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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食堂:一個共產主義烏托邦的興衰

 2013-01-07 08:16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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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講的今天講的是我正在做的一項研究中的一章,這項研究是《學問風雨五十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歷史變遷》。目的是通過對經濟所所史的梳理來考察60年來中國的經濟思想史,進而再現半個多世紀中國社會的變遷史。經濟所只是我研究的案例和平臺。

大家知道,集體化改變了我們的生產方式,而公共食堂又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這一段我們是如何走過來的,發生了哪些事件和問題,現在回過頭來認真反思一下是很有意義的。這一章書寫了兩萬五千字,講了十個問題。一個半小時也不可能都講,我就把大致的意思和大家聊一聊。

第一個問題就是公共食堂是怎樣搞起來的。食堂的出現最早是在農業合作化的時候,有些地方開始搞了一些農忙的臨時食堂,最有名的是湖北省京山縣的八一社搞的食堂。那是自發搞起來的,只限於農忙,戶數也很少,所以當時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到了1958年,大搞興修水利、大煉鋼鐵運動,6千萬人上山,農村發生了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從我現在查到的歷史文獻來看,共產黨內最早講這個事情的是劉少奇。劉少奇在1958年6月14日找婦聯談話,提出要辦托兒所、幼兒園、公共食堂,生活要社會化,這大概是共產黨內最早提出這一問題的。

毛澤東最早接觸這個問題是1958年7月份,是京山縣糧食局就八一社的公共食堂寫了一個調查報告,講了辦食堂的幾點好處,報了上去,給毛澤東看到了。毛澤東就把它批給陳伯達,要陳伯達在《紅旗》雜誌上發表。8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上就發表了。現在看到的材料,這是毛澤東最早接觸到食堂問題。到8月份,毛澤東視察徐水、安國、山東等地,大講生活集體化、行動軍事化,提倡辦公共食堂。說什麼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 8月18日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大談糧食供給制和吃飯不要錢,他說,「大概十年左右,可能產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就可以從吃飯、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這樣,一下子就把公共食堂和共產主義劃上了等號。

這以後,毛澤東又講過多次,我們沒有時間,不具體說了。毛澤東講了之後,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辦好公共食堂的社論,認為辦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大事,是鞏固人民公社的一個關鍵。11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再論辦好公共食堂》的社論。毛澤東的話就是黨的話,《人民日報》社論就是黨的號召。這樣,辦公共食堂就成了一場所謂群眾運動。而且有意思的是,《人民日報》在《再論辦好公共食堂》裡面有一句話,說江蘇有一句很好的口號,叫「鼓足幹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各個地方公共食堂不僅普遍辦起來了,吃飯不要錢,而且還要「放開肚皮吃飯」。到了八屆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就決定要大辦食堂。於是食堂就遍地開花。到1958年10月底有一個統計,全國共辦起公共食堂265萬個,這265萬個還有一個更進一步的分類統計,就是這裡面多少是吃飯不要錢的,多少是吃飯、穿衣不要錢的,多少是生、老、病、死等全部不要錢的,各佔多大比例。如實行糧食供給制(吃飯不要錢)的842個,佔21%;實行伙食供給制(吃飯、吃菜不要錢)的2151個,佔61.3%……

可見,公共食堂是是在毛澤東和共產黨號召、動員和命令下搞起來的。我之所以講這個問題,就是因為經濟所當時寫了一個調查報告《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人稱《食堂報告》。這個報告是怎麼寫出來來的呢?就是涉及到孫冶方如何辦所的問題。

1957年下半年,孫冶方被派到經濟所來當代理所長,實際上是1957底到1958初到經濟所主事。在上任主事之前,他給中央打了個報告,並經國務院和中央書記處批准,經濟所實行國家計委和科學院雙重領導,報告提出經濟所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但是不能關起門來讀書,要接觸實際,提出經濟所要下去蹲點,搞一個工廠、一個公社、一個商店,去同吃、同住、同勞動,併進行調查研究。這樣,到1958年10月10日,經濟所派出第一個工作組,叫做「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昌黎工作組」。經濟所把它當作 「實驗田」,中宣部科學處把它當作「氣象站」。為什麼是「氣象站」呢?就是以這個點來觀察農村的氣候、基層的狀況。所以當時經濟所和中宣部都對工作組高度重視,寄予厚望。

