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讚嘆的曾國藩成功選人秘訣(圖)

【看中國2013年06月25日訊】

曾國藩成功選人的三大原則

成大事者必靠人才，而在使用人才之前，選人至關重要。

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稱得上是人才，或者說，並不是所有人才都適合於你的事業。因此，為了使組織和團隊更好地發展下去，領導者如何選到合適的人，非常關鍵。

曾國藩在選人用人的實踐中，給後人總結出了三條非常有用的選人原則，值得每一位選人用人者參考。

這選人的三大原則分別是：選人切勿眼光過高；首選忠義血性之人；德才兼備，以德為本。

選人原則一：選人切勿眼光過高

世間萬物皆遵循這樣的道理：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人自然不會例外：人無完人，才無全才。中國的上古兵書《太白陰經》對此講得很明白：強悍剛勇的人，可以勇敢地對待大難，其個性卻難以持久；溫順安分的人，可以循規蹈矩，卻難以靈活變通；性情沉靜的人，可以考慮長遠的規劃，卻難以應對突發的事件；性情謹慎的人，可以保持已有的成就，卻難以開拓事業。

這段千古金言啟示後人：如果對人才一味求全責備，"眼光過高"，難免會讓你感覺"無人可用"。

曾國藩從來都不相信有所謂的"全才"。他認為，書上所說的"百長並集、一短難容"的完人，只是後人的追崇之詞罷了，領導者在選拔人才時切勿上當。事實上，曾國藩自己就是一個有所長有所短的人。比如統領將佐規劃戰略上他很在行，但要讓他帶兵親自參加一場戰鬥，他就總是會吃敗仗。因此，他對這個"選人切勿眼光過高"的原則是深有感觸的。他曾指出，一世之人才足夠一世之用，就看怎麼去發現去識別。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

大約上等的賢哲，只能靠天緣才能遇到。中等人才，則可以以人力求得。閣下眼界太高，將來恐怕沒有一個能夠為你所用的人才。程子曾經對司馬光說：願相公寧願受一百個人的欺騙，也沒有使好賢之心從此而沒。閣下仔細體會一下這兩句話，降低取才的標準，獲取的人才也漸一天比一天多了。

用人者究竟應該怎樣選拔人才呢？曾國藩認為，挑選人才的關鍵在於不拘一格，評判人才的關鍵在於不求苛細。不能因為有一點朽爛的地方，就把幾人合抱之粗的大木給丟棄了；不能因為僅僅撒了幾網就灰心喪氣，以至於錯過了逮到大魚的機會。一個人，只要有一個特長，就可以用之了；用人者最應避免的是，由於有一點小毛病而將有用之才棄而不用。

曾國藩很反對以出身、資歷來衡量人任用人。他曾講過這樣的例子：漢代大將軍衛青在年輕時曾給人當過奴隸，後來卻拜相封侯，娶了高貴的公主為妻。因此，怎麼能用平常的條條框框去束縛人才呢？世界上缺的不是人才，缺的是去蒐羅的行動和發現的眼光。人才是這樣的：如果沒有人在乎，就會被遺棄於社會的下層之中，一旦有人去發現去任用，就足以為國家之用。

曾國藩正是這樣做的。他對於人才的延攬從來都是不拘一格的。像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岳斌、彭玉麟、李世忠、陳國瑞這些人，有的秀才出身，有的農夫出身，有的行伍出身，有的土匪出身，有的叛將出身，但曾國藩對他們都能以至誠相待，使他們的長處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其中楊岳斌、彭玉麟二人，是曾國藩在衡州練兵時識拔起來的。曾國藩認為他們兩個，一個是"智膽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個是"任事勇敢，勵志清苦，實有烈士之風"，因而立即將他們從無名之輩中提拔到統領水師的高位上。事實證明，這兩個人確實是最佳的人選。在建立和發展湘軍水師，以及在指揮湘軍水師作戰中，兩個人都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在曾氏幕府中，就出身來說，上至進士，下至布衣，均為座上之客；就人緣而言，既有曾國藩的同窗同年、鄉親故舊，也有曾國藩的門生弟子，還有一些則"識拔於風塵"。此外，"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業人才，無不畢集。"由於曾國藩首先提倡洋務，一批洋務官吏也最先孕育於曾氏幕府，如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後來接辦福州船政局的瀋葆楨、致力於近代海軍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員，如先後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國的公使郭嵩燾，出使西班牙、德國的參贊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府幕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技人員，如李善蘭、華蘅芳、徐壽、徐建寅，也曾長期效力於曾氏幕府。

