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出走

三位法官出走法院的過程，從本質上講，也是他們理想幻滅的過程。

一個月前，擔任了10年法官的康冬輝（化名）辭掉了穩定的法院工作，踏上國際航班，開始了一段前程未知的留學之旅；

5年前的5月份，鐘錦化放棄了近15年的法院生涯，從審判台上威嚴的法官，搖身一變成為公司談判桌前侃侃而談的律師；

15年前的一天，邱旭瑜也改變了人生軌跡，離開工作了12年的審判崗位，走南闖北，最終循著「自由的氣息」扎根深圳。

三位不同時期出走法院的前法官，只是中國法院人才流失大潮的縮影。據不完全統計，2000至2005年，除退休和調動外，中國各級法院共有14000餘人離職。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發布的數據，僅2008至2010年期間，全國基層法院共流失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員8781人。除了下決心離開法院的眾多法官以外，在職法官中「軍心不穩」的也大有人在。朱雁曾對所供職的江蘇一基層法院的法官作調查，「常有或有時有」跳槽轉行念頭的比例達90%。

在成熟的法治國家，法官享有崇高的社會美譽，工資待遇優厚，因此法官一般是這些國家流動性最小的職業之一。經典政治學理論中，法院是政治結構中的穩定器，是「危險性最小的部門」。當法官不熱愛自己的職業，隨時準備出走法院之時，法院還能否發揮應有的穩定功能呢？本刊記者走訪了多位「前法官」，他們分別於不同年代供職於不同法院，但是他們「出走」前後的心路歷程竟然驚人地相似，或許可以通過他們的故事，管窺轉型中國的法官出走之路。

「一切都變了」

1985年進入法院後的最初幾年，邱旭瑜感覺最充實，工作也最舒心。當時他在鄉下法庭工作，天天和農民打交道。「那時候和老百姓、村幹部之間的關係，真的可以說是朋友關係。」多年後的今天，他對當時辦過的很多案子都還歷歷在目。「記得有一個案子，夫妻雙方鬧矛盾，為了調解，我三更半夜騎一個自行車，兩個村子之間來回跑，去雙方家裡做工作。等晚上到家都已經11點了，當時的農村，黑不隆冬的，什麼都看不見。」

工作雖然辛苦，但邱旭瑜很享受那時老百姓對法官的信任，「他們都很願意服從法院的調解和判決。」當時到村裡辦事，一般就是在村幹部家炒幾個菜，喝點小酒，法官們的確就是一心為群眾、鄉鎮企業解決問題，「就算是送個白菜我們也不收，更不用說其他東西了。」

「很快一切都變了！」邱旭瑜從幹部、企業接待法官的規格上感受到了風氣的轉變。「煙抽得越來越好，酒也喝得越來越好，從幾塊錢的酒到瀘州老窖，2000年以後基本上就是五糧液、茅台」。法官辦案變得不那麼純粹，不論是法院還是法官個人，都開始考慮自身利益問題了。

1994年，邱旭瑜調到經濟法庭，「法官要出去拉案子，憑每年收取的訴訟費發獎金。」當時法院住房緊張，他所在法院默認了職工集資建房的做法，大家開始設法搞錢，為自己解決房子問題，「大家胃口越來越大，風氣開始越變越壞。」從1992年開始做律師的斯偉江也有類似的觀感：「那時我真心認為冤案極少」。

風氣雖然轉變了，邱旭瑜自認為還是比較「正」，但是他經辦的一些案子卻受到了領導干預，最終鬧出了很荒唐的結果。1995年前後，當地一家鄉鎮企業違約，發出的貨不合格，其生意夥伴是家外地企業，對方要求重新發貨。邱旭瑜作為主審法官，參與調解，已經說服了雙方，由外地企業先押一筆錢到法院賬戶，本地企業發出合格貨物後，再從法院提取抵押的現金。但是那邊貨物還沒有驗收，一個法院領導未通過邱旭瑜就批條子把這筆錢轉給本地企業了，這讓他非常惱火，因此萌生了離開法院的念頭。