工作組到了農村以後,從縣、公社、大隊到生產隊,派下去的人都兼副職,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就在食堂裡面吃飯,而且一起開會,對基層情況非常瞭解。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的4月13日,工作組提出第一個調查報告,由王紹飛執筆寫的。報告講了四個問題,一是分配問題。公社化以來,分配給農民的錢很少,群眾對1959年的分配產生懷疑,害怕秋後不按勞分配。第二個是生產指標問題,上面分配的產量指標與實際太遠,基層的幹部和群眾認為這是空想,是吹牛。還有一個是糧食問題,說目前糧食比較緊張,不少賣餘糧的地方,一日三餐吃稀飯,難以支持勞動。第四就是大集體、小自由兼顧的問題。公社和管理區,與生產隊的許可權問題。公社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管理區現在手伸得太長,生產隊沒有小自由。報告送上去以後,被毛澤東看到了。當時工作組組長通過什麼人送的,我現在沒有查清楚。毛澤東看到報告以後,立即指示登在《黨內通訊》上。毛澤東批示,把這個報告從最高層一直發到生產隊,認為這個報告提出的問題不是一個局部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問題。當時他開始糾共產風,這個報告對推動糾正共產風起了一定作用。要利用這個報告,貫徹這個報告,並且要急忙忙要楊尚昆以電報式發出去,然後才傳給中央的劉、鄧這些人。這是第一個報告。

第一個報告由於受到毛澤東的表揚,鼓勵了調查組的積極性。當時正是生產上大放衛星時候,調查組也要放衛星。於是就問還有什麼可以報告的。大家研究以後就決定食堂問題。所以食堂問題就成了第二個報告。報告的具體內容我們不再講,就是報告寫出來以後,為了核實情況,工作組進行了重新調查,還同縣委書記進行了座談。5月10日完成報告,工作組組長董謙拿回經濟所,在經濟所的中心小組會上討論。討論完了以後上報到中宣部和院部。報到中宣部以後,中宣部把這個報告發表在中宣部的《宣教動態》1959年第36期上。毛澤東是從《宣教動態》上看到這個報告的。報告的名字叫《關於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報告有七條主要內容。

第一個問題食堂和婦女勞動力的解放。認為沒解放婦女勞動力。因為辦食堂以前勞動的現在還參加勞動,辦食堂以前不參加勞動的現在還不參加。婦女早上起來以後三件事,餵豬、做飯、看娃娃。不僅如此,辦了食堂,還要集中一些人去做飯,還要佔用一勞動力。因此,食堂沒有解放婦女勞動力。

第二是食堂和糧食問題。認為沒有節約糧食,為什麼呢?過去農民在家吃,忙時吃干,閑時吃稀,不干重活的人吃稀,干重活的人吃干,而且還有蔬菜搭配。現在到了食堂吃飯,干稀不分,輕重不分,打回的飯都要吃完,浪費了糧食。

第三個問題是食堂與肥料。說食堂沒有泔水了,農戶不養豬了,沒有肥料了。

第四個問題是食堂與燃料。在家裡,柴草都可以燒,食堂裡面燒煤。不僅這樣,到了冬天,北方還要燒炕,所以浪費了燃料。

第五個問題是食堂和設備,就是食堂佔用了老百姓的房子,有的有的還沒有給錢。

第六個問題是食堂與生活集體化。不管距食堂遠近、不分老小病弱,一律到食堂吃飯。所以只有大集體,沒有小自由。

第七個問題就是食堂管理問題。食堂管理出了很多問題。

從《食堂報告》的內容來看,這兩個報告的思路是一樣的,政治傾向也是一樣的,但其命運卻完全相反。報告最後提出的解決辦法是不要強求一律,可以不搞經常性的公共食堂,化整為零,把糧食盡量分到戶裡去。「最好以互助形式出現,用小食堂代替大食堂,化大為小,一般一個食堂不超過十戶或一個小隊為宜」,並且強調完全自願。

報告在《宣教動態》發表的時候,編者對內容沒有任何改動,只是把標題改了,用報告裡面的話,把標題從一個中性標題改成一個傾向性明確的標題——《農村食堂究竟有無優越性》,第一個小標題改成《食堂化並沒有解釋婦女勞動力》,第二個改成「浪費糧食」,第三個「影響社員不能養豬積肥」。這些都是報告裡面的話,沒有加任何東西,就是把中性標題改成傾向性非常明顯確標題。毛澤東看到報告以後,上了廬山,事情發生了變化。

