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什麼說張學良「殊可悲」？(圖)

張學良與蔣介石(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張學良，張作霖長子，中國近代史上的傳奇人物。但他發動的西安事變，改變了歷史進程。張學良沒讀過多少書，不滿20歲時就當上了少將旅長，26歲時是東北軍的上將司令。這個年青人要風得風，好球，好劍，好駕駛飛機冒險，尤好美女。晚年曾對人炫耀，他平生無憾事，唯一好女人。事實上，他年輕時的生活稱得上糜爛腐朽，凡他看上的女人，都逃不過他的劫掠。他自稱風流，實則是慾望的氾濫、孩子氣任性或青春的身體無邊界尋找刺激。為此，他嗜賭成性，形容枯槁。1933年2月17日，他陪宋子文去承德視察時，每行30多里就得停車注射一次毒品。

這個民國所謂的四大公子之一，放浪形骸，不拘禮法。尤其是西安事變後他的人生被定格，直到晚年，直到臨終前的反思，仍未能突破一個孩子的認知。蔣介石在日記中說他：「小事精明，大事糊塗，把握不堅，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話說1921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使張作霖意識到奉軍的落伍，下決心整頓。歷史學家甚至說，經過多次整頓的東北軍，是當時中國最具有職業軍人素養的一支部隊。這也跟年輕的張學良有關係。他看到了現代國家軍隊的樣子，有機會效仿，在父親的支持和郭松齡的實施下，一舉成功。東北軍對張學良充滿了敬畏之情，甚至把他「當成神一樣」。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7月，年僅27歲的張學良順利就任東三省保安委員會委員長兼保安總司令。緊接著，張學良於1928 年12月宣布東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1929年1月，張學良誅殺楊宇霆、常蔭槐，如少年康熙誅殺大臣，從此完全接管了父親的產業，成為名副其實的東北王。他不僅管轄著東北，還擁有龐大的現代職業軍隊。而他雖然歸順國民政府，其實仍與獨立時期一樣無法無天，為所欲為。但是，張學良指揮一支龐大的軍隊，卻不能使它的能量得到正當釋放。

1930年，當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中原大戰打得難分難解時，張學良先是觀望，最終選擇了蔣介石。他冒出來宣布調停，實際上是從背後插了馮、閻一刀，導致後者一敗塗地。這年10月，張學良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

張學良給了東北軍職業化，卻沒有給這支龐大軍隊明確的為國為民的目標。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9.18事變，人們以為張學良集家仇國難於一身，理當抵抗；他卻一槍不發，拱手讓出了東北。幾十年之後，獲得自由的張學良坦承當初「不抵抗」並非接到了蔣介石的嚴令，而是他自己的判斷錯誤所致，他以為日軍只不過藉故生事，並沒有想到關東軍敢於發動這麼大的軍事行動。這樣的解釋仍只是敷衍歷史。因為當時日軍在東北的野心路人皆知，日軍異動的各種情報早就送達中國軍事當局，但張學良完全無動於衷，不做任何準備。有材料說，9.18事變，張學良家產損失金條8萬餘，超過了當時東三省官方銀行的全部損失。這種搜刮之烈並沒有帶來強烈的保護意志，大概仍是「子賣爺田不心疼」的少爺脾氣。「不抵抗命令」是何人所下，當事人曾三緘其口。即使是蔣介石讓他不抵抗，以當時張的獨立軍閥身份以及對東北軍的絕對控制，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發動事變的關東軍，事先並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萬多兵力進攻東北軍。事後統計，東北軍一共損失飛機300餘架，戰車26輛，各種火炮 300多門，輕重機槍5864架，步槍15萬支，手槍6萬支。這樣強大的武力，無論如何，都堪一戰。

張學良雖然主導了整軍經武，卻對中國社會、現代政治、公眾輿論沒有任何感覺，他只是一個大軍閥的兒子而已。張學良的孩子心性和頭腦在小事上精明，在大事上則完全讓人匪夷所思。胡適說得好：「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1932年3月熱河一戰，日軍僅用128名先頭騎兵，幾乎兵不血刃就攻佔了熱河省會承德。這就是張學良指揮的東北軍。影響所至，他的部下也多無所作為。東北丟失以後，1932年東北軍悍將何柱國奉命守山海關一線，在與日軍的反覆摩擦中，就以「不戰、不和、不守、不走」令人大開眼界。東北軍的戰略物資豐富，他們還有當時中國乃至東亞都罕有的一支空軍部隊，卻沒有開槍即滅亡。背井離鄉的東北軍開始走向沒落，再也沒有機會洗刷他們的恥辱。

