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5月09日訊】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一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屢屢被某些人稱為「三年自然災害」，一直沿襲至今。原因有二：一是怕說真話犯忌，招來橫禍；二是有些別有用心的傢伙有意掩蓋歷史真像，為製造那場災禍的罪魁禍首開脫罪責，還要給老天爺製造一個更大的冤案。其實，那三年並無天災，而是那個「最卑鄙、最無恥、最荒淫、最下流、最荒誕、最奸詐、最虛偽、最殘暴」（部分為吳祖光語）的獨夫民賊一手製造的不折不扣的人禍。
我是一個水電勘測隊員（技術幹部），一九五七年二十四歲。「反右」中為野外生活補貼不合理（工人少、幹部多，相差一倍）一事為工人們鳴不平寫了一篇題為《雞腳桿上剮油》的大字報，被誣為「影射共產黨對人民雞腳桿上剮油」而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一九五八年九月被開除公職，送回原籍墊江縣農村監督勞動。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正轟轟烈烈，各地紛紛成立人民公社，到處大放高產衛星。在那雙魔手的指揮下從村、鄉到縣、市、省，幹部們瘋了、狂了，硬是想把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在一夜之產是建成所謂的「共產主義」。
開始「敞開肚皮吃飯」的公共食堂裡紅苕、包谷（玉米）羹還可勉強吃飽。到五九年底，公共食堂已是夜無鼠耗之糧，宣告斷炊。於是，餵豬的紅苕籐、南瓜葉、糯米草（一種曬乾磨成粉能熬糊的野草）乃至芭蕉頭都成了人們填充飢腸的不可多得的食物。我的祖父、父親（母親早故）和許多鄉鄰都得了浮腫病，幾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我這個監督勞動的「分子」不但要經受飢餓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折磨，還要沒日沒夜地承擔繁重的田間勞動，任你是鋼筋鐵骨也難以支撐啊！
一個大雨滂沱的夜晚，父親把我叫到床前：「樹娃（我的小名）啊，我和你爺爺看來沒得幾天了，你才二十幾歲，不能和我們一起等死啊。跑吧，到外面去憑命闖。哪兒黑哪兒歇，去打一條生路。」說罷氣喘不已。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父親雙眼噙滿了淚水。
次日凌晨，雨仍下個不停，趁村幹部還沒有吆喝人們出工時，我身背簡單的行李，揮淚告別雙老，踏上茫茫流亡之路。（此去竟是永訣。三十多年後，倖存鄉親告知，我走後十多天雙老即先後去世。年輕的胞妹隨後也餓病交加而死。九歲的弟弟去了區上的孤兒院。）
艱難地走完幾十里山路，來到長江邊上的長壽碼頭。憑著當年的一身幹部裝束，在躉船入口處躲過了治安人員的盤查，順利地登上了開往重慶的輪船。船抵朝天門碼頭已是傍晚。在臨江門山坡上一間吊腳樓棚房裡找到遠房表哥譚聲祿。表哥是彈花匠，表嫂無工作。他們每人每月有19斤配給糧食。表嫂當晚煮青菜稀飯招待我。白生生的大米於我已是久違。但我沒有狠吞虎嚥，而是細嚼慢咽，仔細地品味著。此時此刻，我想起因飢餓而週身浮腫的二老，也想起一則字謎：「上八不像八，下八才像八，十字當中架，救命全靠它。」米是救得人生，餓得人死的。