廬山會議開始前,說是開神仙會,7月23日前大家還可以講各種各樣的話,就是在食堂問題上也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其中講得最明確的、認為食堂有問題的就是朱德總司令。朱總司令說,「要認識農民還有私有者這一面。對農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辦公共食堂,對生產有利,但消費吃虧。供給制是共產制,工人還得發工資,農民就那麼願意共產嗎?食堂自負盈虧,公家吃總虧,辦不起來不要硬辦,全垮掉也不見得是壞事。家庭制度應鞏固起來,否則,有錢就花光。原則上應回到家庭過日子。如不退回家庭,糧食夠不夠?食堂要吃飯、吃好,人心才能穩定」。認為食堂有問題的還有周小舟、周惠等。而擁護食堂的也大有人在,柯慶施、李井泉、吳芝圃、賀龍等。

這是23號以前的,關鍵是這之後的。也很難說,到底是毛澤東引蛇出洞,還是彭德懷寫了意見書,毛澤東感到了威脅,再加上下麵人的攛掇,左的聲音佔了上風。其實,彭德懷的意見書裡面談食堂問題還很簡單。到是張聞天在21日的發言講了一大段食堂問題,認為「放開肚皮吃飯」有問題,與其搞供給制,不如搞社會保險。張聞天講得還是很有道理的。毛澤東認為彭德懷和張聞天又護在一起了。因為歷史上會理會議時毛澤東就曾經錯誤地懷疑彭德懷和張聞天,所以毛澤東發難,於是就把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7月23日的大會毛澤東批判彭德懷,在批彭德懷的過程中間,就把這個《食堂報告》拋出來一起批。

下面是毛澤東在7月23日的會上批《食堂報告》的兩段講話。一段話是,一億幾千萬人「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嗎?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

一段話是:「食堂問題,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必。我贊成積極辦好,贊成那些原則,自願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如果在全國能保持l/3,我就滿意了。我是講全國範圍。我這一講,吳芝圃就很緊張,生怕把你那個食堂搞掉。還有一個四川,一個雲南,一個貴州,一個湖北,還有一個上海(上海有11個縣),90%以上還在食堂裡。試試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拚命干,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試試看。1/3人口對5億農民來說,多少人?一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開天闢地了。第二個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北、雲南、上海等等,那麼,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紅旗》登的一個食堂,敗而復成,這篇是我推薦的。食堂並不是我們發明的,是群眾創造的。並不是公社發明的,是合作社發明的。湖北有個京山縣,京山縣有一個合作社,那個合作社就辦了個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辦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聖說,食堂節省勞力。我看還節省物資,包括糧食油鹽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沒有後面這一條,就不能持久。可否辦到?可以辦到。我建議河南同志把一套機械化搞起來,如用自來水,不用人挑水。這樣可以節省勞力,還可以節省物資,節省糧食。我跟你們談,你們說可以嘛。現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處。總司令,我贊成你的說法,但又跟你有區別。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個中間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學那個宋玉的辦法,寫《登徒子好色賦》(接著就講這個故事的原委)。我講食堂,走了題了。科學院的調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食堂哪能沒有缺點。無論什麼事都有缺點。無論什麼人都有缺點。孔夫子也有錯誤」。

總之,是講了一大段,贊成食堂,批經濟所的報告是右派。這一下子天塌了。不僅如此,從7月23日到廬山會議結束,毛澤東做了一系列的批示和講話,批判反對辦食堂的人,而且還用孫中山的話,說食堂是「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浩浩蕩蕩。安徽省報人汔委書記曾希聖一個材料,說安徽省副省長張愷帆把無為縣的食堂解散了,毛澤東指示咬牙切齒,一下子把張愷帆打成「鑽進共產黨的反革命」。總之,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有一系列的指示,來繼續推食堂。這是廬山會議這一段。

