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倒轉年代：文革三年？文革十年？　

乾坤倒轉的年代：文化大革命

(1966年-1969年)

文化革命是共產黨邪靈附體全中國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達七百七十三萬人。

文化大革命概念解析

什麼是文化大革命？從表面上看是中共黨魁毛澤東為了清洗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批中共高層的異己勢力而發動的一場政治運動。由於反清洗力量的強大，毛不得不藉助民眾的力量。而民眾一旦被發動起來，獲得某一程度的自主空間時，他們在為毛效力的旗號和幌子下，逐漸提出了自己的政經訴求，並且，這些訴求與毛的意圖漸行漸遠，與中共官僚體制，尤其與軍方產生嚴重摩擦、衝突，從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壓制，直至六八年夏秋、六九年初被全面鎮壓。但是在事實上它顯然是一場真正的革文化的命。其對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的破壞和摧殘是前所未有的，對於中國社會的良性發展和未來人們尋找真正的回歸之路的阻礙也是古往今來頭一遭。

文革起止時間辨析

關於文革的起止時間，一直有著兩種說法。中共的官方說法是從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而學界有學者認為是從1966年到1969年的三年時間。

持三年說的海外學者認為，確定文革的時間的重要依據來自於文革自身的、不同於中共發動的其它政治運動的幾個特徵：

一、其它的政治運動是矛頭向下、整民眾。而文革的矛頭則既有向下，也有向上，指向省、市領導乃至中央高層的內容。

二、其它政治運動中，中共高層認識統一，步調一致，而文革期間中共高層則呈現嚴重分歧乃至分裂。

三、在其它政治運動中，中共的各級黨組織均作極有效率的運轉，牢牢的掌握住運動的領導權。而文革期間中共地方各級和各單位的黨組織均告癱瘓或半癱瘓。

四、文革期間民眾空前絕後的成立了許多組織。這些組織自主行使了集會、遊行、示威、言論、出版等項的民主權利。中共政權除掌握最後一道關卡外，對這些組織失去了控制力。

而上述四項特徵從六六年初夏開始陸續出現，最典型的表現存在於六七年至六八年早春。從六八年初夏開始，至六九年中共「九大」以後，諸項特徵均告消失。六八年秋冬以後，中共各級地方政權、各單位領導機構迅速重新建立。群眾組織有的被血腥鎮壓，有的被責令解散，共產邪黨又重新極有效率的控制了整個社會。「九大」以後的社會形態與此之前截然不同。社會上政治運動仍在進行，但再也不是批判劉修、走資派，而純粹是矛頭向下整民眾。六八年秋開始、六九年全面鋪開的「清理階級隊伍」重新把黑五類等經典「階級敵人」推上殺牲祭壇，並嚴厲清算前階段民眾中的造反者。

持三年說的海外學者還認為，如果承認官方的十年說，那麼諸多真實的歷史，特別是民眾在此期間通過造反，揭露中共官僚們的種種劣跡醜聞以及合理的抗爭將被淹沒，中共的權威將面臨著挑戰。而中共現行的領導人將乾坤顛倒的文革三年和群眾組織基本不存在或完全不存在的後七年間、社會上的種種劣質事件的罪責全部移花接木的扣在造反派頭上，這樣既使真正有罪責者逃脫譴責，也更可藉此徹底否定群眾的造反。所以，今天中共官方在談及文革的話語時，便不斷重複著十年文革、動亂、浩劫、糟透了、壞透了，四人幫的爪牙、餘孽等。而民眾就在這種潛移默化的宣傳中，接受了「十年動亂」、「十年浩劫」的說法。這，正是中共政權現實上的需要。

迄今為止，中共對文革的否定只是說毛錯誤的發動了文革，犯了「左傾」錯誤。此外，中共從不曾對六六年「資反路線」迫害無辜群眾有所反省，從不曾對六七年和六八年的有計畫的殺伐作過懺悔。非但沒有，而且還在繼承著其一貫的惡行。為了更加清楚的說明文革到底給中國和中國人帶來了怎樣的災難，本篇將採用文革三年的說法。由於這段歷史事件十分繁雜，本篇將按照事件順序述及以下主要事件：

