稅負沈重。如果企業可以賺到錢，民間投資自然會出現。
11月18日，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演講時表示，解決經濟問題不能單靠貨幣刺激，要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這是習近平在九天之內第二次公開提到有關「供給」。11月10日，在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習近平曾表示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表示，目前中國經濟存在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提高過快，有些方面的成本甚至高於高收入國家等六大問題。
楊偉民表示，未來的經濟結構性改革要打好四個「殲滅戰」。一是化解過剩產能。二是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這兩項有利於止住工業品價格下跌的勢頭，降低企業成本，增強企業盈利的能力。三是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持續發展。四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習近平提出的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顯示官方經濟學告別以前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的模式，轉向重視供給管理、重視經濟持續增長動力的模式轉變。
所謂供給側改革，簡單講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具體而言，它要求清理殭屍企業，淘汰落後產能，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中長期視野的宏觀調控。
中國經濟一直以投資、消費、出口拉抬經濟的增長，即所謂的「三駕馬車」，從經濟學角度看屬於「需求側」的三大需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王軍認為，以前常講的「三駕馬車」，是從經濟運行的結果出發的，便於宏觀調控進行短期的逆週期調節。
供給學派是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一個經濟學流派，強調經濟的供給方面，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在供給學派基礎上發展出新供給主義，主張通過放鬆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才能提升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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