接下來,因為毛澤東講了,說經濟所出了個右派,於是廬山會議以後,經濟所就整《食堂報告》。而且大家知道,廬山會議通過了一個《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人民日報發了一個社論——《公共食堂前途無量》,逐條不點名地系統批判經濟所的《食堂報告》,甚至把這些人和帝國主義反動派放在一起。經濟所也不甘落後,把《食堂報告》印出來,全所批判。工作組組長董謙是黨員,因為反右傾是整黨內,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經濟所和科學院進行批判,《食堂報告》起草人經君健是一位黨外人士,被打成中右。經濟所派出第二批調查組,重新調查,寫了一個調查報告,叫做《公共食堂萬歲》來批駁《食堂報告》,不僅如此,後來還重新去調查、核實那些材料,搞了一個關於食堂的報告,發在後來的《宣教動態》上。這是經濟所就這個事情鬧騰了番。

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來繼續推動搞食堂。1959年的冬天,有些食堂就沒有糧食吃了,人就浮腫了,開始餓死人了。但毛澤東不管這些情況,繼續推動辦食堂。1960年1月,統計局報了一個材料,說全國辦食堂的情況,毛澤東批示,很好,要各個方面去看。接著,貴州、河南寫了兩個關於食堂的報告,說公共食堂成為農村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成為共產主義的陣地。毛澤東說這是科學的總結,要求全國仿行。河南的報告說,吃食堂的人大概是百分之八十幾是一類食堂,百分之十幾是二類食堂,只有百分之三點幾是三類食堂。毛澤東就批示,報告很好,要求當年開兩次大會,討論這個問題,全國來照辦。在1960年,毛澤東批示了很多這樣的東西。

事實上,這個時候已經發生了大量餓死人的事情。大概到了四、五月份,毛澤東感受到一些壓力,宣布要與人民同甘共苦,說他不吃肉了。後來到了1960年10月份,問題相當嚴重了,信陽報告已經擺在他的桌面上了。信陽自己說死了50多萬左右 ,我這裡看到的數據,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1日關於信陽事件的檢討中承認的:「據今年10月份統計,信陽全區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佔全區總人口840萬人的6.54%。」中央調查組的數字是餓死了105萬人,有好多村整個村死光,而且人吃人的情況到處發生。這樣嚴重的情況已經擺到毛澤東的桌面上了,但是毛澤東沒有去檢查政策的指導思想有什麼問題,而把板子打在基層幹部身上,認為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富、反、壞、右當權,所以那個地方就把底下的幹部整掉了一批。

餓死人的事情,大家一是可以看顧准日記,因為他當時在河南商城勞改,所以他看到了死人,聽到了當年在一起的人說家裡死人的狀況,也聽到了人吃人的情況;還有一個大家去看楊繼繩寫的《墓碑》,《墓碑》寫的是當年全國餓死人的狀況。那麼當年到底餓死了多少人?好幾個數據,一個是原統計局局長李成瑞承認的2,000萬,現在有說3,000萬的,有說4,000萬的。總之,在和平時期死了這麼多人,甚至解放戰爭也沒有死這麼多人。你想一想,和平時期死了這麼多人,這是犯罪。

食堂已經沒有飯吃,餓死人不斷增加,很多地方的食堂就自己散夥了。毛澤東早也知道事情的真相。到了1961年初,毛澤東感到問題的嚴重性了,才想辦法解決問題。他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領,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給田家英寫了一封信,要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三人各帶一個調查組,每組6個人,連組長7個人,由他們3個人負責,分別到浙江、湖南、廣東三個地方去進行調查。調查之後,去廣東和毛澤東匯合,向他匯報。

田家英到浙江嘉興調查之後,得到的結論是「五風」很嚴重,社員對公共食堂普遍不滿,不願意吃食堂。同一天,毛澤東也聽到了關於食堂的問題。林乎加、江華等人也報告,他說,「食堂劃小為好,幾戶人家辦一個,大了恐怕對生產不利。要多樣化,有長期食堂,有農忙食堂,也有自己燒飯。辦食堂一定要適合群眾的要求。」這才在食堂問題上開了一個小口子。胡喬木調查組是到了一個好的生產隊,結果匯報的情況和田家英匯報不一樣,食堂也不是那樣糟。問題的轉機是在胡喬木第二次調查回來,他說,傳達60條的時候,老百姓最滿意的就是60條的一句話,食堂可以自願。胡喬木第二次調查的結果是,韶山公社原來是有80、90個食堂,現在已經散了50個了,很可能還要進一步散夥。他的結論是食堂還是解散為好,越早越好。這是胡喬木的第二次的匯報。