辦了幾個類似的案子之後，邱旭瑜感到很鬱悶，領導也因此常給他「穿小鞋」，終於到1997年，他走出了法院大門，先是在銀行從事法務工作，最後在深圳成了律所合夥人。

妥協與底線

邱旭瑜離開法院的第二年，康冬輝才入讀法學院。四年畢業後，他考入了沿海某經濟發達城市的基層法院。帶著法學院畢業生的理想主義跨入法院，康冬輝卻很快發現法官並不是他所想像的那樣一支高素質的隊伍。「有些是從工廠過來的，有些學審計，很多沒有過什麼考試，直接招工就進來了，或者就是內部組織一個考試。」

儘管如此，康冬輝依然懷抱理想，他到處調研，瞭解所在行政區的情況，經常拉著同事討論學術問題，同樣一份判決書，別人寫三頁，他卻可能寫到七八頁。他的目標是成為一個精英型的法官。「那時候我覺得我可能會在法院做一輩子。」

然而僅僅兩年後，「一輩子做法官」的念頭就煙消雲散了。那時有一個表現優秀的同事沒有評上法官，另外一個各方麵條件都明顯不如他的人反而評上了。受過多年的法學教育，康冬輝說：「我們對不公平的容忍程度比較低。」在職稱評選這麼重要的問題上，法院內部尚不能保證公平，這讓他一直秉持的信念崩塌了，也萌生去意。

此後發生的一個讓他感受到「羞辱」的案件，徹底澆滅了康冬輝最後一點幻想。當時剛成為審判員不久，他受指派主審一件「明顯是有罪」的小案，「最多也就判個兩三年。」但被告不想坐牢，到處找關係，受害人也在找關係。最後領導要求判無罪，連上級法院都已經協調好了。「我是新法官，沒有任何背景。出了事把我推出去，沒事的話他們收錢。」剛開始他還和領導據理力爭，希望能夠嚴格依法判決，最終還是沒有頂住壓力。

「這個案子就算我判有罪，上訴時肯定也會被改判。既然結果都一樣，我就只好按領導意思判了。」康冬輝向現實低頭了，但隨後發生了更過分的一幕。案子當庭判決無罪後，領導竟然把他和被告一起拉到小房間裡，讓他和被告握手。「被告還穿著看守所的衣服，我是一個法官，穿著法袍，讓我和他握手，我覺得這是一個恥辱，心裏一直在暗罵，但沒有任何辦法。」

一再妥協之後，他最終還是下定決心離開法院，選擇了繼續讀書。「我有自己的底線，如果實在沒辦法，有罪的人判無罪可以，但是無罪的人絕對不能判有罪。那樣的話，我寧可立刻辭職。」

像康冬輝一樣，從萌生辭職想法到最終出走，鐘錦化也經歷了幾年緩衝。1994年他進入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工作，從書記員一路做到審判長。至今仍令他覺得自豪的是，他在法官任上辦過的400多件刑事案件、500多件民商事案件中，保持著當事人「零投訴」的記錄。但這種自豪感卻被職業環境帶來的負面情緒抵消掉了。「按理說，法院是最應該講究公平公正的。但現實生活卻讓我實實在在感覺到並非如此，比如說職級評定、崗位競爭，很難看到既無‘背景’又無經濟實力的人能夠入圍上崗。領導們總是有辦法把你刷下來，而讓‘需要的人’上去。」

儘管身處不同年代、供職於不同法院，邱旭瑜和康冬輝同樣也有這樣的感覺，這種感覺甚至是促使他們出走法院的一個主要原因。在康冬輝看來，根本原因在於，目前體制賦予領導一種「合法傷害權」，下屬無法做出任何反抗。即使反抗了，結果也往往比較慘烈。邱旭瑜在萌生去意之後，決定破釜沉舟，聯合同事，向紀檢投訴法院領導。經調查，法院正副院長全部被調離崗位，但邱本人也受到了警告處分。這種結果令他心灰意冷。

邱旭瑜也像康冬輝一樣談到了底線，「底線是人活的資本，人應該站著活，讓你跪著活，你肯定受不了，有些人不願意打破底線，這是與生俱來的。

離開之後

在他們所處的環境之下，堅守底線成了最高美德，但在他們心目中，都存在一個關於「真正的法官」的意象。在康冬輝看來，「現在的法官其實很不像法官，沒有職業的尊榮感。當事人隨便可以對你發火。」一方面，司法的公信力在下降，暴露出來的司法腐敗，打擊了公眾對法官的信任度；另一方面，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政策之下，法官有時不得不拋開法律上的對錯，想盡辦法討好當事人，擺平事情。

