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慘烈遭遇何止我一家(圖)

【看中國2014年10月08日訊】一九七○年我作為70屆的初中畢業生，已不會再去嚮往那「廣闊天地」，也沒有了當年老三屆畢業生那種戴著大紅花，坐著軍用卡車在鑼鼓的歡送聲中熱血沸騰的激情。嵌入這一屆畢業生記憶中的，是對寒冷的北大荒、黃土高坡的懼怕。能去服兵役在當時是很奢侈的追求。

我是全校經過政審篩選被批准當兵接受體檢人員中的一個。我很幸運，據武裝部的人講，我校的徵兵名額是兩名，而體檢合格的也只有兩名，是我和另一個男生。從體檢回來的那一刻起，我就開始做著踏上軍旅生活前的各種準備工作，甚至還夢想著將來自己會成為一名將軍。可見，少年的夢是多麼的浪漫。

在家人和同學都準備為我送行的時候，我突然接到了學校的通知，我竟被取消了當兵的資格，這個通知如同晴天霹靂。學校為了補上這一名額，不得不匆忙將另一個政審稍有陰影的人補上這個空缺。這個通知在當年是一個謎，是一個不可能讓一個普通老百姓所知道的謎，連我的樸實、憨厚、少言寡語的養父和五代都出身貧農的養母都百思不得其解。

當時的思想政治工作異常地刻板而枯燥，就像當年人們見面打招呼時，機械地使用紅寶書中那些詞句做問候語一樣。「一顆紅心兩手準備」，這是校方給我做思想政治工作時的一副良藥，這副良藥如同算命先生的話；兩頭堵，讓你無法找出什麼更好的理由來反駁他。那時，我那個年齡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現象，還無法進行理性的分析。對這件事我只有疑惑，因為，我明明看到畢業班的後門兵，一個接一個地從後門耀武揚威地走了，可我們這些平民百姓卻連正門的路都給堵死了。為什麼都是一顆紅心，他們只需一種準備，我卻要兩手準備呢？

一九七五年，不能當兵的謎底終於揭曉了。

原來我祖父是黑龍江省伊春地區的一個大地主，據當地人講，方圓百裡相當有名。我的父親姓李，他生活在這樣的一個家庭環境中，卻在一九四五投奔瞭解放軍。他跟隨著共產黨的隊伍扛過槍、渡過江、赴過朝、受過傷。他當時所在部隊是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團長就是解放後任總政治部主任的×××。據當年和我父親一個部隊的人講，他槍法很準，作戰勇敢，多次受到部隊領導的表彰。

我的母親也姓李，出身名門大戶，她的家在北京，她的母親在中科院工作。我母親的家是個大家族，她的家族中，有唱戲的，有從政的，有搞教育的，還有經商的。她和我的父親是哪年認識的已無據可查，當時我的母親在師部工作，是個文書。我父母的婚事就是當時的師長給她保的大媒。在那個所謂革命與戰爭的年代，革命隊伍中的戀愛方式，基本上都沿襲著這樣的模式，這可能就是「延安作風」吧。難怪有許多後來進城的土八路紛紛拋棄了「戰火中」結合的妻子，而「拜倒在資產階級小姐的石榴裙下」。

在赴朝作戰中，我的父親負責後勤供給工作。在一次運送物資當中，他的腿被炸傷了；我的母親也在那場「雄赳赳、氣昂昂」的戰爭中獻出了半個手臂。隨著凱旋的號角，雙雙拖著傷殘的身體回國了。當時，中央軍委在鐵嶺地區建立了一所「榮譽軍官學校」（這個建制後來取消了）。我的父親、母親作為傷殘軍人調到那裡去工作，父親當時任營職，母親是連職。

一九九○年，為了尋根，我特意趕到鐵嶺與我失散多年的雙胞胎姐姐見面。我的姐姐帶我到當時的校址去看看，此時已是人去樓空。為了進一步證實我過去的經歷，姐姐帶著我拜訪了幾位原來軍校的老人，他們大都已是年過古稀，但對我們的家人和我們的父母還是記憶猶新。

那時，我的父母親在鐵嶺軍校入住後先後生了我的大姐，我和我的雙胞胎姐姐，我的弟弟。那時的家庭生活環境很好，據叔叔阿姨們講，因為我們家孩子都是隔兩年就出世一個，父母工作又忙，家裡就請了兩個保姆來照顧這幾個孩子，這在當時是很少有的。在我蒙矓的記憶中或許是在夢裡，也多次出現過一個場景：一個大操場，操場的一頭有許多靶子，許多人趴在地上，手裡端著槍在練瞄準。我拿著小石頭子往他們槍的準星上放，在扣動扳機時誰的石頭掉下來我就跑過去給重新放上。這可能就是我童年的殘破記憶。

