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四川鄰水縣人，家裡在縣城開了個照相館。我從小喜歡畫畫，初中畢業那年，1954年，我已經畫了幾百幅，我的美術老師認為我有天賦，專門帶我到重慶報考美術學院附中。
附中看了我的作品，非常滿意，老師高興得很。
報考前，市教育局突然定了個「區域限制」——只有戶口在成都、重慶、昆明、貴陽、拉薩五個城市的學生才能報考，我被排除了。
我人生路上遭遇的打擊難以計數，這是第一個。我腦子裡冒出一個念頭，這個「新社會」不自由。
老師垂頭喪氣，帶我在市中區遊蕩。他安慰我說，他有個朋友在國泰電影院，找他商量把我的戶口從鄰水轉過來，變成重慶人，明年再考。
在國泰電影院附近，我們看見西南人民藝術劇院演員訓練班招生，老師說，去考一下試試。
我在初中很活躍，經常上臺表演，還會拉手風琴，但我一心想搞美術。老師再三勸我：去試一下嘛。
260個人報考，只收5個，我無心當演員，所以不緊張，初試、複試，一考就中！
我不去，招生的人不干，扣住我的學生證（報名時交給他的）。這個時候，老師和我身上都沒錢了，沒錢住店，老師要回去了。演訓班非常熱情地留我，保證供我吃住。
為了生存，我留了下來。
我這輩子，總是命運推著我走，我個人把握不住。
演員訓練班偏偏設在美術學院內，勾得我心猿意馬，我一邊學表演，一邊暗戀美術，有空就去看美院學生畫畫，現在的著名畫家江碧波、馬一平都是同我一塊報考的，他們比我幸運，戶口在「區域」內。
演訓班學習兩年，每週一個作品表演，連續四次不合格就要被淘汰，我完全可以主動被淘汰，改學美術，但那個時候的人很老實，我沒想到可以鑽這個空子，也沒有人給我指路。
我1956年6月畢業，畢業演出一炮打響。《重慶日報》登載了我們的演出，劇評家王大虎（註：1957年被劃為極右，1963年病逝）專門評論了我。那個時候，一上報受讚揚就算有了點名氣。但是我不在乎，我心大得很，認為前面的世界寬廣得很。
我分到話劇團不到一年，鳴放開始了，人們給當官的提了不少意見，什麼任人唯親、獨斷專行、耍乾女兒——搞年輕女人，等等。我一看，哇，怎麼這麼污？！
這些事放到現在來看是小菜一碟，比如眼下當官的包二奶已經是普遍現象，但那個時候我對共產黨很熱愛，認為共產黨先進、優秀，共產黨內不應該有這種人。
我畫了幅漫畫《我所欲也》，指名點姓諷刺院長。我把他畫成個羅漢，舒舒服服躺著，旁邊有人給他打扇，有人給他撓痒，有人給他掏耳朵。院長則把一頂頂「黨員」、「先進」、「優秀」的帽子賜給這些人。
這幅漫畫我畫得惟妙惟肖，充分展示了我的繪畫才能，是我分到話劇團後的第一幅公開作品。
反右一開始，就把我劃入反黨小集團，成員有右派李正、範國瑞等。
但是沒劃我右派，領導找我談話，要我寫檢查，認錯。我不幹。他們前後找了我三次，問：「寫不寫？」「不寫！」「寫不寫？」「不寫！」「不寫就劃你右派！」「劃就劃，當右派有啥不得了！」
我那時還不到18歲，一個毛頭小夥子。
1957年11月，劃我右派，下放南桐農村勞動。
他們在我檔案上把我出生年改為1937年，提前了兩年，這樣，我當右派年齡不會顯得太小。
我並不害怕勞動，人年輕，力氣好，又活潑，農民們都喜歡我，我1959年就摘了帽。
在當右派前，我有20來個朋友，每個月通一次信。當了右派，我主動給他們寫信說我是右派了，今後不再往來。那幾年，只有一個人不怕，堅持同我通信。
這個人叫王XX，是我鄰水中學的同學。我在歌劇團時，她來報考，我給她手風琴伴奏，她考上了四川音樂學院附中，我到附中去看過她，她的同學說，喲，王XX耍了個帥小夥。她高興得很。我當右派之後，她一直同我通信。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沉甸甸的，打開一看，是她寄來的，裡面還裝了兩顆上海大白兔奶糖。