1961年3月7日,毛澤東和王任重談食堂問題,儘管講了食堂的很多問題,因為他早已看到底下反映的情況。廣東一個生產大隊隊長寫了一個東西,列了食堂的四大罪狀,毛澤東不僅沒有批評,還用了他的材料,也認為食堂沒有節約糧食,甚至王任重說食堂沒有柴,把修的水壩和建的房子都拆掉燒柴了。毛澤東一方面說這樣做絕不允許,另一方面又說,辦食堂這個方向我們還是要堅持的。

到了4月9日,胡喬木把他第二次調查的結果寫了四個報告,重點是公共食堂問題。毛澤東才讓鄧小平把這個報告作為中央文件發下去。到了5月份,北京中央工作會議正式決定取消食堂,辦不辦食堂完全自願。這樣,公共食堂問題才劃上了一個句號,食堂解散水到渠成。

中央工作會議以後,首先是郁文主持科學院的會議,說我們這兒也有一件事情,就是董謙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澤東和劉少奇指示平反。解散食堂以後,經濟所給《食堂報告》的平反屆提上日程。原來批判《食堂報告》的《公共食堂萬歲》登在《經濟學動態》的前身——《經濟通訊》上。1962年第10期封底上發了一個公告式的文字,向《公共食堂》作者董謙來道歉,承認它以前把《公共食堂》打成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報告是錯誤的。

公共食堂是一個重要事件,現在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記述也不少。但其中有很多錯誤。既然治史,我覺得還是需要真實,真人、真事、真心,需要把事情弄清楚。我在閱讀文獻的過程中發現,有三個重要的錯誤。

一個是錯的是李銳。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確實把廬山會議記錄得很好,但是在《公共食堂始末》的文章裡記述有誤。錯在什麼地方?由於經濟所昌黎工作組有兩個報告,他也不知道,他把兩個報告當成一個報告。所以他的文章裡說,經濟所的食堂報告,毛澤東很重視,實際上是把第一個報告當成第二個報告。這是一。

第二個錯的是王任重。王任重在改革開放以後當中宣部長的時候,寫了一篇紀念毛澤東的文章,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說毛澤東是實事求是的典範,講的就是毛澤東給食堂報告平反的問題。講到毛澤東怎樣與他談論公共食堂問題,他怎麼講,毛澤東怎麼講。毛澤東與王任重談食堂問題有兩次,一次是1961年3月7日,一次是4月3日。據《毛澤東傳》講,4月3日談了公共食堂和供給制問題,但沒有留下記錄,具體談什麼不知道。3月7日的談話有詳細的記錄,《毛澤東傳》把它公布出來了。問題在於,王任重的文章問題很大,他把基本的事實歪曲了。比如毛澤東當時已經知道食堂的問題,講了食堂的很多問題。當時王任重看著毛澤東的眼色,順著毛澤東的話說的,因為毛澤東說辦食堂這個方向還要堅持的,他根本不可能去講超出毛澤東的話。在這篇文章裡,王任重把毛澤東講食堂不好的話都安在他自己的頭上,都是他說的。我覺得這大概是人性的缺陷,隱惡揚善,只講好的,不講壞的,從這裡面也可以看出來,講實事求是也不實事求是。這是其二。

第三個錯是《毛澤東傳》,就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的逄先知、金沖及寫的《毛澤東傳》(1949-1976),厚厚兩大本,其中關於公共食堂問題的記述也有錯誤。錯在什麼地方呢?就錯在為公共食堂平反的問題上。因為1961年初毛澤東和王任重兩次談食堂問題,而逄先知和董謙的關係很好。董謙的《食堂報告》被批判以後,他曾經給逄先知說過,說你以後要寫歷史,希望這一段歷史能夠秉公來寫。逄先知就科學院為董謙平反一事,在《毛澤東傳》中專門寫了一個註釋,寫了給食堂報告平反的事情。他查閱了科學院的檔案,按檔案資料寫了這件事。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他把王任重的日記拿出來,又講了這個事情。但是日記裡記載,毛澤東和他第二次談話是1964年4月2日,毛澤東和他談到給食堂報告平反。《毛澤東傳》裡面有一個註釋專門寫道,根據王任重的日記,1964年毛澤東提出給食堂報告平反。我認為,這個說法是錯誤的。你想一想,1961年食堂問題就解決了,1962年食堂報告就平反了,毛澤東不可能到1964年再講這件讓他丟面子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為此我給逄先知打了幾次電話。開始他也不同意,說他要去查一查,我認為肯定是錯誤的。1964年食堂問題早解決了,毛澤東會把這個不光彩的事情翻再老帳?根本不可能。最後,逄先知才認為可能錯了。以後再版的時候再改正過來。

