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5月18日訊】打土豪→分田地→收租收稅→收田地→經濟崩潰→打土豪…… 在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就是上述過程的一場接一場輪迴。
從中央蘇區到延安根據地,從全國打土豪到大躍進,從大飢荒到文革,從上山下鄉到打倒「四人幫」,從改革開放到價格雙軌制,從出口導向到國企大倒閉,從WTO到房地產爆發,從4萬億到「新常態」,中國在短短几十年間,各種重大事件層出不窮,經濟風向不停變換。不過,不論什麼樣的風向或者事件,實質都是輪迴,只是形式不斷變化,規模越來越大。
在中央蘇區,打土豪分田地的基礎模式成型。最初,中共到農村地區流竄,對地主實施綁票,要求贖金,這種行為既遭到地主的反對,也不受農民的歡迎。隨後中共改變策略,從勒索部分財產,到以打土豪為名義全面瓜分地主財產。打土豪之後,中共把金銀和其他貴重物資拿走,把便宜的財物和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得到土地後,積極支持中共,包括參軍入伍和貢獻錢糧,中共軍隊從流寇變成軍閥。中共控制當地後,為了維持各種費用加大糧食稅收。而農民分了地主的田後,耕種效益比地主管理時期大幅下降,加上稅收增加,農民的收入反而變差。多次翻餅反覆打土豪分田地後,蘇區面臨飢荒。農民逃離蘇區,壯丁開小差。糧荒作為根本原因推動蘇區經濟崩潰,迫使中共長征逃亡。
到了延安,當地的經濟同樣崩潰。陷入全面飢荒後,中共軍隊和中央機關差點大量餓死。起初,國軍圍剿中共時,張學良和楊虎城偷偷給中共提供大量食品,才讓中共活了下來。西安事變後,在蘇聯的調停下,國民黨決定抗日,放中共一馬,中共改編為國軍。國民黨不僅不鎮壓中共軍隊,還給中共提供糧食和其他物資,中共獲得生存物資以及對當地的統治權。在有利形勢下,中共一方面利用軍隊開荒種植,同時嚴厲控制農民的種植行為。不論軍隊還是農民主要都種植罌粟。軍隊的種植在中共的完全操控下,罌粟種植、鴉片生產和銷售都通過中共系統完成。同時,中共嚴格監控農民的種植活動,農民收割罌粟果實後,必須全部繳納給中共,中共按照官價收購。這時候,農民不再具有主動性,不會像在蘇區那樣積極要求反覆分田地。而且,中共對農民嚴厲監控,農民也不能隨便逃走。
1948年後,隨著中共對全國各地的佔領,把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在中國全面推開。初期的模式與蘇區一樣,對地主批鬥和懲罰,甚至殺光地主全家,中共拿走金銀和貴重物資,農民獲得土地。 廣大農民得到土地後,迸發出空前的積極性,推著小車上前線支持中共軍隊對國軍的戰爭,讓國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共打下來江山後,各地建立軍事諸侯體制,物資消耗量大增,對農民的糧食稅收快速增加。很多地方農民種糧交稅後,糧食剩餘難以解決自家溫飽。農民紛紛向生活水平較高、糧食有保障的城市流動,加速農村人口減少和城市人口增加。由於種糧的人口減少而吃糧的人口增加,中共遂實施嚴厲的戶口政策,通過戶口政策分割農村與城市,禁止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另外,由於土地都在農民手裡,農民開始使姦耍滑,瞞報土地產量,不再老實交公糧。中共雖然持續提高糧食稅收徵購比例,但是徵收的糧食無法供養越來越龐大的消耗。
