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十六
「波蘭是和平的敵人」與「法輪功天安門自焚」
按照共產黨和納粹的一致邏輯，黨的意志高於一切，只要有利於黨的利益，什麼謠都可以造，什麼謊都能說，造謠說謊不但不丟人，而且光榮無比。他們統治的國家之所以遍佈謊言，根源即在於此。 ——題記
希特勒上臺後，為實現其稱霸世界的野心，首先將緊鄰德國的波蘭選定為征服對象。
不過，要對波蘭開戰，當然得有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和藉口。世人皆知，當時的波蘭不但根本沒有進攻德國的意圖和跡象，而且也沒有這樣的需要和實力。然而，這難不倒慣於信口雌黃的納粹。
為了製造進攻波蘭的藉口，在戈培爾的直接指揮下，納粹宣傳媒體採用各種手段千方百計營造波蘭即將對德國發動進攻的虛假氛圍，甚至不惜進行賊喊捉賊，惡人先告狀的拙劣表演，以煽動德國人民行動起來保衛家園。
1938年8月上旬，納粹德國報紙炒作的中心議題只有一個，那就是波蘭是破壞歐洲和平的罪魁禍首，波蘭已武裝入侵威脅德國，波蘭是和平的敵人。《柏林日報》的頭版通欄大宇標題是「當心波蘭」，《領袖日報》的標題則是「華沙揚言轟炸但澤——極端瘋狂的波蘭人發動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挑釁!」
隨著希特勒發動戰爭日期的臨近，納粹德國的謊言宣傳攻勢更是達到了高峰。當時，波蘭要進攻德國的各種消息充斥著德國大小報刊的版面，而且似乎有根有據。如《柏林日報》上講「波蘭軍隊推進到德國國境邊緣」。《十二點鐘報》更是煞有介事地說，波蘭人對3架德國民用飛機進行了攻擊。8月27口，《人民觀察家報》使用了—條特大通欄標題：「波蘭全境均處於戰爭狂熱之中，上西裡西亞陷入混亂!」而事實上，正是惡意進攻波蘭的納粹德國早已作好了戰爭準備。
為了把騙局搞得更像是真的，納粹媒體還精心製造了波蘭進攻德國的假現場，將數名被麻醉過的集中營囚徒扔到那裡，充當被波蘭人打得奄奄一息的「傷亡」人員，以假亂真，煽動德國人民的戰爭情緒。
8月31日，當夜幕降臨歐洲的時候．150萬德國大軍開始悄悄地進入距波蘭邊境最近的陣地，靜等次日主帥出擊的將令。此時，希特勒不惜親自出馬，對德國人民和世界輿論進行最後的欺騙，在百萬大軍壓境的情況下仍假惺惺地發表了一份冗長的「和平建議」。當晚9點，戈培爾命令德國所有電臺都播放了這份希特勒對波蘭的「和平建議」。甚至在華沙被攻陷的前一天，納粹還在報紙和電台上發動大規模的和平攻勢，繼續欺騙國內人民和世界輿論。
類似這種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謊言在第三帝國可謂數不勝數，納粹的宣傳機器就像一條龐大的流水線，每天都在源源不斷地生產這樣的瞎話。為此，英國駐柏林大使內維爾?安德森爵士曾譏諷戈培爾說：「對他來說，沒有什麼膽汁是太苦的，沒有什麼謊言是太過於明目張膽的。」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的「水晶之夜」是德國猶太人的噩夢，給他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約267間猶太教堂、超過7000間猶太商店、29間百貨公司遭到縱火或損毀。許多猶太人的窗戶在當晚被打破，僅砸毀的玻璃，損失就達600萬馬克，價值相當於比利時全國半年生產玻璃的總價值。事件中遇害的猶太人估計有91名，大約3萬名16歲至60歲的猶太男子在自己家裡被捕，送往達豪、布痕瓦爾德和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可是事件過後，戈培爾卻信誓旦旦地聲稱：「關於所謂洗劫和搗毀猶太人財產的一切說法，都是令人厭惡的謊言，我們沒有動過猶太人的一根汗毛。」
更荒唐的是，納粹當局當年竟然胡謅食用外國檸檬是「一種罪孽」，因為它影響了「德意志民族的血液和靈魂」。
瞭解德國的人都知道，德國人偏愛肉食，尤其喜歡吃香腸，因此養成了飯後喝檸檬茶消食解膩的習慣。但德國本身不產檸檬，每年都要花費外匯從外國進口大量檸檬。1935年，納粹德國由於大量進口戰略物資而引起了外匯危機，為了繼續推行「要大炮，不要黃油」的軍國主義，便決定停止用外匯購買檸檬。這件事理所當然地引起了人民的不滿。為了平息群眾的怨氣，戈培爾便拉出一些科學家來詭論巧辯，聲稱進口檸檬不是德國土生土長的，不適合德國人的口味和腸胃，甚至還荒謬地將檸檬與種族理論聯繫起來。刊登在1935年7月28日《法蘭克福日報》上的「血液與土壤」一文，就是這種謬論的代表作。這篇文章稱：「只有德國土壤（塊狀土壤）的出產物才能製造德意志人的血液。那種決定德意志人種型的微妙顫動，只有通過這種出產物才能傳送到血液中，再從血液傳送到身體和靈魂中去。德意志人種之所以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種型，是因為世界上只有一處有德國土壤。別了，檸檬，我們不需要你！我們德國的大黃葉梗將充分而完全地代替你。……我們幾乎不花錢就能得到它，……它味道辛辣，可以用來給色拉和青菜調味；略加點糖便可以成為可口的點心……讓我們用大黃葉梗來補償我們犯下的使用外國檸檬的罪孽吧！」