1960年，她附中畢業，成績非常優秀，但是，學校黨委告訴她，必須同右派份子劃清界線，否則不准升音樂學院。她給我來了封信，問我怎麼辦。我沒給她回信，直接給她學校的黨委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們，我已經同王XX斷絕了往來。從此我真的不再給她寫信，後來我出去流浪了，她找不到我，給我哥哥寫信，哥哥也不知道我的下落，我們就此斷了音訊，直到1976年。
我的麻煩主要出在長壽湖。
大躍進時，重慶市委的領導冒出個念頭——把長壽湖搞得像西湖，漁場為此組織了一個美術組，要求從美術的角度把長壽湖設計得比西湖還美。右派中有的是美術人才，如四川美協的國畫家楊鴻坤、岑學恭，西南美術學院美術系主任呂琳，四川美協漫畫家高龍生等等。我是摘帽右派，被派去當副組長。
在美術組裡，我同頂頭上司蘇X——漁場獅子灘區的書記——發生了矛盾。
這些畫家都是半老頭子，身體又不好，蘇X認為，搞設計也得參加勞動，勞動改造思想雷打不動。我是副組長，為他們說話，同蘇X發生爭執。蘇X罵我「你不要以為你摘了帽，告訴你，摘了帽也還是右派」！
緊接著，大躍進變成了大飢荒，到處死人，還搞啥「超西湖」？美術組撤銷了。
1961年冬，有個小整風，傳達了個文件，上面有毛澤東的一封信，專門針對農村一些幹部的大吃大喝和剋扣群眾口糧，說這是國民黨作風。我看見場部小食堂經常大吃大喝，管食堂的一個姓李的小個子，同我關係好，他告訴我一些內幕。我忍不住了，又像1957年鳴放一樣站出來說話，寫大字報，還把蘇X調戲一個姓王的女娃娃的事抖出來。她是熱帶魚研究所的，比我小一歲，是她親口告訴我的。
那個小整風轉眼又變成整人！大吃大喝的人一點事沒有，我又糟了。毛澤東這個人，真的，捉鬼放鬼都是他。
蘇X不出面，找了一個叫顧XX的摘帽右派當打手。
5月份搞「雙搶」——搶收、搶播，通宵達旦地幹。一天晚上12點，我還有一塊麥子沒割完，準備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再割，結果一坐下去就睡著了。蘇X、顧XX藉機懲罰我，把我一個人放到豬兒島，三頓飯划船送來。那兩個月我每天和泥巴、荒草、星星、月亮作伴，我的孤獨性格就是在豬兒島形成的，從那一年起到現在，我都特別能忍受孤獨。
他們還強迫我干重活，不幹完不准吃飯，1961年，每一口飯都是救命的糧。我發現他們是要置我於死命，便悄悄跑回劇院，要求領導調我到別的地方去勞教，長壽湖太黑暗了。
在劇院發現，1957年我諷刺過的一個秘書已經當了副院長，此人最善於吹牛拍馬，媚上壓下，我的請求自然不會有結果。
回到長壽湖，蘇X說我逃跑。這次動手打，他不動手，顧XX也不動手，顧找了一些孤兒來打我。我又跑回劇院，強烈要求換地方。劇院答覆：忍一忍，明年調我回劇院。
長壽湖認為我第二次逃跑，懲罰更重，這一次不打，而是把勞動量加大，大得我根本完不成，完不成就不准吃飯。每天晚上，田裡只剩我一個人在幹活。蘇X、顧XX要把我逼死的意圖旁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決定真地逃亡，等不到明年了，我很恐懼，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懼。
我把我的決定告訴了範國瑞、宋軍濤，他們也明白，我不逃只有死路一條。但他們擔心我跑不脫，範國瑞給了我幾斤糧票，說：「你要是被抓回來，肯定吊起來打，你活得出來？」
在豬兒島對面一個叫黃桷村的地方，住有幾家農民，我同他們關係很好，我決定先到農民家躲幾天，等追捕的人收兵了再逃。
農民很好，收容了我，不怕受牽連，我在一個姓劉的農民家躲了三天三夜。
1961年9月，一個沒有月亮的黑夜，我偷偷摸摸溜出門，開始了長達半年，縱橫十餘個省的逃亡之路。
姓劉的農民怕我迷路，也怕我被抓，他半夜起身陪我上路，還給我烙了幾個餅子，我淚水流出來。那個時候，回龍鄉靠近墊江一帶，一個村一個村的人餓死光，幾個餅子比現在的幾兩金子還貴重！