隨著經濟變差,中共以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式收回土地。為了獲得更多糧食,中共推行農民互助社,也就是農民所謂的自助組織,生產資料共享、提高農業產量的小集體。在小集體的基礎上,中共再快速推廣人民公社,跑步實現共產主義。既然到了共產主義,農民就不再需要私人土地和私人存糧,國家不僅把土地收走,甚至把私人廚房用具都收走。大家幹完活之後,直接到公社設置的食堂吃飯。而且,為了防止私人存糧,公社派人挨家挨戶搜查,經常掘地三尺找私藏的剩餘糧食。很快,糧食生產放衛星,畝產上千斤、幾千斤,上萬斤,最後號稱十萬斤以上。
在農業大躍進的情況下,糧食生產如此之多,根本沒必要收割地裡的莊稼,1958-1959年,大量成熟的莊稼都爛在地裡。而且國家說,既然糧食生產增加如此之快,那就多交公糧。在此之前,農民從來沒想到,吹牛竟然也要上稅,所以配合當地官員說話,共同創造畝產萬斤的神話。到了交公糧時,農民無話可說,絕大部分糧食都得上交。通過這種方式,中共從農民手中掠奪大量糧食,保障城市供應。
而收回土地後,經濟再次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潰。河南和四川這兩個省是產糧大省,也是農業大躍進最火熱的地區,中共也重點關注這兩個地區,盡量多這裡徵糧(其他產糧較少或口糧很差的省份,當地官員沒有大量虛報糧食產量,公糧相對少一些)。大量交公糧後,農民吃不飽或者壓根沒飯吃,成片餓死。交公糧越多的地區,國家糧倉越是滿庫,當地人餓死也越多。有人可能要問,為什麼糧食滿庫卻不開倉放糧,其實很簡單,只有讓農民大量餓死,才能有效保證城市供應,尤其是中共利益集團需要山珍海味、釀酒、支持第三世界的朋友,需要保留更多糧食。
1959年,農村開始大規模餓死人,中共地方採取類似延安的嚴厲措施,控制農民出門逃荒討飯,有的地區將機關鎗架在主要路口,掃射試圖出門討飯的農民,讓他們就在本地餓死。農民餓殍遍野,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更沒有力氣種糧,城市很快開始缺糧。
1960年,飢荒全面蔓延到各地,包括各個城市,經濟全面崩潰。在陷入飢荒後,安徽一些地區曾經實施過短暫的責任田制度,又重新把土地借給農民,讓農民自己耕種,這些地區的農業生產快速恢復。不過,大多數地區土地歸公社,農民沒有種糧積極性,農業生產效率低下,糧食產量大幅減少,中國民眾陷入持續的飢餓狀態。
農業經濟瀕臨崩潰,開始新一輪的打土豪運動。農業產出急劇減少後,農村產出無法滿足城市的糧食需求,城市變得非常不穩定,對中共統治形成巨大的威脅。此時,中共內部出現分裂。當初,大躍進是毛髮動的,彭德懷曾發表萬言書反對大躍進,差點讓毛下臺;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則支持毛,打倒彭德懷,把大躍進推向更瘋狂的境地。現在,經濟變差,中共統治不穩,需要人來揹黑鍋。由於大躍進的主要發動者是毛,多次明爭暗鬥後,毛在中共官僚系統內被空前孤立。毛走投無路,從發動學生打老師開始,展開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控制軍隊情報系統的周恩來投靠毛澤東,毛周合力砸爛公檢法,導致整個中共官僚系統完全癱瘓,讓大量官僚靠邊站,毛不但保住自己的位置,同時消滅相當一部分與其背離的中共官僚,也就是消滅中共內部的土豪。這些土豪減少後,城市消費受到一定壓制。
隨後,分田地以新的形式出現,以保障基本的糧食生產。農村糧食供應無法滿足城市需求,中共也不敢再搞大躍進。由於當時農業經濟佔據主導地位,尤其糧食問題無法解決,所以還得通過分田地,讓更多人種糧。不過,這次中共採取的是另類分田地措施,壓縮城市人口,同時增加農村人口,減少城市消耗。1962年,中共連誘騙加強壓,要求部分城市人到農村,壓縮城市戶口,被稱為「62壓」,暫時減緩危機。