一九五七年，我們這個祥和、安逸、平靜的家庭生活被打破了，被震碎了，而且是支離破碎。這一切都是發生在父母剛剛遠離戰爭的硝煙、過上安定的家庭生活，我們兒時的夢想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的父親在一夜之間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從此長期地告別了這個家庭。直到三十幾年後，他歷經千辛萬苦、通過四處查找，才找到了我的弟弟。在那個大院裡，這樣的家庭還不只是我們一家。

在發生這突如其來的重大變故後，我的母親就要全部承擔起維持家庭生活，養活我們幾個孩子的重擔。由於父親被帶走後的經濟條件所限，家裡無法再用保姆。父親、母親的家人又遠在他鄉，很難給與有效的幫助。離開了沒有保姆，沒有父親日子，母親的生活是很艱難的。當時的軍校領導在我父親被判刑後，多次找我母親談話，讓她做出選擇：第一，與父親脫離關係能夠保留黨籍，但要脫下軍裝；第二，不脫離關係就要開除黨籍掃地出門。

那個年代的人，把追隨共產黨和加入共產黨，看作是一種至高無尚的榮譽和神聖的使命，有許多人把黨籍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這類人大多是追隨中共的平民階層，像我的父母親。更高一層的黨內高官，是否也是這樣的忠誠與純真，那就要畫個問號了。我的母親做出了第一種選擇。

我們全家臨離開那個大院的時候，場面很有些淒慘。我的母親懷裡抱著我的弟弟，另一隻手拉著大姐，我和我的雙胞胎姐姐跟在母親的身後，大院的鄰居沒有人敢與我們道別送行，能夠為我們送行的是院裡的士兵和保衛人員。我母親在離開那所讓她眷戀的房子時，將一身洗得干乾淨淨的、去掉了帽徽和軍銜的軍裝，端端正正地放在了床上，等她走出好遠，還很依戀地看了那屋內一眼。

在好心人的勸說下，也為了孩子們能夠健康成長，我的母親在臨走的時候，把我雙胞胎的姐姐留給了鐵嶺一戶三代出身都是工人的家庭。那是個兩口之家，無兒無女。在當年那個家庭出身壓倒一切的年代，也算是我母親為我姐姐找到的一個不錯的歸宿。

我們隨著母親來到了北京她的媽媽家，當時我三歲，我的弟弟剛滿週歲，我的大姐也只有五歲。我姥姥在中科院工作，她生性要強，性情剛烈。當初我父母的結合她就極不贊成，按照她的意思母親應該找個門當戶對的乘龍快婿，最起碼也應該找個師長、旅長的，像我父親的職務和出身她是極不同意的。如今，我母親的命運不幸被她言中，她更是得理不鐃人。自從進入那個家門後姥姥對我們和母親就沒有一天好臉色。當然，活脫脫的多了我們這一家四口，從日常生活上講的確非常吃力。為此，我姥姥就天天逼著我母親，讓她盡快改嫁。我母親在年輕的時候的確相貌出眾，在軍校的時候，人們也戲稱我母親是一朵校花。據後來在北京為我母親介紹對象的媒人說，生過幾個孩子之後她依然是風采照人，她當年二十九歲。

我母親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聽從了姥姥的意見，先把我的大姐送給了位於西四頒賞胡同的一戶人家。那是一戶平民家庭，家裡還有一個男孩，那對夫妻都有工作，生活還算不錯。我當時還很小，我的母親並沒有馬上把我送人，現在想起來，她還是有一番苦心的，她當時很想把我和弟弟一起帶在身邊。但是，一個人活在世間，能有多少事會遂人心願呢？

我姥姥東奔西跑為我母親尋找新的丈夫，在那段日子裡不斷有媒人聞訊趕來說媒拉線，把我母親看成是一塊放在砧板上沒有出售的鮮肉，恨不能馬上就想讓人們把她吞掉。不過，在那個年代，按照我姥姥的目標去選擇母親的對象，沒有一個能夠成功。那些個高官，只要一聽到曾是右派的妻子，惟恐躲閃不及，哪個還敢跟她通婚？更何況身邊還帶著幾個半大的孩子。經過這些嘗試，他們終於把目標放在了平民百姓的身上，但一定要根紅苗正。很快，一個小我母親兩歲的理髮師進入了母親的視線。那個男的當時在新街口一個國營的大理髮店工作，人長得很帥，他的照片經常被掛在「中國」 、「白雪」照相館的展示櫥窗裡。他家三代出身沒有問題，又沒有結過婚，在當時的確是個很好的人選。可對方提出只能帶一個孩子過去，我的母親不同意他的要求。我姥姥就對我的母親使了個緩兵之計。她對我母親說：「我先把二傻（我兒時的小名）送到親戚家裡代養，日後你那兒寬裕了再把他接回來。」也就是這個決定，使我的童年經歷如同《三毛流浪記》中的三毛一樣，開始了為期兩年的流浪生活。