我們不敢走大路，摸黑走小路。一路上月黑星稀，沒有狗叫，更沒有雞鳴，四下一片死寂。橫掃中國的大飢荒已經到了第三個年頭，借用毛澤東的詩，叫作「萬戶蕭疏鬼唱歌」。從獅子灘到鄰封鎮短短七八里，就在我走的這條小路上，就看見三具屍體。屍體都倒臥在黃桷樹下。川東地區，路口、埡口總有一棵黃桷樹供行人歇涼休息，這幾個人走到這裡，坐下來休息，倒下去就斷了氣。我在黑夜中看見那幾張枯乾凹陷的臉，尤其是那白森森的牙齒，背脊陣陣發麻。我才22歲，已經感受到四周的世界像一個陰森森的大地獄。
平反後我把那天晚上的經歷和感受寫成一篇小說，本來要發表，批判白樺又撤下來，我拿給範國瑞等人看，他們看哭了。
在鄰封，我同小劉分手，他叮囑了我一番，一直目送我消失在黑夜中。
我走到長壽縣城天才亮，我不敢直往重慶走，往反方向，坐船下涪陵。到了涪陵，一看也是滿目蕭條，我在江邊一個爛棚棚裡蹲了整整一天，然後從涪陵坐船到重慶。
在重慶我沒有錢，又沒有家，只得回鄰水。我渡過嘉陵江，到江陵廠找到我一個朋友。他也沒錢，給我幾個饅頭，我靠這幾個饅頭，走了兩天才回到鄰水。
老家只有一個哥哥，他因病沒得到醫治，癱瘓了，家中娃兒多，生活十分困難。我吃了一個月，實在不忍心再吃下去。我聽人說，北大荒日子好過，不缺糧吃，於是我決定跑北大荒。
哥哥把祖傳的一個照相機交給我，作為送別，那個年頭一分別，還見不見得到，鬼都不曉得。
我到重慶後，把留在劇團的最後幾件衣服拿到大陽溝賣了，買了張到北京的火車票。
在北京永定門下車後，身上錢光了。北京查得嚴，不好混車，北大荒還遠，怎麼辦？
我在永定門轉來轉去，走投無路，沒法，只得去找民政局。我老老實實說，重慶來的，要去北大荒。民政局把我當盲流收留，強制送我回重慶，我同一群盲流一起被送上火車。
到豐臺時，我溜下車，鑽出車站。在車站外我蹲在地上一籌莫展，逼迫痛下決心：賣相機！
我轉來轉去找買主，幾個公安人員突然出現在面前，不由分說把我抓進派出所。
「相機從哪兒偷的？說！」照相機在當時屬於貴重物品。
「是祖傳的，我父親開照相館」。
「祖傳的？你是什麼人？」
我老老實實交待，我是右派，活不下去了，想到北大荒。
他們一聽說我是右派，不多問了，立馬把我抓進看守所。
這一關就關了20多天。
放我出來時，派出所的人說，他們同劇團聯繫了，證實了我的身份，是右派，要押送我回重慶。
「相機呢？」我問。
「相機？你還想要相機？」
我不敢多說，怕又被關，相機就這樣被他們吞了。
快到石家莊時，押送我的那個人下了車，他一走，我趕緊溜下車。打死我，我也不回重慶，不回長壽湖。
在石家莊車站，我遇到兩個河北熟盧縣的農民，他們是父子倆，倒騰點小生意。聽說我的身世後，他們勸我不要到北大荒，跟他們去內蒙古，那邊有糧食吃，人手缺，管得又不嚴，肯定能呆下來。我身上還有最後幾塊錢，他們叫我拿來買點雜貨，比如大蒜，沿途倒賣，掙口飯吃。車票就不用買了，跟著他們，混。
我一無所有，不怕被騙，而且那個時候騙子少，人心不像現在這麼壞。
我決定跟他們走。
從石家莊出發，經陽泉、榆次、太原、忻州、朔州、大同，一截一截的混車。這父子倆是混車老手，各個車站地形熟，我跟著他們翻圍牆，鑽柵欄，爬車廂，進進出出上上下下，如入無人之境，居然沒被逮住一次。
到了內蒙，每過一個村子，他們都前前後後找人問：有個小夥子，願意留下來幹活，要不要？
每次答覆都是：要是早來兩個月，沒問題，但現在中央剛剛下了文件，傳達了，不准收留任何陌生人，尤其是沒有證明的陌生人。
我們整整走了三個縣，沒有一個地方敢收留我。這個政府威力大得很，內蒙這個偏遠的地方都管得嚴嚴實實。
父子倆陪我走了一村又一村，沒法了，他們要回家，問我怎麼辦？跟不跟他們回去？
人到了這個地步，心有些橫了，血液裡生出了些野性。我說，不回去，我再往草原深處走。
同父子倆分手，我有些感傷，素昧平生，他們盡了力幫我。
天，冷了，越來越冷，我穿得單薄，衣服早賣得精光。茫茫大草原，「風吹草低見牛羊」，我很有些衝動。可惜，又冷又餓，骨子裡那種繪畫的藝術浪漫升華不起來。