飯畢，表哥抽著劣質香菸聽我述說家鄉的狀況，不住地唉聲嘆息（他的父母、弟弟也在鄉下）。他說：「跑出來是對的。餓死不如死。不過，現在活路很不好找，特別是無糧無戶的外流‘黑人’。一旦抓住，就會被押送回原地。」末了，他告訴我：「聽說蘭州、新疆那邊好找工作，特別是有一技之長的技術人才。」還說成都火車站附近常有那邊的汽車晚上來「偷人」，以鳴喇叭或閃車燈為暗號。一到蘭州，就有用工單位爭相招用，不要糧食、戶口關係。
表哥的「蘭州、新疆」之說，在我心中燃起了希望之火。我決定先奔往成都。
夜幕中，火車拖著疲憊的身軀「晃蕩、晃蕩」地向成都進發。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鄰座竟是三年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一個實習技術員。當時我們關係很好，無話不談。可此刻車上邂逅，彼竟佯裝盲啞，形同路人。「鳳凰落水不如雞」，彼一時，此一時也。我亦識時務不與之攀談，以免自討沒趣。兀自閉目養神，涵養些口水以排遣飢餓（不過人也不能一概視之。二十多天後，在成都鹽市口又邂逅原同組工作的易明華夫婦。他們已易單位在省商業廳工作。他們陪我喝了近兩小時茶。擺談之中，對我的遭遇十分同情。分別時高矮送我5斤糧票，20塊錢。此是後話。）
二
車抵成都，已是晨曦初露，先到政府街省高級人民法院去找我堂兄。門衛傳達，堂兄出來見我。走至街對面，他環顧左右，神情緊張地告訴我：「一點鐘，玉帶橋公共汽車站等我。」說罷即匆匆離去。
玉帶橋車站，堂兄如約而至，神情仍很祟秘，有點兒像電影裡的特務接頭。他開口就說：「你不在農村安心改造，跑出來幹什麼？你成‘流竄犯’了，知不知道？」說罷，也不聽我解釋，悄悄塞給我幾張紙幣後甩下一句話：「以後再也不要到法院來找我了。」
我揣上相當於我原來半個月工資的三十塊錢，立即返回車站去守株待兔——等那西邊來「偷人」的神秘汽車。
從此，我白天漫無目的地到處轉悠，從夜幕降臨開始，便一心一意在火車北站廣場周圍凡是能停車的地方去等待。尋找「偷人」汽車，直至深夜一點以後。之後，車站候車室便是我的歇宿之所。沒有糧票，餓了，只能買點兒煮窩筍、煮紅蘿蔔之類的東西充飢。但要搭售紅酒，且價錢很貴。
我轉悠到成都老店「竟成園」，見店外排著長隊。一打聽，原來是在賣回鍋肉（高價，那時稱「高級」，如高級點心、高級水果糖等。其價格是平價的10—20倍。）機會難得，我毫不猶豫地跟著排隊。排了一個多小時，終於進入店內，我的前面只有兩個人了。那知那腳踏長凳、高坐於「八仙」桌上的賣票女郎竟賣起了關子，「叭噠」一聲把票箱一關：「沒得了！」經不住最前面那位女士再三懇求，女郎才把票箱重新打開：「只有最後三份兒，8元一份兒，把錢準備好！」
回鍋肉端上桌子，蒜苗與肉的比例約為七比三。但總算嘗到了兩年多未見的葷腥，別小看那點兒肉，由於久不見糧，身體極度虛弱，每晚至少小便三、四次。但當天晚上竟然一次也沒有了。就像不常吃藥的人，一旦吃藥，立見奇效。
七、八天過去了，那「偷人」的汽車仍杳如黃鶴。我不由懷疑重慶表哥所說的真實性。
火車站候車室屢有警察或治安人員前來查夜，乞討者或衣衫襤褸的流浪漢被帶走多人。我因穿著較整齊，且有一個被包做掩護，很像是一個候車的旅客，所以躲過了好幾次盤查。
如此下去決非長久之計。我決定自赴蘭州。
在會府（舊貨市場）效仿「楊志賣刀」的故事把一隻「山度士」手錶以60元賤賣掉。此表系1956年工資改革補發錢後購於人民南路百貨大樓，原價155元。後來瑞士表缺貨，本應高出原價。但當時一是不知行情，二是急需錢用，所以吃虧不小。所幸買者不是「牛二」。