我姥姥給我選擇的第一家寄養人是我的小姨家，當時住在西四附近的大醬房胡同裡。我現在還記得，我到她家時是個晚上。那是一個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一進大門還有個大影壁。小姨家打掃得非常乾淨，地上的青磚都閃閃發亮。他們給我吃的飯是我從來沒有吃過的叫不上名字的飯菜，主食是花卷。但不像我在姥姥家吃的那個拳頭般大的花卷。這個花卷只有核桃般大小，非常的白，大了才知道那是富強粉做的。她們家只有一間屋子，我小姨和我姨夫在屋內的大床上睡，安排我在一張小床上睡下。這一晚是我睡得最舒服的一個晚上。夢中我發現自己是在一間到處都是黃燦燦的陽光的房子裡，我在這間房子裡盡情地玩耍、盡情地叫。在我叫喊最起勁的時候，被小姨叫醒了，她輕輕地告訴我該起床了，要我跟她一起去上班，此時我姨夫早已走了。

一九五八年，北京的天橋是最熱鬧的場所，這裡到處都是耍把式、賣藝的。當時那種繁榮景象，那種人文氣息和現在炮製出來的天橋景觀無法相比。小姨把我領到一個很大的帳篷一樣的劇場內，場內有個很大的舞臺，台下面是一排排的長條凳子，她把我放在最前排的中間坐下，並囑咐我在她來接我之前不要亂跑。

我就這樣在板凳上打發走了半天的時光。在戲台下面我有時能看到小姨，穿著古裝衣服，一邊唱著戲，一邊還不時地朝我這邊望，生怕我跑了似的。一連幾天都是這樣，我便摸出規律，經常會趁小姨照顧不到我時，跑出去轉幾圈再回來。我每次出去最愛看的，就是現在人們說的「拉洋片」。通過一個小孔望進去，裡面有好多好看的圖畫。還有變戲法的，當時，我怎麼也想像不出，在那個變戲法的人身上，能變出個大魚缸來，裡面還有活蹦亂跳的魚。

好景不長，幾個月下來，我小姨可能很煩了。她有時候要停下唱戲，在天橋市場裡到處找我，找到我之後，她總是把我拉到一個人少的地方，看著我不說話，一會兒便大哭起來，哭得非常傷心。至今我很難想像，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感。

那段日子很快就結束了。

一個陰雨連綿的季節，姨夫帶著我坐上了南下的火車，到了另一個城市。據後來家人告訴我，去的是河南，也是家裡的一個親戚家。記得當時在車站上到處都是雨水，四周的顏色，除了灰色就是黑色，一路走出去都是要飯的，骯髒而黑黢黢的臉襯著灰色、黑色的世界。這些人見到我們過來，就死死地抓著姨夫的衣服不放，我們只好把吃剩的東西給他們才得以過去。這次到的那個家，房間很小，昏黃的燈光下我姨夫跟他們談著什麼。由於旅途的勞累，不一會我就進入了夢鄉。第二天，我姨夫又帶著我回到了北京。事後家人告訴我，河南那家親戚，由於生活條件不好，沒有能力收留我。

我的第二個家是我的姨姥姥家，住在北京靈境胡同一個獨門獨院的大院子裡，有好多間房。她有兩個兒子，都在上大學，她本人在統戰部工作。在這個家裡，我被他們看作是不速之客。他們對我非常不好，經常不給我吃飽。我的姨姥姥非常可怕，每次吃飯還沒等我吃上幾口就讓我下桌，要是不下桌，她就往死裡打我，直打得我連喊叫的力氣都沒有的時候為止。後來上小學的時候，一見到歲數大的老太太我還心有餘悸，兩腿發抖。當然，我小學班級的謝老師，那時也有打人這個毛病。班上哪個同學學習不好，這個老太太就用兩手捏住那個同學的手指尖死死不放，那個同學會疼的像殺豬般嚎叫。

為瞭解決我的飢餓問題，我有時就在院子的犄角找那些收拾帶魚時被扔掉的魚頭和魚尾。我把它們撿拾起來放到爐子上面烤熟了吃，那些東西是她家裡貓都不願吃的東西。可以想見，我當時的生活狀況，還不如他家的貓。而她的家卻是我當時見到的很富有的一個家，屋子裡面兩個牆壁都是書，有沙發，還有一個很大的落地式收音機。在那個年代這樣的家境，就算是很好的了。

為了離開她的魔爪，我選擇了出逃。第一次出逃是成功的，我跑到了離她家不遠的西單商場。那個時候的西單商場還是一個很破舊的磚木結構的樓房，那裡有個說相聲的地方叫曲藝廳。在那個曲藝廳的下面一層，就是賣各種北京小吃的地方，有各種美味的年糕和紫米粥，小吃店裡的人總是那麼多。