不用說，只要是理智正常的德國人，都分得清檸檬的清香與大黃葉梗的苦澀，可納粹當局竟然睜著眼睛說瞎話，把苦澀的藥材說成比清香的果品還要好吃，還更有滋味，可見其撒謊已到了何等荒唐無恥的程度。
戈培爾曾有言：謊言重複一百次就會成為真理。從納粹宣傳部長嘴裡吐出的這句名言再明白不過地表明，納粹宣傳的本質就是千方百計把謊言裝扮成真理，從而矇騙民眾。戈培爾還說過，「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真理是無關緊要的，完全服從於策略」。「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複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並裝扮得令人相信。」在納粹統治下，謊言的陷阱可謂無處不在，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也會掉進那個陷阱。
美國記者夏伊勒的親身經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他在《第三帝國的興亡》中告訴讀者：「我本人不久就有這種體會：在一個極權國家裡，一個人是多麼容易聽信說假話的和受檢查的報刊和廣播啊。雖然我不像大多數德國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國報紙，特別是出版後第二天就到達的倫敦、巴黎和蘇黎世的報紙，我經常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和其他外國廣播，但是由於職務關係，我每天必須花許多小時瀏覽德國報刊，收聽德國廣播，同納粹官員們談話，到黨的集會上去旁聽。我驚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驚地發現，儘管我有很多機會知道事實真相，儘管我根本就不信任從納粹方面來的消息，但是多年來一再聽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報導，自會使人留下一種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沒有在極權國家裡住過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像，要避免一個政權的不斷的有用意的宣傳的可怕影響，有多麼困難，在一個德國家庭裡，或者在辦公室裡，或者有時候在一家飯館裡、啤酒館裡、咖啡館裡，跟一個陌生人的偶然交談中，我常常會從看來是受過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裡聽到最蠻橫武斷的主張。顯然，他們是在重複他們從廣播中聽到的或者從報紙上看到的荒唐意見。有時候聽到這種胡說八道忍不住也照樣要說說自己的意見，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看到一種極為懷疑的眼色，一種默然震驚的神情，好像你褻瀆了上帝一樣，於是你就會瞭解到，想要跟一個頭腦已經變了樣的人接觸，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他認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爾悍然不顧事實地所說的那樣。」
在1940年的日記裡，夏伊勒還記下了一個生動的案例：1940年8月28日晚，英國轟炸機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國人。第二天，戈培爾命令報紙聲討英國飛機「攻擊手無寸鐵的柏林婦孺的‘野蠻暴行’」。他讓報紙向德國人灌輸，德國戰機只攻擊英國的軍事目標，可是「英國海盜」卻根據「丘吉爾本人的命令」，專挑德國的非軍事性目標攻擊。戈培爾的忽悠成功地矇騙了許多德國人。1940年8月31日，一位護士就問在醫院就診的夏伊勒：「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夏伊勒告訴她：「因為你們轟炸了倫敦。」可這位護士小姐卻反駁說：「是的，但是我們攻擊的是軍事目標，而英國人卻轟炸我們的房子。」這位普通的柏林婦女，用夏伊勒的話來說，「簡直就是戈培爾宣傳有效性的活廣告」。
製造與散佈謊言更是共產黨的拿手好戲！
