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隨著毛澤東一聲令下:「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迅速在全國範圍內展開,遍及城鎮的每一個角落。到1977年止,全國共有1700萬城市青年下鄉。當時全國城市人口近兩億,約三千多萬個家庭,1700萬知青按每家一個計算,意味著城市的半數家庭都有子女下鄉(文革前亦有少量知青下鄉)。歷時十年的上山下鄉運動範圍之廣,影響之深,使其它運動望塵莫及。時至今日,「知青」這個特殊的名詞,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它的含義可能只是一段歷史;但對於那些經歷者來說,它代表的卻是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
筆者從下鄉的第一天起,就努力從正面去思考上山下鄉運動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但適得其反,竟然悟出了相反的道理。在隨後的幾十年時間,凡是接觸到當年的知青,我都要與之攀談,交流彼此對農村歲月的感受。在眾說紛紜的意見中,我發現知青當事人對農村的親身感受不盡相同,大致可分為感覺良好型、溫和評介型及堅決反對型三種感受。為什麼同一群體的當事人對同一事件竟然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態度呢?經過長期的分析與思考,我忽然從中發現了知青定律。
知青定律一:知青對農村歲月的感受與下鄉時間成反比
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進行了十年之後,被徹底否定了!但貫穿於文革中的上山下鄉運動卻被人遺忘,當局即不肯定也不否定,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文革這個大運動中套有許多小運動,這是現在許多青年不知道的。經筆者粗略的不完全的回憶,就有:批判「三家村」、大串聯、破四舊、清查516分子、文攻武衛、上山下鄉、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批林批孔、吐故納新、批陳整風、反擊右傾翻案風等十多個小運動,這些運動長的有一兩年,短的僅數月。但是上山下鄉運動則長達十多年(1968--1977,如果加上知青大返城的安置時間,則要計算到1981年),從時間上看,超越了文革。
由於家庭背境、個人能力與機遇的不同,知青在農村插隊的時間也不盡相同。就我接觸的知青來看,短的一年多,大多數是2至6年,最長的老三屆知青和兵團知青竟然長達十年。我發現,知青對農村感受的不同,正是來源於他們下鄉時間的長短。一般來說,下鄉時間越短,對農村感覺越好;反之,下鄉時間越長,對農村的感覺越糟。我在與知青的交談中發現,大多數感覺良好型的知青在農村呆的時間都不長,一般為1至2年,有的連國家供應糧都未吃完便離開農村,在以後幾十年的個人生活中,留下的多是新鮮和有趣的回憶。另外,知青所在生產隊的富裕程度、離家的遠近、是否有人照應都會影響到他們對農村的評判。比如,在城郊落戶的,或是投親靠友的知青由於生活條件較好,對農村的感覺就好很多;反之,落戶在邊遠山區,生活條件艱苦,時間又長達數年乃至於十年的知青,精神和身體的煎熬都達到了極限(個別女知青還受到基層流氓幹部的強姦),對上山下鄉運動產生極大的反感就在情理之中。就我接觸的知青來看,明確否定上山下鄉運動的佔了絕大多數,道理很簡單,荒廢了學業,毀掉了青春,老來一事無成!1978年2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在談到知青工作時說:「社會上議論很多,四不滿意是我講的。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嘛」。
知青定律二:知青對上山下鄉運動的好惡與日後的人生境遇成正比
當年的知青離開農村後,人生境遇大不相同。一般來說,知青日後事業不順、家庭生活條件差者,對上山下鄉運動多持否定態度;反之,日後事業成功、一帆風順者對上山下鄉運動多持贊成態度;二者有非常密切的關聯關係。上山下鄉運動極大地改變了知識青年命運:他們在渴望知識的時候中斷了學業;在身體發育的青少年時代遭受著飢餓和繁重的體力勞動。農村嚴酷的現實粉碎了他們的青春理想,為了國家不得不作出重大犧牲,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歲月留在了農村,從而成為文革的犧牲品(90年代,由於文化水平有限而下崗,他們又成為國企改革的犧牲品!)。許多「老三屆」知青的人生軌跡可以概括為:「60年代吃過糠、70年代下過鄉、80年代返回城、90年代又下崗」。許多人歷盡磨難,到頭來卻面對下崗,靠低保度日的艱難歲月,成為衣食不保的貧困弱勢群體,這就是那場運動的後遺症。可以說,大多數知青日後的事業是不成功的,他們否定上山下鄉運動是必然的。但個別知青日後事業的成功影響了他們對上山下鄉運動的主觀評判,他們產生了錯覺,出現了邏輯混亂,認為人生事業的成功一定要經過農村的磨練。這些人以富商巨賈和黨政官員為主,他們認為,只有經過農村艱苦的磨練,才能吃苦耐勞,取得今天的成就。有的還喊出「青春無悔」的口號,對上山下鄉運動給予充分的肯定。那麼,他們真的願意「扎根」農村一輩子,「青春無悔」真是他們發自肺腑的心聲嗎?請看知青定律三。
知青定律三:即便是力挺上山下鄉運動的知青也不願「扎根」農村一輩子
與上兩條定律相比,這更是一條人人自覺遵守的鐵律。文革中,儘管當局樹立了許多優秀知識青年的典型人物(恕我不在此處點名),但到頭來都是遠走高飛,有的頭天還信誓旦旦要「扎根」農村一輩子,第二天就進了工廠。另一方面,知青在農村的處境牽動著億萬父母和親屬的心。為了孩子早日跳出「農門」,家長們使出了各種招數,拉關係,走後門,不正之風由此產生。由於每年招工名額實在太少,其擁擠程度遠甚於當今的公務員考試。基層掌有實權官員的子女到農村猶如蜻蜓點水,很快就因招工、參軍或是讀工農兵大學而離開,成為名副其實的「山寨」版知青;一些文革中未倒臺的中高級幹部,連「山寨」的形式也不用走,直接把子女安排進部隊當兵而躲過上山下鄉運動,這種事在文革中屢見不鮮。影視劇《血色浪漫》就有真實而又精彩的描寫,此處不作贅述。只有普通老百姓子女「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只能在農村苦熬。如果家庭出生不好,或是直系親屬有歷史問題,那就只能等到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了。訖今為止,尚未發現一例志願留在農村而不返城的知青(倒是有極個別知青因與社員結婚,按政策不能返城),由此可見知青定律三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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