離家出逃後的第三天，我就在西單商場附近認識了十幾個和我年齡相近且命運相似的孩子，他們都是滿身骯髒、衣衫破爛。我的衣服雖然三天沒洗，也比他們乾淨得多。在和他們的聊天中，我得知這是一群流浪兒，有的是像我一樣離家出走，有的就是孤兒，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和他們在一起我學會了流浪生活的技巧，比如每天洗臉，就會自然的找尋路邊的水龍頭解決，睡覺就躺在靠路邊賣東西的鐵櫃裡面。記得那時已是深秋季節，我只穿了一件小棉猴，夜裡就蜷縮在鐵櫃裡墊著一塊草帘子睡上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們會聚集在西單商場裡面的各個飯館的門口，窺視著裡面客人吃完的殘羹剩飯，趁服務員沒有打掃之前衝過去搶食裡面的飯菜。如果能夠趕上一個好心的顧客，還會把只吃了一半的東西送給我們。我們每天的生活只是為了填飽自己的肚子，這要耗去我們一天的大部分時間。其它的時間則是用來躲避飯店服務員的驅趕和尋找當晚的住處。那時候我們最大的心願是不用為填飽肚子而奔波勞碌，這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第三個主人，也是我被輾轉寄送的第三家，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女性。那是在我流浪中遇到的。當時，我趁她在小吃店購買其它食物時，將她放在桌上的一碗熱粥，狼吞虎嚥地喝了下去。我正慶幸自己的機敏時，身上棉猴的帽子突然被一隻手抓住了。我本能地縮下身去，準備迎接一頓毒打——過去我經常遭受這樣的毒打，這已是家常便飯。但半天那頓拳腳也沒有來到，卻見到一張美麗、端莊的臉對著我在微笑，她隨後還把我拉向懷裡關切地問我是不是還很餓，我膽怯地點著頭，因為大半天我都沒有吃到東西了。她像生怕我跑了一樣，拽著我的手和她一起去給我買吃的。在我吃東西的時候，她一直看著我，總是笑瞇瞇的。飯後她問我：你家在哪裡？我送你回去？在她的面前我第一次撒了謊。無論當時由於何種原因或是出於何種目的，我覺得那是我人生走向惡的開始。人的一生就是這樣，無論逆境與順境，無論富有與貧窮，在一個人剛剛踏上生命旅程的時候，他們的心都是純潔的。當你進入社會後，假如你仍然能夠始終向善，不為人生境遇所左右，你將一生都會得到一種內心的平靜與安寧；假如你的心，隨著人生境遇而產生惡念和惡行，你將隨著這種惡行走下去。如果不能節制，不能與這惡進行自我的抵禦，那麼，你將成為社會上惡的代言。直到死的那一天，你的內心都將無法找尋到那塊美好的、神聖的、平和的、安寧的淨土。至今我回憶起來，我以後的幾十年惡念、惡行伴著我，都緣於最初的與惡的心魔的交緣，是我把那顆純潔的心靈抵押給了惡魔。

我面前的這位年輕的女性，在聽到我沒有家的謊言後，並沒產生半點疑惑，卻越發地流露出了關愛和憐憫的神情。真的，現在回憶起來，她的端莊、清秀的臉龐，她那美麗、安祥的面容，使我覺得她如同觀音再世。

她的家與她的外貌和她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高雅的氣質有些不太相符，房間不大，一個瓦數很低的電燈泡發出暗淡的光。室內很昏暗，房間內有一個土炕而不是床。她的父親見到她把我帶回家，顯得異常高興，像她一樣的熱情，像對待自己兒子一樣的對待我。這個家只有她和她的父親，我再沒見過其它人。她父親端著一碗雪白的、熱騰騰的大饅頭放在桌上時，室內頓時充滿饅頭的香氣和熱氣。在這裡，我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樣，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溫暖，第一次體驗到了母性的溫存。

白天我才看到，我昨天進去的那個房子，是在一個院子裡，大院子的地上晾著許多干杏核。白天沒事無聊的時候，我就砸開幾個吃。那杏仁的味道苦絲絲中帶著甜意。從那之後的幾十年中，我再也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杏仁。幾十年過後，當我回憶起那段往事的時候，曾身不由己地去尋找過那個地方。那個地方是在前門珠市口附近，按照童年的記憶，我竟然找到了那個院子。門口的確掛著一個國營土產公司的牌子，我大著膽子硬闖進去，但攔住我的卻不是那家人家。一個年青的工作人員已經佔據了她住的那間房子。他用防賊一樣的眼光看著我。我只好帶著遺憾戀戀不捨地離開了那個地方。我之所以對她記憶如此深刻，不僅是她在我最無助的時候收留了我，還給了我一種愛心，一種無私的愛，她使我對一切的人的本能的感恩之心始終沒有泯滅。