拿「老大哥」蘇共來說，當年在蘇聯和中國曾經家喻戶曉，被捧為「空前絕後的蘇維埃藝術珍品」的《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就是兩部在斯大林直接插手下完成的「謊言傑作」。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通過血腥的大清洗運動，將「十月革命」的參與者、見證人，特別是自己的主要政敵基本消滅殆盡後，決定動用文藝特別是電影手段來重新書寫歷史，以突出他個人的貢獻，神化他個人的形象。蘇聯導演、劇作家米列克在回憶錄披露，拍攝《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一九一八年》時，斯大林指示導演羅姆，為了劇情需要，重塑列寧形象時可以大膽杜撰，必要時可以拋開歷史真實。在這種背景下出籠的《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一九一八年》，
之所以謊話連篇也就不難理解了。
眾所周知，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領袖之一，作為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委員會主席，正是他實際組織了這次武裝起義。可是在《列寧在十月》中，托洛茨基竟然連一個鏡頭都沒有，相反，倒是在「十月革命」中地位遠不如托洛茨基的斯大林，幾乎成了列寧的影子，貫穿著影片的始終。比如列寧讓「瓦西裡同志」將《真理報》的稿件轉交斯大林，並且在「明天」就要約見他；列寧進人彼得格勒市作為蘇維埃政權大本營的斯摩爾尼官後，又趕忙提出請斯大林同志來見面。影片如此篡改歷史，正是為了顯示只有斯大林才是列寧合情合理的接班人。
根據蘇聯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南部戰場文件彙編》和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二年紅軍各戰場指揮部命令彙編》等史料記載，哥薩克白衛軍和蘇維埃紅軍，從一九一八年七月到一九一九年二月為爭奪連接俄羅斯中央地區、北高加索和中亞的戰略樞紐察裡津展開了一場決戰，城市和周邊防禦在殘酷的戰鬥中多次易手，在整個戰役進程中，後加盟紅軍的帝俄將軍斯涅薩列夫和西金等人作為紅軍高級將領，實際領導和參與實施了察裡津防禦的成功部署，為取得最終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可是《列寧在一九一八》在描寫這場戰役時，竟把勝利完全歸功於斯大林和他的愛將伏羅希洛夫將軍，斯大林成了這場戰役唯一的英雄。影片之所以如此篡改歷史，是因為早在這部電影出籠之前的一九三O年，斯涅薩列夫和西金兩人就在大清洗運動中作為「祖國的敵人」被槍斃了。
《列寧在一九一八》中還有場戲，描寫列寧中槍遭暗殺後，躺在病床上頗為神經質地對醫生喃喃地說：「假如這就是最後了，我要做出決定，讓斯大林同志來，讓斯大林同志快點來呀！」這個情節更是無中生有的捏造。
類似這樣的謊言在前蘇聯可謂俯拾即是。不過，要論說謊的本事，後起的中共比「老大哥」蘇共恐怕還要勝出一籌。
1989年12月，時任中國國防部長的遲浩田訪美,在國防大學演說時，面對聽眾關於「六四」的提問，遲浩田竟當眾表示：「天安門廣場上沒死一個人」
此言一出，群情嘩然。
事隔四年，2003年的春天，被瞞報許久的SARS已在中國大面積擴散，發展成為威脅到全世界七十億生命的可怕瘟疫。就在這種十分危急的情況下，4月3日，時任中國衛生部長的張文康竟然仍在新聞發布會上信誓旦旦的宣稱，SARS在中國已經得到了控制，「北京有12例SARS，死亡3例」。但幾天後的4月19日，北京301醫院蔣彥永大夫向媒體提供的證詞即爆出真情：到4月3號為止，單是北京309醫院就已經接收了60個感染SARS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大大超過了張文康公布的數字。
消息公開後，世界輿論為之震驚！張文康因此被輿論冠名為「謊言部長」。
在中共歷史上，如此說謊者遲浩田和張文康顯然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翻閱中共從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歷史，可以說它是無時不撒謊，無事不撒謊，謊言多得俯拾即是,撒謊成性到了極至。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徹頭徹尾的謊言史。