曾氏幕府人才眾多，範圍廣泛，幾乎全國人才之精華，都彙集到曾氏幕府。再加上曾國藩知人善任，懂得激發他們的才幹能力，因此，湘軍和曾國藩集團想不成功都難。

選人原則二：首選忠義血性之人

選人原則一告訴我們，選人時不能眼光過高，要不拘一格用人才。但是，容忍人才的缺點，並不意味著曾國藩就沒有選人的標準，相反，曾國藩認為，要想成就大事，最需要的是有忠義血性的人。有血性夠忠義，是曾國藩選人的最核心的標準。

在選用人才的標準上，曾國藩曾提出了四個標準：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別太強，第四要能吃苦。但在考察這四個標準前，首先要考察的是，這個人是否具備"忠義血性"。他說："大致說來，只要有了忠義血性，那麼這四個條件就都會具備；缺乏忠義血性，雖然貌似具備了這四個條件，也終究是不可靠的。"

顯然，曾國藩是將忠義血性作為了選用人才的前提的。其所強調的忠義血性，指的是一種強烈的忠誠感、道義感與責任心。曾國藩是文人出身，帶兵打仗的事情，他之前從來沒有經歷過。他所面臨的處境，又是十分險惡的。一方面是太平軍的所向披靡，勢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國藩所處的時代，又是封建社會的末世。整個統治集團已經完全腐敗，軍隊也失去了最起碼的戰鬥力。在他看來，可怕的不是太平軍的造反，而是統治集團本身的腐敗。

缺兵缺餉都不值得擔憂，惟獨讓人擔憂的是，舉目望去竟然很難找到一個見了有利可圖之事而不奮勇爭先、見了急公好義之事卻唯恐落後的人。因此在他看來，當務之急是以"忠義血性"來號召那些"抱道的君子"，以"捨身衛道"、"殺身成仁"的狂熱，以"打脫牙和血吞"的剛毅，以"志之所向，金石為開"的信念，去投身於鎮壓太平天國、挽救清政府的"事業"之中。

在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在實際用人時，不管是選拔軍官，還是招聘幕僚，曾國藩對於具有書生之"血誠"者都是特別重視的。他評價江忠源是一個"血性男子"，"死生患難，都可以依仗"；評價王是一個"忠勇男子"，"血性耿耿"；評價塔齊布時說"塔齊布忠勇奮發，習勞耐苦"。1860年，太平軍橫掃蘇、常，兩江總督何桂清先期自常州逃走，地方官隨之逃散一空，唯有當地的反動士紳據城頑抗。常州城破後，他們還組織團練武裝，繼續與太平軍為敵。曾國藩聽後十分高興，對這些士紳推崇備至，上書朝廷，保舉周騰虎、劉翰清、趙烈文、方俊謨、華蘅芳、徐壽等六人，請求朝廷令各地督撫將他們咨遣來營，收入幕府加以"造就"，以為他日之用。事實上，他手下的許多幕僚和將領，都是因為誓與太平軍為敵，被曾國藩視為"血性男兒"而收為部下的。

"忠義血性"是曾國藩選人、用人、治軍、治政的一條重要原則，也是他藉以團結一批封建文人、打敗太平天國的精神力量。儘管曾國藩的"忠義血性"有其特定的內涵，但它揭示了政治信仰對於人的極其重要性，因而對於人才的選拔來說，也具有普遍的啟發意義：只有立場堅定、不為暫時的利益所動、不被任何困難嚇倒，你才能成就一番大事。

在"忠義血性"的驅使下，曾國藩的湘軍確實表現出了它異於此前任何一支軍隊的凶悍。《中興將帥別傳》一書中描述說，曾國藩"有百折不撓之志"，胡林翼"雖然一敗再敗，但鬥志更加旺盛"，江忠源"每當作戰的時候都是親自上陣"，羅澤南和他的弟子們"以鎮壓太平天國為己任，忠義憤發，雖敗猶榮"。