在這個「天使」的家裡住了將近一個多月的時候，有一天她突然帶著我，又來到了西單商場。那天她穿的特別漂亮，她帶我在商場裡轉了幾圈，為我買了一件很漂亮的棉服，又帶我到她第一次見到我的那個小吃店裡，叫了幾樣我愛吃的點心，我不停地叫著她阿姨，以表示我對她的感謝。最後她告訴我，一會兒要帶我見一個人，我問她是誰，她說這是個謎，一會你會驚喜的。見到來人後我哪裡是驚喜，我感到的簡直是震驚，我前面站著的是我做夢都不想見到的姨姥姥。在他們成年人的一番交接過後，這個很漂亮的阿姨蹲下身來，把我緊緊地抱在懷裡，她的臉頰很燙，一會兒她的眼淚流到了我的臉上。隨後，她猛地站起身離我們而去。我看著她的背影，她卻沒有回過一次頭。她的背影、美麗的臉龐、燦爛的笑容，我至今都很難忘卻她為我的付出，她為我所做的一切。她沒有奢求任何回報，她是無私的，帶著一顆善良的心做著奉獻。是啊，文明、和平、美好的社會，正是靠著她們來構建。每個社會這樣的人越多，證明這個社會就越有希望。反之，這個社會就要接近崩潰的邊緣，就像古羅馬帝國那個龐培城的毀滅一樣，那就是人類的惡行毀滅了人類自身。

回到那個惡毒的老太婆家後，我突然發起了高燒，經診斷是急性肝炎。我被送進了醫院，整整七天的高燒。在我昏迷的時候，我盼望那個阿姨能夠來到我身邊。多虧是她在那個時候收留了我，並把我帶回了家，否則我可能要死在流浪的路上。

有人總把風風雨雨這個詞用來形容自己坎坷而動盪的人生。

我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還是兒童的時期，就已經歷了常人沒有經歷過的生活和離奇的遭遇。誰也不會想到，從那之後，我又被輾轉送了十多家。最後的一個終點，是一個住在西四磚塔胡同的兩口之家那裡。是誰把我送來的，經過了怎樣的程序我早已忘記，我只記得在這個家庭裡，我得到了溫暖和愛護。

這個家庭的男主人也就是我的養父姓馬，是個老實巴交的工人。他在一個回民飯館裡上班，還是一個小頭目。他的愛人也就是我的養母也姓馬，在一家托兒所上班，兩人心腸非常好，就是養母脾氣有些暴躁，到她家我已五歲多。

我的童年就是在這裡結束的。

這個院子很大，院子的中心還有一口枯井，深得看不見底，直到我離開這個院落的時候，也不知道這口井下面到底隱藏著什麼。院子的西房門口種著兩顆粗壯的樹，一顆是椿樹（臭椿），一顆是榆樹。就是這顆榆樹，救活了我們院內兩戶人家的命。

院子裡住的都是工人；也就是平民百姓。西屋那家，丈夫是踩三輪車的，媳婦無業在家，他們家有七個孩子。北屋住的是兩代人，擠在低矮的平房內。南屋是個五口之家，也是丈夫在外面工作，是個印刷工人，妻子在家帶孩子、做飯。在平常的日子裡，小院裡洋溢著祥和的氣氛，誰家要是做了好吃的，別家的小孩子會聞著香味跑過去，免不了這家的飯菜就要被孩子們搶吃了。日子久了你不去吃他，他反而不高興，就故意做一鍋香噴噴的肉，早早的打開鍋蓋，讓院子裡充滿誘人的肉香。這時，他就會站在院中央老張老李地叫著，催著大家去他家吃肉。

仲夏日的晚上，余熱未消，大家便從低矮的平房裡走出來，每人拿著一個小板凳，很自覺地在那口枯井旁圍坐一圈。男人們儘可能的講一些別人不知的奇聞，以顯示自己見多識廣；女人們偶爾也要故作姿態的插上一句，以顯示在家中的一席位置。我們就慘了，聽著大人們的聊天，如聞天書。但也不走，因為院中兩顆粗壯的大樹，把整個院子罩在它的樹蔭下，在酷熱的天氣裡，能透出些許的涼氣。

好景不長，我來到這戶人家沒有兩年的光景，就趕上了1960年。

在三年「自然災害」裡，養父母家的生活條件在小院裡算是個土財主。他們是雙職工，只有我一個孩子，養父能利用職務之便從磨豆腐的豆漿房裡每天帶回一大包豆腐渣，這些豆腐渣除了接濟院內幾戶孩子多的家庭外，剩下的就夠我們填飽肚子了。西屋那家拉車的是生活最困難的一家，孩子都已半大了，自然是能吃的時候。他們的父親，每天靠一膀子力氣掙錢，自然也要吃飽肚子，在當時那個年月吃飽飯是百姓的第一需要。