六六年夏季的揪黑幫、反干擾、破四舊、紅色恐怖運動。六六年秋冬的批資反路線。六七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六七年早春鎮反。六七年暮春平反。六七年夏季暴力事件。六七年秋至六八年夏曠日持久的派別鬥爭及文革新思潮的出現和傳播。六八年夏秋大鎮壓，接著便是在全國逐漸鋪開、持續近一年之久的「清理階級隊伍」，從而把文革轉為單純鎮壓民眾的法西斯狂潮。

起因

前文已經講過，大躍進使毛澤東在黨內遭到了公開批評。雖然毛在廬山會議上運用政治手腕壓制了提出批評意見的彭德懷等人，但毛已然意識到黨內支持這些人的力量遠遠超出其預想。在文藝界，還出現了以隱喻筆法抨擊毛，但受到劉少奇等人保護的作品，比如吳晗的「海瑞罷官」。該劇歌頌了明朝被皇帝罷黜的清官海瑞。這不能不讓毛聯想到直言不諱的彭德懷。而在毛此後不久發動的四清和反右傾運動中，毛澤東和以劉少奇為首的一些中共黨人的分歧趨於激烈和公開化。毛甚至有針對性的提出了要「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久，毛認為單靠黨內力量已

經不足以打倒對手，他決定利用黨外力量發動對他的支持，進而整垮對手。而60初以來對毛的「神化運動」幫助毛順利的達到了目地。

前奏

一心想再一次發動革命的毛澤東首先在1965年1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說服了其他領導人進行一場「文化革命」。被任命來實施這個看起來並無害處的「文化革命」的，是由政治局成員和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的彭真領導的「五人小組」(後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小組成員除了彭真，還有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陸定一，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新華社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五人。其中只有康生可以算是毛的支持者。

1965年11月，隸屬毛的所謂文學評論家姚文元在毛的授意下，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對吳晗進行了批判。指他不僅歪曲了明史，而且其主題思想就是當前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制的鬥爭焦點。文化大革命拉開序幕。

1966年2月，彭真批評姚文元「把純粹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來對待」，因此試圖將其文章所引起的關於《海瑞罷官》的爭論，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同年2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

毛對《二月提綱》表示不滿。3月底在上海跟康生談話時多次批評了彭真。於是，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毛澤東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但是最初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話，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再次讓毛感到不滿意。

在毛的授意下，康生組織了一個起草小組，成員包括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陳亞丁，組長為陳伯達。此時的政治氣氛異常緊張。1966年4月，毛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便見不到彭真了。

1966年5月４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在北京繼續召開。這次會議一直開到26日才結束。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5月16日，會議通過了《通知》，從此被稱為《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檔」。其中特別令人驚心動魄的是毛親自加上的這樣一段話：「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從《五一六通知》通過之日算起──這一天，已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一天。

這樣，文化革命開始公開轉變成了政治革命。彭真和其追隨者成為首先被打倒的對象。中共的宣傳部和文化部遭到了全面清洗。

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出臺

在《五一六通知》中曾寫道：「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最初名單是陳伯達提名，經過常委批准後，報送毛的。這樣，「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組長是陳伯達，副組長是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和張春橋。姚文元也因為曾經出色的表現，而成為其成員。「中央文革小組」進入「全盛時期」時，共有18人。後來隨著「文革」一步步推進，一些成員

被打倒，權力也更加集中。最後只剩下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五人。這五人在中共九大全部進入政治局，曾經被江青稱為「過渡班子」，「中央文革」也就結束了「歷史使命」。「中央文革」雖然以陳伯達為組長，實際上江青說話算數。而江青的背後就是毛澤東。

「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設在釣魚臺，在文革中，在許多方面行使著中共中央和政治局的權力。而這恰恰是毛希望擺脫束縛，達到自己目地的一個重要舉措。而隨後自上而下的群眾運動就在毛的文革小組和軍方的大力鼓動下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