這是關於這個事情記述的幾種錯誤。我認為,公共食堂問題的確很值得反思。現在問題已經過去了,但是我們並沒有認真反思這件事。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毛澤東傳》也好,還是薄一波的回顧也好,還有就是黨內的一些文件也好,關於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這些問題都沒有認真的反思,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不還認為這是錯誤的,也不知道錯在何處。

我確實認為,毛澤東關於「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是一個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典型,它造成的危害確實是相當大的。你想一想,毛澤東把公共食堂這一具體事物,從理論上加以提煉概括,無限誇大,從地上抬到天上,看成共產主義的新生事物,同時利用共產黨強大的組織資源和國家政權的動員能力,在中國農村強制推行,以至於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吃了食堂。食堂報告不合毛澤東的胃口,於是龍顏大怒,大加批判,嚴厲整肅。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真是值得反思。

我反思了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貨色?就是他的所謂公共食堂的共產主義性質問題。因為毛澤東明確講,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那麼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在這個地方用了哈耶克書中的一句話,我覺得講得非常深刻,咱們老百姓幾千年來確實在生存線上掙扎,所以吃飽、穿暖就成為最大的願望。也許從主觀上來說,毛澤東大辦食堂也許是要農民吃飽、穿暖,過上所謂共產主義的生活,然而結果卻事與願違,是普遍的飢餓,大規模的死亡。所以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的題記引用F. Hoelderlin的一句話,真是一針見血,切中要害,「把人間變成地獄的人,正是那些想把人間造成他所想像的天堂的人」。大家想想,公共食堂這件事,毛澤東就辦了這件事情,他要建立他所想像的人間天堂,實際上把人們打入了地獄,以至餓死了幾千萬人。

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貨色?我們還可以看看毛澤東怎麼說。毛澤東在1958年12月的八屆六中全會上對《張魯傳》的五斗米教做過評注,正好暴露了他心目中的共產主義是什麼貨色。他寫道,「這裡所說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的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時是神道的,也好。那時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飯鋪裡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張魯在行人來往的大道上設飯鋪施舍,毛澤東說這是開了我們公共食堂的先河。也許是覺得過於露骨,後來毛澤東又寫了第二個批注,把與公共食堂、人民公社相聯繫的話都去掉了。正好暴露了他的真正想法。所以我覺得,毛澤東關於公共食堂就是等於共產主義,等於社會主義,完全是農民共產主義的烏托邦。

經君健指出「中國古代小農經濟下的農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貧富是中國農民千百年來的最大願望,而供給制和吃飯不要錢,正是在最大程度上滿足農民的願望。不過,張魯‘義舍’中的免費餐是給行路人準備的,好像沒有命令村子裡的所有農民全去吃白食;毛澤東的公共食堂超過張魯者多矣」。正如李銳所說,毛澤東「引《張魯傳》五斗米道的材料,來說明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等等,以為三國時的農民起義的綱領就有了社會主義作風;同時也就讓小農經濟的農民理想烏托邦,進入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大家看,這就是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其實和赫魯曉夫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是五十步笑百步,沒有什麼區別。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關於個人自由和權利問題,就是毛澤東怎樣實現他的共產主義。

我們知道,吃飯是一個屬於個人生活領域的問題,在什麼地方吃,吃什麼,怎麼吃,都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農忙時的食堂是個別和偶然的現象,就是個別和偶然的現象也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咱們工作、機關的食堂也是可以吃,可以不吃,沒有人強迫你非吃不可。但是在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概念裡面,是不承認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的,也沒有什麼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之分,一切都可以集中起來公共決策。公共食堂就是這種集權專制統治的一個必然產物。