苦撐到自然災害第二年的時候，我們家連豆腐渣也吃不上了，西屋那家也就更沒有辦法吃大鍋飯了。他們家裡每頓飯都要由孩子的媽媽，把每人每天的口糧分別放在各自的碗裡，然後上鍋蒸。有一次我親眼看到，孩子的媽媽在蓋上鍋蓋之前，悄悄地將自己碗裡的米拔出一大半，放在她丈夫的碗裡，然後就像數米粒一樣，數出那麼幾十顆米，放在家中長子的碗裡。這一年，北京城裡、城外能吃的樹皮和樹葉，幾乎都被飢餓的人們剝光了，連地上的螞蚱都不能倖免，空中很少能看到飛著的東西。西屋家裡孩子多，糧食越來越少，當時正值院內榆樹結滿了榆錢，就是這些榆錢和榆樹下面的一些根莖，幫助他們和其他兩戶人家，度過了那個讓人難以忘記的飢荒年月。

三年自然災害之後，小院中的那分祥和、平靜再也找不回來了。多少年過去了，那個小院中的人們，在生活的風雨中有的曾經瘋狂過，有的曾經泯滅了自己的人性和良心，更有的瘋狂到不顧手足、兒女、夫妻之情，殘害、虐待自己的親人。

幾十年後，我有幸又見到了那個小院中的一個鄰居。他其實比我只大上四五歲，但過早蒼老的面容，使他顯得比實際年齡要大出十幾歲。他見到我之後目光飄移，長時間的不敢與我對視。他是吃我們家豆腐渣最多的一個鄰居，也是歷次運動中最瘋狂的一個馬前卒。在文革的時候，院裡人誰都不會想到，他會帶著紅衛兵把自己的家給抄了，竟然還扭著他母親的胳膊，在胡同裡遊街。1968年他去了東北兵團，從那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過。改革開放後，他終於把戶口遷回北京。但是，由於當年他總想著革命，只學到一身的造反本事，沒有其他特長，就只能靠撿破爛維持生計。我拉他進了一個小酒館，半瓶二鍋頭下去，他的雙眼就已經充滿了血絲。他連連的嘆著氣，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一會兒就又淚流滿面，情感不能自持。我又能說什麼呢？我又能給他什麼勸慰和忠告呢？因為他是那個年代的畸形產物。那個年代造就的一些人就如同狼一樣，假如再趕上適當時期，他可能都會把我的脖子給扭下來。我看著他那痛苦的樣子，無奈地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只給他留下兩個字：保重！當然，連同剛才的飯錢。

我雖然沒有被那個時代逼瘋，但厄運始終沒有離開我。1978年，我終於找到了可以傾吐的機會，欣喜地看到了西單民主牆蘊涵的勃勃生機，我毅然決然的進入了《探索》刊物。在這裡使我的心靈找到了歸宿，也使我搞清了是誰給我的家庭帶來了厄運，使我的家庭支離破碎。

但是，就是這樣一點點的自由思想，就是這樣一點點的政治訴求與主張，險些遭招致殺身之禍。先是逃亡中被拘捕，後是沒有任何理由地，在功德林監獄裡被關押三個多月。1979年春夏之交我帶著一身虱子，拖著疲倦的腳步回到養父母家時，他們像對待陌生人一樣將我趕了出來，並丟給我一把鑰匙說：給你安排了一間房子，你以後可以獨立生活，不用再來找我們了。那年我24歲。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再去找他們的時候都被趕了出來。他們只跟我說：你只要不再來，就是對我們盡孝。為了看他們而特意買的兩條活魚，又讓我完完整整地拿了回來。等我蹣跚的走到胡同口拐角處時，自然災害時曾吃過我給他的豆餅的那個鄰居、現在已當上了街道的治保主任的老鄰居把我拉到一個僻靜處悄悄地跟我說：「你不要怪他們，這老兩口一輩子本分，最上面的公安局找過我們，也做過他們的工作，他們不願意被扣上反革命家屬的帽子，我們正在替他們做工作，辦理和你脫離關係的手續。這都是他媽的上面的指示，我們也沒辦法，只好幹這缺德事。」我握著這位老兄的手，千恩萬謝之後又留下了那兩條魚。

從此，我從那條熟悉的胡同裡消失了，我不敢回去，我不敢面對那個小院，更不敢面對把我辛辛苦苦養大的兩位老人。他們雖然不是我的親生父母，但卻勝似親生父母。也就是從這天開始，我又過上了近似於流浪的生活。我就像個斷了線的風箏四處飄蕩，像一葉孤舟在茫茫的人海中找不到彼岸。從離開了那個溫暖的家之後，每到逢年過節鞭炮齊鳴時，我就會躲到玉淵潭公園的湖邊。因為在那裡聽不到鞭炮聲，聽不到歡笑聲，只有湖水有節奏的輕拍堤岸。陪伴著我的，有風吹荒草的刷刷聲為我歌唱，有風從我臉上吹過，帶給我撫慰。