我又混上火車——我已經很有「技術」——又到了北京。北京也冷，我堅持去看天安門，天安門在我心中很神聖。
那個天冷得很，寒風呼呼吹，我站在寬廣氣派的廣場，哆哆嗦嗦。毛澤東的巨像掛在正中。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我突然覺得這一切都與我無關，我卑微得很，在這個地方沒有立錐之地。
我也突然想到，我這種狀況，不該往北大荒走，要流浪，也要往溫暖的南方。
我主動找到收容所，這次我沒說實話，更沒說自己是右派，我告訴他們，我是湖南來的盲流。
在收容所住了幾天，我同一大群盲流一起被送上南下的火車。整整一節罐罐車廂裝滿盲流，裡面各色各樣的人，還有大學生。我同他們交談，個個都有一段驚心動魄的經歷，讓我大開眼界。
到了武漢，從車站轉收容所，我又溜了——我想去看武漢長江大橋。大橋是「新中國」的驕傲，富強發達的象徵，報紙、廣播都這麼說。來都來了，不看可惜。
我在武漢遊蕩了一天，餓著肚皮看大橋，那一天我只吃了一點糠餅，在大橋上，餓得口水直流。
當天晚上我在江邊一個碼頭上過了一夜，第二天扒火車混到了長沙。
我已經變「油」了，臉面、自尊顧不上了，在長沙我遊蕩了兩天，實在討不到東西吃，就又往收容所跑。車上的盲流曾經對我說過，雲南比湖南好，不冷，容易找到吃的，所以，在長沙收容所我就說我是雲南那邊的人。長沙收容所沒讓我白吃飯，紮紮實實讓我勞動了三天。然後，從長沙到衡陽，衡陽轉桂林，桂林轉柳州、柳州轉貴陽，從收容所到收容所，免費「旅遊」。記得在桂林時我特別動情，收容所在漓江邊上，江水清得很，喚起我的美感，我很想去游漓江，那裡是畫畫的好地方，可惜我腰無半文。
在收容所，我「表演」得很好，我受過專業訓練，又演過話劇，一路上跟盲流學幾句當地土話毫不困難，收容所根本沒看出破綻。我的表演才能在一個個收容所裡派上了用場。
在貴陽我遇到了一個人——河北寄縣的農民郭道純，這個名字刻骨銘心，至死不忘！
郭道純家裡餓死了人，他活不下去，打算跑到雲南宣威修公路。他對我說，宣威修公路不要證明，吃飯沒問題，還有工錢。
我一聽來了精神，這個大中國只要哪裡能收留我，給口飯吃，我就去！幹活，再苦再累沒問題。
我又從盲流隊伍中偷跑出來，跟他混上去雲南的火車。當時，鐵路只修到安順，再往前只有走路。
我們倆從安順出發，跋山涉水，一路上全是大山，那些地方偏僻落後，人煙稀少，時值隆冬，山高坡陡，更是顯得淒冷荒涼。不過，山上的農民還是有吃的，他們受「大躍進」的折騰小一些，沒有遭到像李井泉（四川省委書記）那樣的整，日子比四川農民好過些。我們一路上向他們討吃的，他們至少丟幾個干包谷，我們在火上噼噼啪啪烤起吃。
這個時候，我身體垮了，發燒、流冷汗，不再感到餓，不想吃飯，連水都不想喝。我叫郭道純走，別管我，他不幹，扶著我歪歪倒倒走到水城。
我身上早就沒錢了，他還有幾塊錢，去給我找來個中醫。中醫說，我是身體弱，氣血虧，氣候不適。
我不走了，郭道純堅持要我走，他說：「宣威不遠了，我扶你走。」
一出水城，哎喲，那個山大呀，又是爬坡！我的身體在長壽湖就磨損了，流浪四個月，沒吃幾頓飽飯，加上病，實在拖不起。郭道純20來歲，勞動漢子，身體好，他又扶又拖，一天只能走20多里。
幾天後，我們來到一個山溪邊。這兒海拔2000多米，空氣稀薄，我躺在地上，死魚一樣張著嘴。我已經三四天沒有大小便，汗也不出了，一滴都沒有。郭道純跑到山民家，為我熬包谷粥。我對他說，不費心了，我活不過去，我寫封信，告訴家裡我死在這兒了，你今後寄給我哥哥，我只有他一個親人。
郭道純說，「我曉得你這個病，有救。這條路我熟，前面有人家，堅持幾天，我找人給你醫。」
他幾乎是背著我走，雲貴高原，一望無際，冬風吹得嗚嗚響，那個聲音像是哭喪。
我堅決不走了！我把信掏出來遞給他。他不接，說：「除非你死了，我才會一個人走。」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他的表情，一輩子都忘不了，那張忠厚的臉！