比如,抗日戰爭明明是在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領導下取勝的，中共卻編造謊言說是在它一手領導下取勝的；蔣介石和國民黨明明是抗戰的中流砥柱，中共卻造謠說蔣介石和國民黨「不抗日」；明明是金日成先發動戰爭打到李承晚那邊去的，毛澤東卻胡說「美帝野心狼妄圖吞滅我安東（現在的丹東）和東北三省，亡我之心不死，朝鮮金日成已受到李承晚的襲擊」；「大飢荒」明明是中共一手導致的人禍，中共卻矇騙世人說是「自然災害」；「文革」明明是中共黨內的一場權力鬥爭，毛澤東卻謊稱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計」；「六四」明明是愛國民主運動，中共卻污蔑它是「反革命暴亂」。
中共自編自導、精心策劃的所謂「法輪功天安門自焚案」，更是其謊言史上的登峰造極之作！
2001年1月23日，一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自焚之火，經過中央電視臺等中國官方媒體的反覆渲染迅速傳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為法輪功學員。
中央電視臺的自焚節目播出後,許多人信以為真。但海外專家通過慢鏡頭仔細觀察中央電視臺播出的自焚節目，驚詫地發現這其實是一場蓄意陷害法輪功的偽案。
細心的觀眾只要把電視鏡頭放慢就可以看見，在被官方媒體稱為自焚而死的劉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滅時，有人突然用物體猛擊她的頭部，劉隨即倒地，一條狀物快速彈起，又以極快的速度從空中落下。那麼究竟誰是出手打擊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時刻鏡頭止住，會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擊的方位。
另外，天安門廣場沒有滅火器，警察也不會背著滅火器巡邏，怎麼可能在一、二分鐘內就有4個人立即拿出滅火器圍在劉春玲身邊?
官方媒體報導說：「被燒重傷12歲的小姑娘劉思影在醫院立即進行了氣管切開手術。」但是人們在電視節目中卻聽到劉思影聲音清脆地在與記者對白，難怪一位美國西醫大夫看完此報導後，笑著說：「氣管切開手術後，人是絕不可能在這麼短時間裏恢復講話能力的。」
官方媒體還報導說，自焚者王進東被嚴重燒傷，可他兩腿之間裝汽油的雪碧瓶卻完好無損，頭髮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結印的姿式根本就不像法輪功學員。鏡頭前,王進東右邊拿著滅火毯的警察,沒有緊急扑火的運動感,他拿的滅火毯是靜止下垂的,好像是為了拍照而擺好的姿勢,這樣的鏡頭場面發生在整個突發事件的一、二分鐘內,而且攝影機處在最佳的拍攝角度……疑點重重。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臺灣大學中文語音識別實驗室，對《焦點訪談》中三次出場的王進東作了語音鑑定：第一集中的王進東與其他兩集中的王進東不是同一人。
顯然，有人精心策劃導演了這場「自焚案」以栽贓法輪功。那麼導演者是誰呢？國際教育發展組織於2001年8月向聯合國提交的「天安門自焚」的報告中公布：「我們從錄像片中得出結論，天安門自焚是中國政府一手導演的。」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點的英文記錄片《偽火》，以其嚴謹求實的風格和對黑幕的曝光獲得第51屆哥倫布國際電影電視節榮譽獎。
按照納粹和共產黨的一致邏輯，黨的意志高於一切，只要有利於黨的利益，什麼謠都可以造，什麼謊都能說，造謠說謊不但不丟人，而且光榮無比。他們統治的國家之所以遍佈謊言，根源即在於此。在這一點上，納粹和共產黨的本性完全一樣！
當然也有差異。著名學者陳奎德先生曾對同樣熱衷和擅長說謊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做過一番精闢透徹的對比，他在為《紅朝謊言錄》所做的序中說，「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謊言來維繫（即毛澤東所說的‘槍桿子’和‘筆桿子’）。但仔細深究，共產主義那一套更精緻、更偽善，甚至常常還‘敢於’訴諸道德情感。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有史以來虛偽到了頂峰的意識形態。換言之，共產主義所依賴的，是一套精彫細刻的謊言體系，而法西斯主義的話語脈絡，則粗糙得多，也不成體系。」「所以，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共產政權對謊言的依賴，甚至超過了其對暴力的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