我因參與「南方會議」被判刑4年，1986年刑滿出獄。

在以後的4年中，我掃過馬路，撿過垃圾，當過飯館的服務員，扛過麻包，燒過鍋爐，社會上最底層的工作基本上都幹過了。因為像我們這樣的人，沒有哪個單位敢要，更沒有誰會重用你，我們成了當時社會上最早的邊緣人物。也恰恰就在這時，在我最困難時，蒼天有眼，使我能夠和一個賢惠的女子成婚。她頂著家庭的壓力，頂著單位領導和公安的威脅，毅然決然地和我結了婚。婚後，雖然我們的生活很是清貧，但卻過得很快樂，因為我們是為自己而活、而快樂。婚後一年，我們有了一個可愛的兒子。但是好景不長，1989年「六四」之後，我又被非法拘禁六個月，因為「六四」時我是在「高聯」《新聞導報》任顧問。回來後，在我和妻子生活過的那間小屋裡看到的不是妻子迎接我的笑臉，而是一張蓋有法院大印的離婚判決書。裡面寫著：因我有狂躁性格，精神不正常，做事偏執，致使夫妻不和，准予離婚。當時我瘋子似地到處去找她和我的兒子，但卻蹤影全無。

一年多以後，一次非常偶然的機會，使我在大街上見到了她和兒子，她膽怯地、警惕地環顧了四周半天，才揪起我和她七拐八拐的來到一個廁所的旁邊。她很愧疚地讓我不要恨她，是他們（指公安）要她和我分開。說我在「六四」中參與了暴亂活動，這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如果不離婚她和她們家都要跟著遭殃。她接著說：為了兒子，為了她們家二老，她只能做出這個決定。她說：只要她同意離婚，所有手續他們（指公安）分秒之間就能辦成。

當時我不知道是怎麼和她還有孩子分手的，我只記得和她們母子分手後，我就沿著北京城轉著圈地走著，走了一夜。我那時很單純地認為，離婚儘管是一件令我刻骨銘心的事情，但是兒子和妻子從此就能成為一個自由人，這種犧牲也是值得的。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厄運居然追到我兒子身上。

和我妻子離婚時，我的兒子剛剛一週歲。他不知道，站在面前的是他的父親，只是把我當作一個陌生人。以後的幾年裡，我的生活始終處於朝不保夕的境地，我不可能給兒子帶來任何物質上的享受，更不想在他的身上出現和我一樣的命運。誰知道這只不過是我的一廂情願。

幾年後的一天，我的前妻突然給我打電話，當時我正在永定門火車站當搬運工，正趕上一批水果要趕著下站。我幾次和老闆請假，說家有急事，老闆就是不批，一怒之下我連工資都不要，就離開了那裡。

我前妻把我約到一個很僻靜的地方，她還是那樣的膽怯。在確認了沒有任何人監視著我們的時候，她才告訴我一個令我異常氣憤的事情。原來，我前妻去學校接我兒子的時候，跟她關係不錯的班主任神秘兮兮地問她：「你家裡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情？」我前妻很詫異的答道：「沒有任何事情呀。」。老師說：「不對吧，你是不是有什麼事瞞著我？」我的前妻更加疑惑地看著老師的眼睛半天說不上話來。最後老師才告訴她事情的真像：就是在今天上午，校長帶著兩個中年人找到她。只跟她說這兩個人是上面派來的，想瞭解一些情況，需要她配合他們的工作。她當時以為是區教育局的來檢查教學質量。但是在不著邊際的談了些其它事情後，就詳詳細細地問起了我兒子的情況。諸如；每天誰來接他，這孩子的性格如何，有什麼特別的偏愛沒有，經常接他的是誰，有沒有家屬以外的人和這個孩子接觸等等。這個老師當時大著膽子，很好奇地問對方，他們是不是在做學生心理調查？對方擺著那張始終麻木的面孔，很嚴厲地盯著她。看了幾秒鐘，才蹦出一句冰冷的話：不該你問的少問！老師對我的前妻很神秘地說，我看他們不像是什麼好人，感覺是像安全部門工作的。

又過了幾年，我的兒子轉學，本來與我沒有任何關係，因為根據法律規定，我已不是孩子的直接監護人。但我的前妻又找到我和我商量。她說，學校領導非要她寫一個有關兒子的親生父親的情況材料。她和校長吵了起來，校長無可奈何地告訴她，是上面的指示。要我前妻同情他，理解他，就算幫他個人的忙。我的前妻拿不定主意，就又找我來問。我能說些什麼呢？

自從我1978年參與民主牆活動併進入《探索》後，近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在這幾十年的時間裏每年都要有十幾次、二十幾次的被無故的叫到公安部門問話。在所謂的敏感時期裡經常是幾天、幾十天；2006年竟然達到了上百天的被限制人身自由。在那些日子裡，由於不能夠出外工作，有時甚至靠借貸過日子。