那知當時買火車票竟要證件。我身上僅有一個1955年工作時單位發的義務兵役證。上面有原國防部長彭德懷的簽章。我誠惶誠恐遞進窗口。「這個不行，回單位開介紹信來」不由分說，售票員把兵役證扔還給我。
後來在火車站邂逅一曾西去而後返回成都的壁山籍流浪者，他告訴我，即便買到火車票要走出四川也非易事。為防止川民外流，公安、民政部門在廣元、寶雞等地均設有檢查站，盤查極嚴。無有效證件，一律當「流竄犯」處置。
「偷人」的車等不到，直接去蘭州不成，下來該怎麼辦，令我一籌莫展。
一天下午得到消息，火車站當晚要進行大清查。我再也不能在候車室扮演旅客了。在廣場周邊逛至深夜，帶著被包到郊外一個農舍旁的竹林裡露宿。此時已是寒冬季節。偏偏是夜濃霧瀰漫，下半夜露水從竹葉間滴下將薄被浸濕。人在其中，如入冰窟。
幾十天不見一粒糧食，紅蘿蔔、牛皮菜加紅酒愈吃愈癆。白天黑夜，只有一個感覺：除了餓還是餓。
一天，我又不自覺地走向了「竟成園」。看是否還有回鍋肉賣。這次我失望了，大堂裡冷冷清清，食客寥寥。我買了一碟涼拌韭菜和一碗紅酒，坐下慢慢吃起來。
鄰桌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婦女給她的小女兒買了一小碗米飯。那小女孩兒扒了一口，竟然不吃了（那時多數人餓肚子，但有些人還是能吃飽飯的）。一會兒，母女倆雙雙離去。望著那一小碗剩下的白米飯，我當時也顧不得什麼斯文，什麼臉面了，立即起身端將過來，據為已有。
我的第三視覺告訴我，對面一個幹部（或教師）模樣的老者，見了我的舉動意味深長地搖了搖頭，但眼神裡並無鄙視之意。他的潛台詞大概是：「唉，世道維艱，男兒末路啊！」
就是這一小碗不足二兩米的白飯，促使我養成以後幾十年從不倒一碗剩飯的良好習慣。
三
隆冬季節，晚上沒有地方住的日子是最最難熬的。每當夜幕降臨時，我就為當晚的住宿而憂心百結。浪蕩街頭，望著那幢幢樓房窗戶裡透出的燈光，我多麼羨慕那些有家，有「窩」的人們啊。
一天，我逛至羅鍋巷，偶然發現一家類似「雞毛店」的小旅店——賓至旅館。店內陳設簡陋，兩把竹椅，一張舊條桌。桌上放著一把掉了兩橋算珠的算盤。最引人注目的是端坐於條桌後面的那位賬房先生，瘦骨嶙峋，鬍子砬碴，口含葉子煙桿兒，戴一付斷了一條腿用麻繩繫著的老花鏡。身上那件蘭色中山服又肥又大，與他瘦弱的身材極不相稱。我一下子想起了電影《小二黑結婚》裡的「二諸葛」。
店不算正規大店，老頭兒也很古董。我懷著僥倖的心理上前冒叫一聲：「大爺，寫個號。」
「拿把憑來。」
「啥子把柄啊？」「把憑」即證件，我明知故問。
我雙手遞上義務兵役證。大爺湊近缺腿眼鏡端詳了好一陣子，「叭」一了口已經熄了火的葉子煙：
「沒得工作證嗦？」
「遭模桿兒偷了。」
「你在哪裡做事？」
「灌縣。」
「做啥子的？」
「修水電站的。」
「你來成都做啥子？」
「看病。」
「啥子病？」
問個沒完沒了，心頭有點兒煩，本想頂他：「餓癆病！」但最後還是說：「胃病」。
老頭兒再沒問什麼，慢條斯理翻開旅客登記薄。我心中一陣竊喜。
登完記，老頭兒帶我爬上「嘎吱嘎吱」響的木樓梯，將我安置在拐角處一間偏房裡。房間裡有一間單人木床，鋪著草蓆，被子很舊，但還乾淨。最使我滿意的是單人獨住，清靜自在。最後老頭叮囑我：「早晨七點開門，夜晚十一點關門。」
終於有了一棲身之地，心裏感到踏實多了。
白天仍四處閑逛，夜晚仍去火車站碰運氣。七、八天過去了，一無所獲。此時，一個最最嚴峻的問題擺在我面前：錢快用光了。
1960年元旦來臨。
頭天晚上我沒去火車站，早早回到旅店，掩上門仰臥床上，頭枕著雙手望著屋頂發呆。忽然，門被輕輕推開，賬房先生刁著葉子煙桿兒出現在我的面前。
「吃飯沒得？」