說到東北空軍，也要歸功於張學良。1921年秋，也就是9.18的10年前，張學良受其父張作霖之命，前往東瀛參觀日本空軍。當張學良親眼看到日本空軍那先進的技術、精良的裝備、高超的訓練後，暗自痛下決心一定要建起自己的東北空軍。回國後，張學良向張作霖如實報告了赴日參觀空軍的情況。

其實，張作霖早認識到，要鞏固東北非建立強大的空軍不可。早在此前的1920年7月，張作霖就設立了東三省航空處，並撥出巨款在奉天東塔農業試驗場修建了飛機場。據史料記載，此時的奉系已擁有4架大威梅雙翼360馬力旅客運輸機，4架小威海單翼360馬力偵查教練機，均為張作霖在直皖戰爭中從皖系軍閥段祺瑞手中繳獲來。1923年9月，張學良擔任東三省航空處總辦。他一上任，就把東北航空處整編為五個大隊:飛虎隊、飛鵬隊、飛鷹隊、飛豹隊，張學良兼任「飛鵬」隊隊長，為了把這個航空處辦得更好，張學良不僅從日本、俄國高薪聘請外國教官，到奉天航空學校開展起航空飛行技術業務培訓，積極充實東北航空的技術力量。同時，他還把一批優秀的青年送到國外深造學習飛行駕駛技術。

到1925年7月，由張學良領導的東北三省航空處已擁有各種飛機50多架，僅飛行員就達到100多人。隨後，張學良先後從義大利、德國、英國、日本等國購進偵察機9架、水上飛機8架、轟炸機9架、戰鬥機5架、教練機8架，基本上組建起了東北空軍。

張學良不僅捨得花忿資培養飛行員，而且還自己帶頭學習航空飛行技術，專門請來專家輔導他學習飛行理論和實際操練。據說，張學良本人能夠熟練地駕駛飛機在營口與丹東之間飛來飛去，甚至還能夠自己駕駛飛機到南京去開會。

在1929年中東路事件中，張學良的奉系東北空軍損失慘重。事後，張學良花忿資又從法國進口了一批新式飛機，併進口了一批飛機散件，自行仿造組裝了一批戰鬥機。據記載，東北軍自己組裝的戰鬥機被稱為遼F1式，為雙翼型，它吸收了德國和法國戰鬥機的優點，當時算是比較先進的戰鬥機型。此外，還有遼 FH1式、作為轟炸機可載4枚100公斤的航空炸彈，是一種航程比較遠的轟炸機，大大提高了奉系軍閥的軍事地位。

1931年9月初，面對日軍在瀋陽的種種侵略跡象，當時留守在瀋陽的奉系東北空軍長官陳海華給遠在北平的張學良打去了請示電話。然而，得到的回答卻是張學良「命令全體空軍官兵不得擅自行動」的命令。

就在9.18的當天晚上，奉系空軍再次傳達命令「日軍鬧事，不准抵抗，如有不聽命令滋事的，軍法處置。」那些急欲登機迎戰的飛行員獲知後，都非常不解地撤離了機場。次日清晨，瀋陽東塔飛機場突然遭到日軍飛機長達一個多小時的狂轟濫炸，但整個機場卻沒有一架戰機起飛來迎戰。狂轟濫炸過後，日軍派兵迅速佔領了機場。日軍的佔領讓奉系東北空軍損失慘重：不僅損失了戰鬥飛機150餘架，就連剛剛從捷克成套購買的尚未安裝的機件也落入了日軍手中。隨著東三省的淪陷，奉系東北空軍的260多架飛機全部被日軍繳獲。為此，張學良痛心疾首。

大量史料顯示，當時東北奉系軍閥的空軍無論在航空技術、機械設備、具有專門技術的航空人員等等方面都達到了一定規模。在奉系東北空軍的鼎盛時期，擁有各類新型作戰飛機360多架，有近200名飛行員，能夠適應多種作戰方式。這在當時全國各系軍閥中也是獨一無二的。然而，在當時國內軍閥混戰的歷史背景下，張學良精心培養奉系空軍的目的似乎也非常簡單，主要是為了對付國內其他軍閥，讓其他軍閥嘗到奉系空軍的厲害，而並不是為了積蓄力量對抗日軍這個外來侵略者……。1936年，在蔣介石對張學良這個義弟十分信任的情況下，他卻出人意料地發動兵諫，扣押了來到西北「剿共」前線督戰的蔣介石，製造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實上，他並沒有深謀遠慮。事變前，他召集東北軍和西北軍高級將領開會，宣布他要「扣蔣」。於學忠問道：「捉住了以後怎麼辦？」張學良回答：「先捉了再說。」所以，蔣介石說他「殊可悲」。