對毛澤東來說,共產黨首先要消滅私有制,剝奪個人財產,首先剝奪了地主、富家,沒收了官僚資本,接著搞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搞了公私合營,後來取消了定息,實現了國有化,再就是農業合作化,從合作化到公社肥,從有限的公有制,到無限的公有制。因為初級社時土地還可以分紅,到了高級社,全歸了大堆,到了人民公社,你的也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刮起了「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共產風,生產隊共社員的產,大隊共小隊的產,公社共大隊的產,縣裡也共公社的產。先共土地和生產資料,後共生活資料。當時毛澤東曾經講過,現在雞鴨、樹木暫時還是自己的,將來也要歸公。這就是說,進一步連雞鴨、樹木等都要歸公了。

生產資料歸公,生產活動是公共決策,辦公共食堂,吃飯也要公共決策。這就是說,連吃飯這樣的事情個人也沒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了,這等於他已經把你的脖子掐住了。所以,公共食堂是徹底剝奪了個人的經濟自由權利,這是集權專制的嚴重一步。為什麼會餓死那麼多人,關鍵就在於專制統治剝奪了個人的自由權利,公共食堂沒有糧食吃的,人們吃樹皮、吃草根,樹皮、草根吃完了,就人吃人。有人要出去逃荒要飯,河南信陽等很多地方不准出去討飯,要出去討飯得公社批准,要有公社的介紹信。寧可餓死都不能出去討飯,這是一個什麼世道,這是一種什麼制度?我在文章裡用了這樣一句話,這是「普遍的農奴制」。你想想,農奴是拿著鐵鎖拴著的,我們現在是沒拿鐵鎖拴,但是把你的糧食拿走,等於用一個無形的鐵鎖把你拴住了,對不對?當然,這個話講得最早的是董輔礽,當時他是經濟所的副所長。80年代初接待外賓,談起人民公社,董輔礽就說是農奴制。嚇得翻譯不敢翻,就問他怎樣翻譯。他說你照直翻譯。他是最早講這個話的。實際上也確實如此,通過剝奪個人的自由去實現共產主義,這個共產主義是什麼東西,我想大家就非常清楚了。這是我想講的第二個要反思的東西。其實,顧准也講了一句話,「以革命的理想主義之名,行專制主義之實」。確實是這個樣子。

第三個需要反思的是,這件事情表現出來的共產黨的治理方式和最高決策人的行為方式。

廬山會議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內部結構和毛澤東的處事風格。如果說,中國當代社會還保留著皇權專制的基本特徵,那麼,廬山會議就是最好的證明。我們知道,過去皇帝在朝堂上責罰大臣,還有人出來替他說話,為他講情。那些諫官有的確實還出來做這個事情。但是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把國防部長、共和國元帥等一大批高級幹部,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打成反黨集團。而廬山會議從7月23日以後,一邊倒,所有的人都害怕同彭、黃、張、周劃不清界線,唯恐批判的調子不高,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給彭、黃、張、周講情,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周恩來批判得也很厲害。

你想想,經濟所的食堂報告大不了幾個學者寫的東西,用得著到廬山會議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嗎?你不聽就算了嘛,為什麼要打翻在地,必置死地而後安?真是地動山搖,狂風暴雨。我認為,廬山會議上演的這一幕確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很明顯,1958年的大躍進、公社化,是毛澤東頭腦發熱,製造了這場災難。如果說當時是想把經濟搞得快一點,但是沒有經驗,好心辦了壞事,損失和破壞都很大,還有情可原。因為全國上下都響應,中央也沒有任何人反對,就是證明,也可以從毛澤東最先發現了「共產風」並加以糾正得到解釋。我們也可以理解這一點。但是,到了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提出批評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大逆不道,就不能容忍,《食堂報告》也成為「山上山下、會內會外配合彭德懷向黨猖狂進攻」,也必置之死地而後快。我覺得這個時候,除了毛澤東的權勢、地位、面子以外,恐怕沒有其它解釋。