「如果有人去上訪，經辦法官還要負責去把人領回來。有一次一個同事的當事人不服判決結果，到處上訪，這個同事跑到他家裡做工作，在其他城市，跑了二十多趟，就為了這個只有幾萬塊錢的案子，錢都花了上百萬。」

「這種體制下，你很難做一個真正的法官。」邱旭瑜說，「以前很多法官是從部隊過來的，他們還好，雖然專業性不夠，但紀律性比較強。還有很多是招干進來的，有些辦案就很隨便，把不良風氣帶進法院。現在的新法官主要是大學生直接招進來的，他們沒什麼社會經驗，用自己殘缺的心靈去看待糾紛。用破鏡子找出來的世界還是破的。」

儘管已經離開法院，他們還是傾向於站在法官的立場思考和發言。 鐘錦化說法官生涯讓他「看問題看社會更加客觀、淡定。」成為律師後，他既不認同「律師腐蝕了法官」，也不支持「法官逼壞了律師」。在他看來，法官和律師是一根籐上兩個瓜，應該保持正常的溝通與交往，共同追求和維護社會正義。

現在已經是律師的鐘錦化還沉浸在法官角色中。在10多年法官生涯中，他判決了1000多人，其中不少是判處死刑。鐘錦化正在計畫準備回訪當事人或者他們的家屬。「我有責任對我‘製造’或者參與‘製造’的‘產品’質量負責到底。」

不久前，經常活躍在網路和媒體上的法學教授何兵發了這麼一條微博，痛斥兩份「黑了心的判決」，激憤地表示「正義已不在當下」。已經脫下法袍，坐在異國他鄉大學課堂裡的康冬輝看到後憤憤不平，回覆說：「客觀講，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法院公正審判的比例還是挺高的，不少年輕法官還是懷揣著法治理想在憑良心辦案。……何教授講好你的課就行了，司法改革領域不是誰都能插一腳的。」

康冬輝對他這一代法官充滿樂觀期待：「像我們受過法學院教育的，最基本還算是有一種讀書人的風骨，還是有底線，和以前的有區別。這樣一班年輕人不好管，法官受《法官法》保護，要清出去很難，又不犯法，如果不聽話，領導還真沒辦法。他們可能會帶來改變。」

康冬輝離職時，並沒有考慮太多現實問題。為了出國留學，他要放棄的東西很多，最直接的就是「還算不錯」的工資待遇。「一年近20萬工資，還有公費醫療等各種福利，退休後一年也可以拿十幾萬，一辭職，全沒了。」

邱旭瑜離職時，很少有法官主動辭職，「那時候不像現在機會那麼多，沒有現在自由。」不過對於那些在體制內準備離職的法官朋友們，他現在倒不建議他們走出來了。打拼了十幾年後，邱旭瑜變得更現實：「在體制內實現不了的目標和理想，想通過當律師去實現，太不現實了。」

2007年，重慶市三中院在其下屬法院間做過一個調查，其中一個結論是，「法院人才流失的總體趨勢，是人才素質越高，流失量越大。」就像邱旭瑜所說，雖然很多人胸懷理想，但現在的法院不是實現這些理想的地方。三位法官出走法院的過程，從本質上講，也是他們理想幻滅的過程。

一面是急劇的人才流失，一面是法院「案多人少」的窘迫局面，最高人民法院已經意識到這一困境，頻頻下文要求解決好法官離職的問題。最高院連續幾年發布的《人民法院工作要點》中，均提到要妥善解決法院人才流失問題。2011年6月，最高院發布《全國法院人才隊伍建設規劃綱要（2010-2020年）》，其中提到要「建立有利於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良好機制」。

對於重返法院的可能性，邱旭瑜平淡地說：「一輩子都回不去了」。如有可能，康冬輝則願意留學歸國後到最高院工作，「可以做些推動司法改革的事情。」鐘錦化依然期待能夠重新穿上法官袍，如果有一天「法官能真正做到‘獨立’，包括審判工作獨立、人格自由獨立，都有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