「還沒有呢。」
老頭兒不請自坐，我也立起身來。
「小夥子，你是不是有啥子難事啊？從你拿兵役證登記我就注意你了。你不像壞人，但也不像是來看病的。」
我以沉默對之。
「有啥子事跟我擺一下要不要得，看我幫得到忙不？」
「我沒得錢了，你能借我嗎？」我心裏說。
老頭的葉子煙大概是那種「遍街接火」的劣質貨，熄了又點，叭兩口又熄。一會兒，地上丟下十多根火柴棍兒。
我腦子裡不住地轉著圈兒，老頭兒葫蘆裡到底裝的啥子「藥」，對他說不說實話？最後我想，事到如今，走投無路，爛船頗倒爛船划。於是一五一十，把實情給老頭兒說了。
老頭兒聽罷，沉默有傾，又「叭」了兩口煙。
「今晚你早點兒睡吧，明天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
第二天一大早，老頭兒帶我逕直去了白家塘派出所。
四
一間不足30平方米的房間裡，關了近20個人。其中有老實巴交的農民，有幾個婦女，還有七、八個油腔滑調，流里流氣的年輕娃娃。
屋子裡很冷，既無水喝，更無飯食，也不見有人來提問。娃娃群裡人拿出用黑紙卷的劣紙煙（俗稱「黑爵士」）點燃讓人們吸，兩角錢吸一口。還有用古巴糖製成的呈黑褐色的水果糖，五角錢一顆。除那群娃娃裡有人買食外，余皆無人問津。
那一整天水米未進。那一天是一九六零年元旦。
一直到下午，才有兩個民警來將門打開。把我們一群人押出派出所——移送多寶寺收容所。
途中，有幾個娃娃跑掉。民警只是吼罵了兩聲，並不追趕。
到收容所已是黃昏時刻。第二天早晨，每人有一小碗約三兩米的粑粑飯。吃完飯後全部被收容人員被押至附近的三磚廠挖、運磚泥，有人監督。活雖苦，但總算有了飯吃。
整整挖了三天泥巴。
第四天沒叫大家出工。約十點鐘，全體被收容人員被集中在收容所的院壩裡。人們不知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估計是要被遣送。
一會兒，從辦公室走出幾個警察，還有幾個幹部模樣的人，逕直走到人叢中挑選人。被選中的站到另一邊。大約選了一百多個人，全部是年輕男性，我也在其中。不一會兒，三輛大客車緩緩駛入，將被選出的人全部載上，向天回鎮方向開去。
沒問各人原籍何處，姓甚名誰，且乘坐的是各人有一個舒適座位的客車，不像要遣送回原籍。但究竟要把我們弄到什麼地方去呢，令人費解。
這太令人感到突然。對我這個瀕臨絕境，走投無路的流浪者來說，無疑是天上掉下餡餅來！
早知如此，去陶瓷店打爛幾個壇壇罐罐，或去搶幾個包子饅頭，不就輕易進收容所了嗎？偏煞費苦心去尋找什麼「偷人」的汽車。
賓至旅館含葉子煙桿兒的大爺，我真該給你磕頭啊（我寫信給重慶的表哥，囑他把在農村的表弟叫出來，到成都後找機會進入收容所。後來表弟來成都果然被安置在光華村成都自來水廠）！
步行入山，只見重巒疊嶂，絕壁千仞。我們就要在這懸崖絕壁間開鑿出一條運送煤炭的輕便鐵路來。這裡叫成都市天池煤礦桅桿坡筑路隊。我們的工作是削崖撬石，打眼放炮。腳下是萬丈深谷，沒有任何勞動保護工具和設施。有幾個「流」哥命運不濟，路未修通，自己卻走向了黃泉路。
艱苦的勞動，玩命的活計，但沒有人願意離開，因為這裡每人每月有42斤糧食還有點兒零用錢。1962年鐵路竣工時，時值各機關廠礦大量壓縮人員。我們這批「流竄犯」大部分回了原籍。我因老家已無親人，無家可歸，從此又成了一名中國不要，外國不收的流浪者。但外逃三年，好歹撿回了一條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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