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鼓吹分裂中國各省自治後安然無恙

九十二年前，1920年10月，中華民國國慶時，毛澤東在報上撰文《反對統一》，大發民族虛無主義的宏論，主張解散中國，各省自決自治，只要省慶不要國慶。而當時毛並未因此言罹禍，歷史學者表示，這是因為，在毛澤東之前並沒有人發明出那一套以言治罪的邏輯。

毛澤東撰文：反對統一

歷史學者程映虹在博客中轉帖《開放》雜誌2001年4月號一篇文章稱，九十年前，1920年10月，當中華民族普天同慶共和國國慶時，上海《時事新報》卻發表了毛澤東的文章《反對統一》。毛澤東的這篇文章收錄於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的《毛澤東早期文稿》。

毛在文章中說：「中國之大，太沒有基礎，太沒有下層的組織。在沙渚上建築層樓，不待建成，便要傾倒了。中國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個建在沙渚上的樓，個個要傾倒，就是因為個個沒基礎。四千年的中國只是一個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經營，多少學者的論究，都只在一個空架子上面描寫……因此我們這四千年文明古國，簡直等於沒有國。……中國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幹什麼去了？一點沒有組織，一個有組織的社會看不見，一塊有組織的地方看不見。中國這塊土地內，有中國人和沒中國人有什麼多大的區別？在人類中要中國人，和不要中國人，又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推究原因，吃虧就在這「中國」二字，就在這中國的統一。現在唯一救濟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國，反對統一。」　

文章還說：「中國人沒有科學腦筋，不知分析與概括的關係。有小的細胞才有大的有機體，有分子的各個才有團體。中國人多有一種拿大帽子戴的虛榮心，遇事只張望著前頭，望著籠統的地方。大帽子戴上頭了，他的心便好過了。」

中國解散以後怎麼辦呢？毛澤東說，「中國的事，不是統一能夠辦好的，到現在算是大明白了，……各省自決自治，為改建真中國唯一的法子，好多人業己明白了。」毛的主張是「各省自決自治。」湖南和廣東這樣的省要乾脆徹底自治，具有獨立國家的性質。而湖北江蘇這樣的省可以實現半自治，雖然不十分痛快，「然為適應環境，採這種方法，也是好的。」

毛還說，妨礙各省自治的並不是各省的督軍，而是人們期望統一的心理。　　

毛要省慶不要國慶

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前三天，毛澤東還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為湖南自治敬告長沙三十萬市民》的文章，大聲疾呼「湖南自治是現在唯一重大的事，是關係湖南人死生榮辱的事。我勸湖南人，我勸我三千萬親愛的同胞，爹媽死了，且慢去埋，大家來將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說。」

他號召長沙市民仿效歐洲中世紀的自由都市，展開爭取自由和自治的鬥爭，「從專制家手裡爭得‘自由民’的地位」。　

美國十九世紀有一位總統門羅提出一個主張，叫做「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對歐洲人對美洲事務的干預。這個門羅主義被毛澤東拿過來，變成湖南門羅主義和各省門羅主義。他說，「我現在主張二十年不談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採省門羅主義，各省關上各省的大門，大門以外，一概不理。國慶是慶中華民國，我實在老不高興他。特為趁這國慶，表示我一點反對統一的意見，而希望有一種‘省慶’發生。」　　

「毛澤東是民族虛無主義者」

歷史學者程映虹在博文中分析道，或許有人會說：評價毛澤東這話要看當時的時代背景。那麼當時的中國，正是歷史書上所謂「最危急的時候」，西方列強被描繪得個個像狼崽子似地望著中國垂涎欲滴，讀書人都為「中國要亡了」而憂心如焚。在這麼個時候反對統一，主張地方自治，根本否定中國人的集體主義傳統和對統一的渴望，不但挾洋人的門羅主義以自重，甚至宣言不諱要「解散中國」──用後來毛澤東灌輸給中國人的邏輯來質問：這不是地地道道的漢奸言論是什麼？

今天動不動就聽到有人指責別人要「分裂中國」。但今天的中國「崛起」了，有航母有核武器，而九十年前的中國是半殖民地，連重炮都沒有幾門，外國軍隊就駐紮在京畿，相比之下，那個時候在報紙上公開反對統一鼓吹分裂難道不是更具有現實的危險性嗎？

很奇怪的是，毛澤東主張各省自治，難道他不知道這麼辦有利於列強瓜分中國嗎？程映虹表示，這個問題可以有這麼幾個答案，一是所謂「列強瓜分中國」是後來的歷史教育構建出來的，毛當時（1920年）根本不感到有這個危險；二是毛明明知道有這個危險但還是主張自治。這兩個答案都難以放入中國僵硬的意識形態框架。前者事關中國革命歷史必然性的宏大敘述，後者則涉及毛當時究竟是不是一個愛國者這個問題。但最有可能的是，從毛這些言論來看，他是一個民族虛無主義者。統一也好分裂也罷，他都不在乎，如他所說「在人類中要中國人，和不要中國人，又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

毛並未因言罹禍

毛澤東的文章《反對統一》發表後，不但報館編輯飯碗無虞，作者毛澤東也安然無恙。

歷史學者程映虹表示，這是因為，在毛澤東之前並沒有人發明出那一套以言治罪的邏輯，也沒有人覺得幾家地方報紙上發表的鉛字就能把民族給分裂掉。當時的中國如果有今日的毛派和崇拜毛的憤青，他們一定會把毛定為頭號漢奸。

什麼是真的賣國，什麼不過是書生論政；不受任何監督的政治家背後和外國人做交易與公共媒體上的激進文字相比哪個對國家民族更危險──所有這些界限九十年前還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反倒是九十年後竟混淆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