毛在1950年代仿效蘇聯,號召全國人民多生孩子,最好做5個孩子以上的「英雄母親」。進入1960年代,雖然大躍進餓死數千萬人,但是多生孩子導致的人口增長迅速填平了這段時間的人口減少。隨著孩子逐漸成長為青少年,糧食需求急劇增加。這幫人從小在「毛主席是紅太陽、是人民的大救星」的宣傳下成長,成為響應毛號召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主力。當毛消滅內部的土豪之後,這些青少年既不上學,也沒有工作,還消耗大量糧食,變成城市中多餘的人。為了穩定中共統治,毛推行上山下鄉,給這些年輕人冠上「知識青年」的帽子,送到農村去土裡刨食。不論「62壓」還是上山下鄉,都是把城市中的無土地者,送到農村當有土地者,自己給自己耕作產糧,還能給中共交公糧。
社會承受能力達到飽和後,人們逐漸失去土地,經濟再次崩潰。隨著人口持續增加,尤其是城市人口增加,即使大多數城市青少年被送到農村種地,城市的糧食還是越來越緊張。而且,農村人口也在迅猛增加,加上城市到農村種地的人群,農村的土地也日益緊張,人均土地持續減少。從文革開始到1976年的10年間,對於每個人來說,即使是集體耕作,也在逐漸失去田地。因為失去田地以較慢的速度發生,因此崩潰的速度相對較慢。
農村由於居住分散,中共地方政權容易控制。而城市人口急劇增加,而且青少年越來越瞭解農村生活的痛苦,越來越抗拒上山下鄉。在早期,中共還能在大力宣傳的同時,通過取消城市戶口、取消糧食分配,讓青年在城市沒糧吃不得不到農村。到後期,很多青年即使不要戶口,也拒絕到農村耕種土地。而且,城市人口膨脹過快,大量失業人口無法解決就業。圍繞土地和人口發生的糧食、上山下鄉、城市青年就業、社會治安等問題,意味著經濟再度面臨崩潰,中共對局勢失控,找不到辦法解決。這也是後來中共所說的,「國家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實質上,經濟已經崩潰了,中共統治差點完結。
改革開放是重新「打土豪分田地」。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的農民普遍家徒四壁,很多女孩子沒衣服穿。肥西遇到大旱,面臨糧食絕收,當地農民又面臨要麼出門討飯要麼餓死。黃花大隊以抗旱、借地度荒為名,實施土地責任到戶,由農民自己使用土地和支配糧食收成。小崗生產隊更加激進,在中共最高當局的授意下,村民冒著殺頭的危險,簽訂了大包干的土地承包責任書。(為什麼冒著殺頭的危險?因為這種承包責任書違反了當時的中共製度,尤其危害到中共地方機構對農民的完全控制權。農民當時走投無路,面臨餓死的危險,為了活下來,也簽訂責任書。)需要說明的是,這個責任書意味著,如果出了問題,中共最高當局可以假裝不知道,然後任由地方將這些人處死。同時,即使重新分田地,農民得到的也不是土地所有權,只是使用權,地方當局隨時可以集體所有的名義,從農民手裡收回土地。
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簽訂的大包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生死狀」複製品(看中國配圖)
黃花大隊和小崗生產隊都實現糧食大豐收,小崗經驗也快速推向全國。中共通過分化地方的權力,給農民一些空間,實現糧食增產,中國經濟出現復甦。地方政權作為被打的土豪,雖然控制權受損,但是糧食稅收收入增加,日子也更加好過。與蘇區搶劫地主相比,改革開放是中共內部對地方政權的溫和型分權,讓地方政權從對農民的完全控制改變為部分控制,而農民分田地得到的利益更少,同時繳納更多的糧食和稅收,風險更高。(待續)
(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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