這些平日裡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們，在戰場上居然能表現得如此之凶悍，完全是因為他們內心裏都有一股所謂的"忠義血性"，作為他們為清政府賣命的終極理由。

選人原則三：德才兼備，以德為本

剛才提到，曾國藩在選用人才上有四個標準，第一條是"要有治民之才"。事實上，曾國藩選才，是很重視才識的高低的。在才識上，他也提出過四個要求："一是要知人善任；二是要善於觀察敵情；三是臨陣要有膽有識；四是營務要整齊。"這四條，指的都是才識。而在"才""識"之間，曾國藩認為，"凡辦大事者，以識為主，以才為輔"。至於他平日誇獎部屬的才識的言論，更是比比皆是。

然而在德才之間，曾國藩更強調人的德行。曾國藩所謂的"德"，含義很廣泛，忠誠、勤儉、樸實、耿介、不怕死等等都屬於"德"的範疇。按照他的總結，"德"就是在政治上要忠於自己的信仰與事業，要能心甘情願地為之竭盡全力；在作風上要質樸實在，能吃苦耐勞；在精神上要堅韌有拔，頑強不屈。

因此，曾國藩特別強調要"於純樸中選拔人才"，認為"於純樸中選拔人才，才可以蒸蒸日上。"曾國藩所謂"純樸"主要是指樸實、無官氣、不虛誇，不以大言驚人、巧語媚上，而是具有踏實、苦幹的作風。

曾國藩認為，人才可以分為兩大類："官氣多"型和"鄉氣多"型。具體來說，"官氣多"的人好講資格，好裝樣子，辦起事來四平八穩，說起話來面面俱到。實際上卻是一點生氣都沒有。"鄉氣多"的人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辦起事來不顧忌別人的看法，說起話來不講求避諱。因此往往一件事還沒有辦成，就先招來了一片議論。

顯然，無論是"官氣多"還是"鄉氣多"的人，都有著各自的缺點。但曾國藩更痛恨的是有官氣、不實幹的官僚，而寧願用有鄉氣的人。

他說：大概說來，考察人才的優劣，應當以看他是否具備樸實、廉正、耿介的品質為主。有這樣的品質，又有其他的特長，才是最可貴的。如果沒有這樣的品質，即使有其他的特長，也是靠不住的。甘甜容易調味，潔白容易著色，古人所說的無本無立，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對"心眼太多，好說大話"的浮滑之輩，曾國藩是深惡痛絕的："好輕易談論用兵之道的人，他的閱歷肯定很淺；好攻擊人家短處的人，他的自我修養一定很差。"所以他一直強調"崇尚樸實，杜絕浮華"，厭惡油嘴滑舌的誇誇其談。他認為"湘軍的優點，全在於沒有官氣而有血性，如果官氣增加一分，那麼血性就必然要減掉一分"。"湘軍向來不喜歡用花言巧語的將領"，"凡是不經過深入的思索，就信口開河的，我從來不跟他們說長短。"

當然，到晚年時，曾國藩在選才的標準的認識上已經有了若干改變。因為多年的經歷讓他發現，"有德或者有才，能有一樣就已經很難了，要想兩者兼全，更是沒有幾個。"事實上，凡是願意出來"做事的"，大多都好名、貪財，而不貪名利者則早就隱居起來了。對此曾國藩曾感慨道："勇於做事的都是有自己的慾望的啊。"他甚至說："在當今的亂世之中，如果對於戰爭的勝敗不能有益的話，即使是道德再高尚者又有什麼用呢？我生平裡喜歡用老實人，現在回頭一看，其實是藥不對症。"所以他總結道："對有才無德的人，應當不要埋沒他的長處，只需要稍微與他保持一點距離就可以了。"顯然，這時他在"德才兼備"的標準上已有所讓步。
在這個選人原則上，我們其實可以這樣理解：所謂的"德"，其實是第二條選人原則所提倡的，當然要作為首選的評判標準；但是，即使這個人沒有"德"，但才堪大用，甚至才堪小用，我們也不妨把他放到合適的位置上。畢竟，人無完人，才無全才。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

曾國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函，號滌生，謚文正，湖南湘鄉（今湖南省雙峰縣）人。清朝軍事家、理學家、政治家、書法家，文學家，晚清散文「湘鄉派」創立人。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