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朱培德夫婦1920年合影;右:國軍一級上將朱培德(1889-1937)
赤壁之敗,曹孟德曾慨嘆:「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1938年1月16日,迭經淞滬會戰之敗、南京陷落等打擊的蔣介石,亦有極相似之心情,在日記中寫道:
「余自覺智能學識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足,而又難得謀士錚友,為我籌策補過,以致遭此困厄也。如益之尚在,或能免於此戰禍乎?」①
朱培德,字益之。自1929年出任參謀本部參謀總長,再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至1937年2月突然去世,在中樞輔助蔣介石達8年之久。事實上,早在1932年,蔣曾將自己身邊幕僚,按「賢」、「才」等標準劃分為若干層次,朱位居首位——蔣馮戰爭中,蔣曾請朱「留京震懾」,代行總司令之職;中原大戰中,朱曾代蔣坐鎮南京,擘畫軍隊調配與後勤補給。如此種種,均可見信重、依賴之深。②
具體到抗日事宜。1930年,朱曾在參謀本部元旦講話中展望,希望「以後大家總應該集中注意到外患的防備上去了」。但此後中央之整軍、集權措施,屢遭地方軍閥抵制乃至武力反抗,直至1936年6月,仍有兩廣軍閥與日寇勾結「北上抗日」謀圖軍事顛覆南京政府之事。朱遂只得頻繁奔走於各派系之間,努力尋求和平解決衝突之機會,如1932年促成寧、粵合作;西安事變後,「幾乎每日在夜半時間去蔣宅與蔣夫人、宋子文等密商營救的方法。」③
「九一八」後,蔣曾就具體抗日方略詢問朱。二人對話如下,朱:對日不外準備戰敗與先和而徐圖報仇兩途。蔣:固也。但戰敗則以全國殉職余一人之歷史,先和則以余一人之歷史為全國而犧牲。余雖身敗名裂,但後世自有功罪之定論。只要全國有希望,余亦自願犧牲也。朱:職甚千萬公之此說。朱:雖然。余惟恐國民之精神散漫,先和以後,仍不能臥薪嘗膽,則民族更形墮落,絕無復仇希望,余之犧牲,成為徒然。因此不能決耳。④
朱長期秘密主持抗戰籌備工作,以致蔣懷疑其突然去世與日本有關。
由「準備戰敗與先和而徐圖報仇兩途」之言,不難窺見朱對抗日前景的估量。故自其入主參謀本部後,即集合智力,秘密緻力於中日態勢、抗日策略及建軍計畫之研究;且統籌物力,秘密規劃並構筑華北、華東抗日前線之國防工事及交通線路;此外,整訓軍隊、組建德械師、聘請德國軍事顧問等事宜,亦由朱具體負責。⑤
限於資料,蔣氏日記所言——「如益之尚在,或能免於此戰禍乎?」——頗為難解。所謂「免於此戰禍」,究系指具體戰事免於不利,抑或指中日暫免一戰,實難判斷。前者乃軍事問題,後者乃外交問題,差異甚大。唯蔣氏同時期之日記,亦有諸多自我反省之處,或可作為「如益之尚在」的註腳。如1月10日,蔣寫道:「優柔寡斷,為余對國內政策之大病。戒之勉之。」再如2月2日,蔣寫道:
「去年最大之失著,為美總統發表芝加哥演說召集九國會議時,不即退兵於蘇嘉陣地,而於精疲力盡之際,反再增兵堅持,竟使一敗塗地,無可收拾。若於此時自動撤退,則敵必至原有不駐兵區域嘉昆為止,而我實力得以保存,隨時可予敵反擊也。」⑥
這段反省,針對的是淞滬會戰。戰役期間,蔣因對政略(國際干預)抱有過分期望,而在國聯會議期間,選擇犧牲合理戰略,結果造成國軍精銳傷亡慘重,而國際干預亦毫無反饋。⑦ 這一教訓,大約正是蔣「智能學識之欠缺」所致。
至於「忍心耐力之不足」,於蔣日記中亦可窺端倪。如2月18日,蔣寫道:「日來心境鬱結,內憂甚於外患,且時起消極之念」。次日,又自我勉勵道:「余今日之抗敵救國,亦猶諸葛武侯之所言,成敗利鈍在所不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⑧
1937年2月,抗戰全面爆發前夕,朱培德突然去世。據當日媒體報導,「蔣憑棺痛哭失聲」,輓聯並有「來日大難,萬端方待理,更誰共仔肩重負」之語。尤可注意者,朱去世後,蔣曾嚴重懷疑乃日本特務下毒暗害,故命戴笠密查其真實死因。該調查雖無結果,蔣的懷疑,卻可折射出朱培德在抗戰籌備工作中,居於何等重要的地位。⑨ 其人雖逝於抗戰前夕,然對於抗戰勝利,誠有不可磨滅之功勛。
註釋:
①蔣介石日記,1938年1月16日。轉引自《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3》,(臺)國史館。②陳紅民等:《朱培德傳》,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P243-259。③朱維亮:《「軍人是個破壞性的職業」——憶父親朱培德》。④《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2》,P447。⑤肖如平、陳紅民:《朱培德與抗戰準備(1931-1937)》,《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3期。⑥蔣介石日記,1938年2月2日。轉引自《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3》。⑦諶旭彬:《蔣介石因何自責「太堅強」?》,短史記第221期。⑧蔣介石日記,1938年2曰18日、19日,轉引自《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3》。⑨《朱維亮憶家世》(未刊稿),轉引自肖如平、陳紅民:《朱培德與抗戰準備(1931-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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