當年西安事變時，張學良扣押蔣介石，蔣介石曾痛心疾首的勸服張學良說：「你張漢卿上了人家的當你還不服，你，楊虎城，都是我的部下，這事是我們國民黨內部的事，共產黨來幹什麼，有什麼資格來，誰邀請的？他們說要共組民主政府，好，解散他們的軍隊，你問他們要軍隊幹什麼？他們是要坐江山的。我們要建立民主政府，他們要搞獨裁。周恩來不是要民主嗎，讓他來，讓他過來組成民主政府怎麼樣？不是那麼簡單哪，他們要幫窮人講話，讓窮人翻身，你想想，窮人懂什麼，還不是工具，他們頭腦簡單只會拚命，到頭來還不是周毛們的統治工具？不會有民主的！而我們建立的國家是要一個富強的國家，富人為國家服務，國家為窮人服務，各出己力，各負其責。」拿昔日蔣介石的之言與後來蔣介石在臺灣的所為及與大陸現實比較，不難看出蔣介石卓越的先見之明。

評價歷史人物應功過並陳，善惡俱宣。蔣介石年輕時候雖然也墮落和放蕩過，甚至於直接參與了暗殺光復會副會長陶成章的陰謀活動。但自從他於1927年12月1日與宋美齡結婚、1930年10月23日成為基督徒後，他所表現出的一直是對於家人和國家承擔責任的態度。正如他在受洗第二天的日記中所說：「主義為余政治行動之信仰，教義乃為余精神惟一之信仰。願從此以後，以基督為余模範，救人救世，永矢勿怠。」

李公僕、聞一多被刺事件，曾被認為是蔣介石所為，毛澤東更是一口咬定。美國總統杜魯門甚至專門致信蔣介石，反映美國政府對中國形勢的憂慮。信中用外交辭令正告蔣介石：如果中國內部問題不能和平解決,自己就要重新考慮美國對華政策。被冤枉的蔣介石決心查個水落石出，繼派遣警察總署署長唐縱之後，又派陸軍總司令顧祝同、陸軍總部參謀長冷欣、憲兵司令張鎮赴昆全權處理聞一多被刺案。8月25日，顧祝同在翠湖雲南省警備總司令部舉行第二次公審，判決雲南省警備總司令部稽查處特務湯時亮、李文山死刑，並於26日執行槍決。同時,革去雲南省警備總司令霍揆彰職務。此事件從蔣介石日記中可以看出與蔣介石無關：「（7月17日）昆明連出暗殺案二起，先李公樸次及聞一多，皆為共黨外圍之民主同盟中黨酋，應特別注意，徹究其凶手，以免共黨作污陷之宣傳。」

「上星期反省錄：……昆明李聞被刺案殊所不料，幹部之無智無識徒增政府情勢之險惡，領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

「上星期反省錄：一，天下事之難堪者，莫甚邪正不分、善惡混淆，尤其是世人不究真相反以偽為真，以惡為善，卒致邪正倒置，是非莫辨，因之人心反常，廉恥道喪。……一，為昆明李聞被刺暗﹝案﹞，又予反動派以法西斯惡名之誣蔑。幹部無知幼稚，殊令人啼笑皆非，本週幾乎全為此事增加煩惱之苦痛也。」……

「2.28」事件是蔣介石政治生涯中又一件苦痛之事。「2.28」事件發生原因極為錯綜複雜，首先由於臺灣人對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現況缺乏瞭解導致期望落空，當時統治臺灣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治臺政策失誤，官民關係惡劣、軍隊紀律不良。在經濟方面，通貨膨脹與失業等問題嚴重，而不當的管制政策使問題加劇，因而逐漸形成一股不滿政府的情緒廣泛爆發。終致1947年2月28日發生臺北市民的請願、示威、罷工、罷市，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處理不當，公署衛兵開槍射擊民眾，導致該事件由請願轉變為對抗公署的政治性運動及臺灣人和外省人之間的省籍衝突。抗爭與衝突在數日內蔓延全臺灣，使原本單純的治安事件演變為社會運動，最終導致官民間的武裝衝突與軍隊鎮壓。此事件造成許多傷亡，數字眾說紛紜，而各方統計的死亡人數由數百人、數千人、一萬餘人、至數萬人不等。蔣介石抵臺後，因擔心引致動亂，不許國人議論此事，招致民眾不滿。「2.28」事件影響臺灣長達數十年。由於忌談，結果使得真相一直未明，被台獨勢力利用誇張渲染，大幅度誇張臺灣人受殘害的人數，從原來傳言的一萬人，誇大到兩萬、三萬，甚至還有人說是八萬、十萬，務使臺灣人對中國生出仇恨之心。李登輝執政後開始平反「2.28」事件，補償「2.28」受害人家屬，結果僅有八百多個家屬出來申請。但是，此事件卻被大陸官方利用，1950年代至1966年「文革」爆發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每年都舉辦紀念「2.28」的活動；「文革」後，也差不多每年都舉行紀念活動，甚至1989年後，大陸官方還紀念臺灣省人民「2.28」起義。