我的父輩在鐵窗中度過了二十年，出來後妻離子散，最後含冤客死他鄉。到了我這一代，又遭到如此境遇。我曾在暗夜中對著上蒼虔誠地禱告，希望上蒼能夠憐憫我的兒子，讓他永遠脫離開這個無形的禁錮。

慘烈遭遇何止我一家！

[附]：俞梅蓀讀文後給馬文都的信

2007年，要不是參與反右50週年事，我早已把家父淡忘了。在家父50週年忌日，我徹夜難眠，致電郵告知老友馬文都先生，收到回信如下：

時陽曆七月二十二日，余在香山蝸居，因見俞兄祭父短文，難於暢懷，吾輩乃血性男兒，難為父親申冤，佇立門前，仰天悲愴！

憶家父之情尤勝俞兄，父亦已歸道山，當年情形猶歷歷在目，而父子之樂，已無從尋索，思之淒婉，不能釋懷，感慨之餘，發文祭掃，為祭俞兄之父而作。

與俞同憶五七年，慈父在，合家圓。光陰荏苒，又是七月間，慈父已居陰間地，天倫歡，今難全。

吾輩坎坷恍數年，又怎堪，一揮間。夢中常見，相顧兩無言，物是人非不忍觀，空垂念，淚難干。

沒想到，馬文都亦因反右而喪父，其生父李玉祥，1938年參加八路軍115師（師長林彪），後為東北野戰軍，歷任班、排長，作戰英勇，多次被嘉獎；1949年，隨70軍南下解放廣東，任連長，榮立三等功，由軍政委甘渭漢（1955年中將）作媒，與其母（師部幹事）成婚；1951年，隨40軍赴朝鮮作戰，腿被炸斷，其母在戰爭中失去半個手臂，都成傷殘軍人，一同分配到遼寧省鐵嶺榮譽軍官學校工作，分別為營職和連職軍官。

1957年，其父反思朝鮮戰爭第五次戰役，近萬名優秀指戰員被俘，佔整個朝鮮戰爭被俘人員的75％，回國後都被清洗出部隊，淪為賤民。他指出，這一失利是指揮失誤所致，責任在指揮員，為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戰友鳴冤叫屈。為此，他被打成右派份子，又因地主出身而被定為歷史反革命罪，判刑20年。（現據史料介紹，當時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因指揮失誤而向中央檢討，第3兵團代司令員王近山赴京請罪。）

其母迫於軍校壓力，與其父離婚，並被清除出部隊。當時28歲的母親把3歲女兒送給鐵嶺一家工人，攜3個孩子回北京投奔外婆家，又把5歲的大女兒送給北京新街口的一家平民，把3歲的馬文都送給親戚，自己帶著週歲的小兒子，改嫁理髮師。

馬文都在親戚家不甘受虐待，4歲出走，流浪街頭，兩年輾轉十多戶人家，最後由姓馬的工人收養而長大。1978年，他看到西單民主牆的勃勃生機而參與《探索》刊物的活動，被關押在功德林監獄3個月，養父母迫於警方壓力，與24歲的馬文都脫離關係，逐出家門。

1975年，其生父在吉林省白城子監獄減刑3年獲釋，被安置在當地農村監督勞動。他通過多方查尋，只找到在北京的小兒子，其它3個孩子杳無音信；1983年，76歲時在白城子農村含恨去世。1987年，馬文都找到弟弟，得知父親已故；1990年，他回鐵嶺軍校尋根，找到失散33年的雙胞胎姐姐。那裡的人都閉口不談其父事，很迴避，他深感其中必有隱情。

我詢問馬文都，其父當時被判刑的依據，後來是否被改判和改正，要為這位不屈的軍魂留下一點文字，他竟一無所知，其父連一張相片也沒留下。上述這些情況，據自他弟弟追憶30年前其父到京尋子時的隻言片語。

我曾遇到不少右派老人及其子女，他們至今境遇很差。仍被歧視，被欺辱，被侵權，有的住房被侵佔。多方上訪，求告無門，在貧困中掙扎。在上海，給我和弟弟以多方關照並支付兩萬來元律師費的黃女士，其父是右派份子，在安徽勞改20餘年獲釋回家。其祖居住房已被人佔去，無處說理，只能借居他處，不幾年就在貧病中客死他鄉。現居成都84歲右派份子黃紹甫（1943年赴印緬英勇作戰的抗日遠征軍老兵），勞改20餘年獲釋，回原單位又被陷害坐牢12年（累計坐牢34年）。1996年出獄，其祖居住房早已被人侵佔，孤身一人，長期借居，如今靠每月120元低保金維持生存。可見，因反右而遭遇慘烈的何止我一家，家家都有血淚史，令人痛心的是，時至今日，反右派運動的危害仍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