又走了一天多，我除了神智還清楚，全身像個死人。
四周的山，大呀，大得很，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我覺得隨時都有可能斷氣。但我不怕，不悔，不逃出來也要死，長壽湖死得更快；出來還見了天安門、大草原，游了祖國的大好河山哩。
天，近黃昏了，我斷定我活不過當夜。正在這時，我們看見前面靠山頂的地方，有個苗寨。
郭道純高興得叫起來：「好了，好了，你有救了！」
寨子裡有個70多歲的孤老頭，是個瞎子，同一個七八歲的小孫孫生活。郭對他說有個病人，你看一下。他摸了摸我的頭和脈，問郭道純：「你還有好多錢？」
郭說：「只有兩塊。」
老人說：「夠了，你到對面宣威去買一塊臘肉回來，要快！」
老人這個苗寨，正處在雲南和貴州交界的邊界上，中間有一條小河，對面是雲南宣威。「對面」說起近，但山大，一上一下得兩三個小時。
然後，老人又把孫兒叫來，給他說了三個地方，讓他去採三種藥。
我已經站不起來，倒在火塘邊，老人把火塘燒得暖暖的。「你是中了大山上的瘴氣，寒氣出不來，要死人的。」老人說。
孫兒採藥回來，老人逐根摸，他點頭認可後，孫兒才把它們切了丟進一個大沙罐。郭道純回來時，天早已黑盡了。黑膩膩的一塊臘肉，也不洗，胡亂宰成幾砣，丟進罐子裡一起熬。
半夜時分，老人說：「行了，喝。」
一碗黑糊糊的湯端到面前。
我不喝，那些天我吃啥子都像是吃泥巴，吞不下。
老人說，就是刀子你也得吞。
我不相信他那個「藥」，我認為自己必死。
他們強迫我喝了三次。
第二天早上，我開始出汗。那種汗，像漿糊，浸出來黏乎乎的，接著往外吐痰，整個呼吸道都在往外吐，痰濃得很，像稀泥巴。
我在老人的火塘邊睡了兩天三夜，身子輕鬆了。
第三天，幾個背槍的民兵闖進來，氣勢洶洶盤問「幹啥子的」？
我們都沒有證明，那個年代也沒得身份證，民兵斷定我們不是好人，抓起來就往水城押送。
這次用槍押在背後！
我們沿著郭道純扶我千辛萬苦走過的路往回走。郭道純忍不住一次次回頭往宣威那邊眺望。
那邊意味著工作、意味著吃飯。我心裏很內疚，是我拖累了他，他已經走到宣威邊上了，實際上買臘肉時他已經踏上了宣威。
到了水城，他對我說，不要緊，我們找機會跑出來再走。
哪曉得這次看管得嚴，盤問得也嚴，我們只好如實招認，於是他被送回河北，我被送回四川。水城，成了我們分手的地方，這一分手，至今音訊渺茫，彼此連地址都不知道。
幾十年了，我忘不了這個人，一個河北的普通農民，生死之交呀！你要寫，就照實寫，但願你能發表，他能夠看到，一旦有他的消息，再大的年歲我都要去找他。
1962年1月，我被押送到畢節看守所，在看守所關了20多天。
從苗寨出發，我就一直吐痰，天天吐那種又濃又稠，像泥土一樣的痰，一直吐了一個月。在看守所，我身體還沒完全恢復，但得勞動，不能白吃飯，幸虧勞動不重，比長壽湖輕得多，飯也比長壽湖吃得飽。
在畢節過了春節，我被送到四川滬州。這個時候我已經沒有自由，看管得緊，而且每到一地，必須勞動，滬州、重慶都如此。不過，我也不想再逃了。廣闊天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往哪裡逃？聽天由命算了。
畢節看守所曾經同劇團聯繫過，核實了我的身份，但是劇團不要我，讓我回長壽湖。所以到重慶之後，我只有呆在收容所。重慶收容所把我轉到長壽縣收容所，長壽縣又把我送到長壽湖。
我轉一大圈，歷時半年，九死一生，又回到起點。
我踏上獅子灘熟悉的土地，又望見湖水時，眼睛裡的光陰冷得很：要打要殺隨便，生死已經無所謂。
（作者1939年生，1957年為重慶市歌劇院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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