大陸官方有一個妖魔化蔣介石政權的經典宣傳，說蔣介石稱「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且不說此話不是蔣介石所講，而縱觀蔣介石當權40他在處理政敵上恰恰沒有做或做不到這一點，因為講人情，即使真正的共產黨人被捕，經親友一疏通就放人，被放走的共產黨何止千人萬人！且蔣介石再黑，也未將黨內不同政見者從肉體上消滅或投進監獄。臺灣時期，與蔣介石發生過最大衝突的兩個人：臺灣省長吳國楨和陸軍司令孫立人，蔣介石的最壞表現也僅是使計謀迫其辭職，並沒有剝奪他們的生活自由，更沒有奪其性命。吳國楨去了美國，在那裡度過了自由的晚年，還可以公開譴責蔣介石。像李宗仁、唐生智、陳濟棠等一再搗亂，他從未施以報復，反而給他們節節陞官。張學良壞了國家大事，讓蔣介石作為一國之君顏面失盡，國人皆曰其「罪該萬死「，但蔣介石既沒有賜其死罪，也沒有將他投進監獄，而只是將其軟禁。試想假如張學良以兵犯上的對象是毛澤東，張學良能活？他的下場會比彭德懷、劉少奇及大批的老幹部會更好嗎？！

有人曾以《兩個「花園」的對比》為題談了蔣介石與毛澤東的不同：後來擔任《人民日報》總編的胡績偉當年在國統區辦了一分進步刊物，因批評國民黨而遭查禁。胡績偉換了刊名繼續出版，結果再遭查禁。就這樣出版、查禁，再出版、再查禁，前後一共換了10個刊名仍然能夠繼續出版。這在宣稱民主的毛澤東統治下只能是天方夜譚。也許蔣介石終是行伍出身，他感興趣指揮的是軍隊與國家，而不去染指文藝。因此在他統治下的臺灣文藝花園能夠有某種生長空間，也允許獨立的民辦報紙、刊物存在，包括臺灣反對派雷震創辦的《自由中國》。在蔣介石統治臺灣的歷史中，只發生過一樁「文藝事件」：1965年，《文星》雜誌因發表保護新聞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而與蔣介石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毛澤東對文藝的控制異乎尋常；從建政初期批電影《武訓傳》開始，毛澤東瞄準文藝陣地的機關鎗從沒有停止過掃射：評《紅樓夢研究》、胡風反黨集團、丁陳反黨集團、《劉志丹》反黨小說案、評《海瑞罷官》……，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顯然，蔣介石的臺灣花園要比毛澤東的大陸花園要繽紛許多。

1975年4月5日晚11點50分，蔣介石去世。4月6日凌晨，蔣介石的遺體被運上靈車，送往臺北榮民總醫院。據臺灣媒體報導，是日臺北市天空突然雷聲激震，大雨傾盆。在這個季節，極少有這樣的雷雨。蔣經國在日記中記述：「風雲異色，天地同哀。」

英國首相丘吉爾在開羅會議上曾與蔣介石會面，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對蔣介石有如下評價：「他的那種沉著、謹嚴而有作為的性格，給我以深刻的印象。這時，他的權威和聲望正處在頂峰。在美國人的眼中，他是世界上的一個舉足輕重的力量，他是‘新亞洲’的一個鬥士。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堅定地捍衛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時他又強烈地反對共產黨。美國各界人士公認，在這次戰爭獲勝以後，他將成為世界上第四個大國的首腦。後來，許多持有這些觀點和估價的人們都拋棄了他們原有的看法。我在當時並不同意人們這樣過高地估計蔣介石的力量，或中國在未來的貢獻，然而，我在這裡還是可以指出，蔣介石大元帥至今仍然獻身於當時曾使他獲得廣泛聲譽的同一事業，但是，後來他卻在自己的國家中被共產黨擊敗，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表示，蔣介石一生有三大功業，分別是奠定北伐完成中國統一大業；二次大戰中浴血抗日八年，保住大中華不受日本軍國主義迫害；堅決反共抗俄，守住臺灣不受共產主義荼毒。這三大功業足以讓蔣介石被尊稱為一代領袖。明居正最後說，回顧蔣介石一生，最為後人稱頌的是以堅毅精神力拒共產黨這一西來幽靈，雖在軍事行動方面沒有成功，但他在寶島臺灣建立了一個沒有共產主義的新中華民國，這50年來為國際稱道的「臺灣奇蹟」，若沒有他打下基礎，恐怕難成如此功名。