現在很多文獻材料,包括我剛才提到的材料,仍然以好心辦壞事論之,對嗎?至於為了維護黨的團結云云,不僅顯得過分蒼白無力,而且極具辯護和說教的性質。難道毛澤東的權威高於人民的利益,黨的所謂團結大於民族的命運。我覺得,這樣的解釋說不過去。茅於軾曾說,毛澤東是人而不是神,而且是有七情六慾的人,人性中的優點和缺點他都具備,只是由於我們身處一個造神的環境和大搞造神運動,他才成了神。儘管民主革命時期,由於多次挫折,他比較謹慎,比較理智,對形勢的分析和判斷相對正確,共產黨的高層還能相互制衡,協商共事,因而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中佔了上風。但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後,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地位和情況完全改變,他就驕傲起來,唯我獨尊,個人崇拜,共產黨內部和高層也都唯毛澤東之命是從。1958年的大躍進是他首先頭腦發熱,不懂裝懂,其他人也都跟著盲動,結果捅了個大漏子。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提出批評,毛澤東不僅不是從善如流,予以接受和採納,反而心生懷疑,復仇之心頓起,把彭德懷等打翻在地。這就說明,毛澤東不僅是人,而且是權力慾和報復心很重的人,難道不應該請下神壇,還他一個本來的面目嗎?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講一下關於調查研究的問題。因為毛澤東公共食堂解散,給《食堂報告》平反是在調查研究的名義下完成的。這裡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來討論。根據史料,毛澤東1961年提出調查研究的時候,他對食堂的問題,對食堂餓死人的情況,對老百姓對食堂的反應,已經一清二楚,因為河南省委關於信陽問題的檢討,中央的調查組對信陽餓死人的調查,各地餓死人情況的反映,已經清清楚楚了。1960年11月份,信陽的報告已經放在他桌面上了。他不清楚嗎?他自己在談話中多次講到食堂的問題。但是,在這個時候,還要調查研究?目的是要通過調查研究來說服全黨。用得著嗎?與其說是為了說服全黨,不如說是毛澤東要給自己找一個台階下。因為,問題很清楚。

既然要大搞調查研究,當初搞食堂的時候為什麼不調查研究?既然是調查研究,《食堂報告》就是最好的調查研究,為什麼不聽信,不採納,還要批判?而貴州省委、河南省委關於公共食堂的報告,假話連篇,謊報軍情,為什麼要採信,為什麼要推廣和仿行?我認為,對於領導人來說,重要的恐怕不是個人去做調查研究,而是你對別人的調查研究採取什麼態度,特別是對那些與自己的意見不致的調查研究怎樣看待,怎麼處理。很清楚,毛澤東對那些看著他的眼色做的所謂調查研究,極力讚賞,大加推廣,要全國仿行、照辦,而對於和他意見不一樣的調查報告,如《食堂報告》,一棍子打死。要知道,《食堂報告》是最好的調查研究,調查組有15個人,整天和農民混在一起,他們最瞭解基層情況,最懂得農民的心理。但是,這樣的調查研究不合毛澤東的口味,觸犯了龍顏,所以毛澤東大怒。所以問題不是調查研究必要不必要,問題在於怎樣做調查研究,怎樣對待調查研究,特別是作為領導者,對別人的調查研究到底採取怎樣的態度。

《食堂報告》不過是幾個學者的意見,居然成為政治鬥爭漩渦中間一個不大不小的浪花,這確實不是一件幸事,而是一個悲哀,一個無奈。它充分說明,在集權政治下,學術研究不過是政治棋盤上的一個小棋子,毫無任何獨立性可言。對於這樣一個小小的報告,從毛澤東到《人民日報》,從中國科學院到經濟研究所,居然花了那麼大的精力口誅筆伐,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最後證明自己完全錯了,僅僅就事論事地撤銷處分就算了事,事情有這樣簡單嗎?不好好反思,我覺得還會重蹈覆轍。

所以,我的一個想法,一個人,一個政黨,一個民族,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關鍵是錯了怎麼辦。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錯誤和無知,不認錯,不反思,不悔改,不救贖,那麼,它還會有多少希望呢?如果不承認土改、合作化和公社化錯了,能夠真正保護產權嗎?如果不承認「反右」錯了,能夠真正保護人權嗎?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可以反思,事物有其必然性,歷史也有其連續性。如果廬山會議不是反右,而是繼續反「左」;如果廬山會議後,再次糾正人民公社化和「共產風」的錯誤時,承認批判彭、黃、張、周錯了,批判《食堂報告》錯了,早一點解散公共食堂,三年災荒和經濟危機能那麼嚴重嗎?餓死人能有那麼多嗎?能有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嗎?三年災荒和餓死幾千萬人的事情至少可以大大減輕。其實,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不過是廬山會議在全國範圍內的重演。直到現在,執政黨仍然不能直面這些事情,類似的錯誤只能一再重演。

我之所以講這個問題,是想做一點反思,進而形成一點自覺。歷史上走過的路,如果不反思,還會繼續走,那樣,損失就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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