1971年12月，毛澤東曾召集文宣部們進行內部談話，論及蔣介石的功績：「蔣介石有幾個優點是客觀的史實，我們講史必須留心：一、北伐統一中國；二、抗日戰爭；三、收復臺澎；四開拓海疆。1946年蔣介石從法國手中取得南海四島嶼，這塊370萬平方公里的海疆相當於三個外蒙……」

馬英九認為蔣介石對臺灣的貢獻有三方面：光復臺灣、建設臺灣與保衛臺灣。建設方面除土地改革、九年國民教育及發展經濟外，更重要是蔣介石在政府剛遷臺、朝鮮戰爭方酣動盪之際，毅然推動地方自治，對臺灣民主的基礎有很大貢獻。

2011年7月，面對民進黨叫囂讓馬英九承擔蔣介石在「2.28」事件中所犯下的「罪行」，馬英九強硬地恢復「中正紀念堂」的牌匾，中正紀念堂牌樓上的「自由廣場」也恢復為「大中至正」(看中國編者註：2009年7月20日正式將中正紀念堂匾額重新挂回。但在中山南路正門口匾額題字則維持「自由廣場」，並未直接改回原「大中至正」)。據臺灣媒體報導，馬英九當局的行動遭到了綠營的強烈反彈，但是卻獲得了多數民眾的擁護，很多人認為，民進黨在下臺之前將「去蔣介石化」表演到極致，並不符合民意。現在很多臺灣人對蔣介石不滿，主要是他殺台獨分子，而對蔣介石的經濟政策是基本肯定的。儘管蔣介石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不僅奠定了臺灣日後繁榮的基礎，同時也為使臺灣成為華語世界唯一的民主實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不管各方如何認識蔣介石及其與大陸官方的鬥爭，總體上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實事求是地講，是給中國給世界送來了空前的災難。蘇聯共產黨以暴力奪取了國家政權，給中國共產黨一個極其惡劣的示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因此成了暴力革命的目標。綜觀中國近百年來的戰爭，主要是國共之間的戰爭。蔣介石主掌的國民政府1926——1928年的北伐戰爭，已基本解決了中國的統一問題，如果沒有共產黨，可以說，中國人民可以就此過上好日子，起碼國內的戰爭不會有了。而已經皈依基督教的蔣介石，也不可能發動對外戰爭，像所謂的抗美援朝和對越自衛反擊戰。當然，毛澤東執政後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及其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巨大殘害也不會存在。

相應的，因大陸官方而起的或者說，大陸官方明裡暗裡支持的國際恐怖組織如柬埔寨紅色高棉、朝鮮、中東地區、拉美地區等等的紅色政權、極端組織等，對於世界和平事業的破壞，也不會存在，最起碼是要減輕許多。人類社會的歷史與現實將會是另一番樣子。但是，很不幸，中國沒有這麼幸運，世界沒有這麼幸運。這是《蔣介石日記》面世之後，在對大陸官方的主要敵人國民黨及其總裁蔣介石全面瞭解後，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一個基本判斷，也是不得不承認的一個基本事實。

抗戰勝利後，1945年12月3日，一張巨大無比的蔣介石肖像被掛在天安門城樓上，這是蔣介石的標準像首次出現在天安門上，蔣介石身著戎裝，是其1944年當選國民政府主席後專門拍攝的標準照，其時蔣介石還身兼二次大戰中國戰區總司令之職。這張標準像不同於後來的懸掛方式，直接豎立在城樓上，其頂端已經到達第二層，在城樓下則大書「天下為公」四個大字。在此之前孫中山去世後的1928年，孫中山的巨幅標準肖像也曾首次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當時的《時報》在8月24日刊發的一張圖片中可見孫中山的標準像被懸掛於天安門城門的正中，兩邊並挂有孫中山的著名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作為中國政治的坐標，什麼時候，孫中山的標準照懸掛於天安門上，中國才能真正的走向自由民主，五千年文明的中國也才會真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