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各國中唯一一個有著連續信史記載的國家，幾千年輝煌的歷史和文明都被記錄於各類史書和典籍之內，而完成這歷史壯舉的正是歷朝歷代的史官們。
史官，是中國歷代設置的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員，他們主要的職責是記錄國家的大政、重要事件以及帝王們的言行。史官出現後很長時間裏，這兩者是不大分別的，後來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而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後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官方歷史。
中國從夏朝開始就已經設置了史官，《呂氏春秋•先識篇》有這樣的記載：「夏桀荒淫無道，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進行勸諫，無效，即棄而奔商」；商代甲骨文中有「作冊」、「史」、「尹」等字樣；《周禮•春官》中記載周王室已設有五史官職；春秋時期，逐步形成了「君舉必書」的史官傳統，並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設置；秦漢以後的兩千多年，史官的名稱繁多，職務各異，但史官的設置卻一直保留了下來。
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朝代更迭、社會變遷，但史官文化卻一直沒有改變，史官們在禮教和宗法制度的制約下，忠於史實，品德高尚。歷代修史者要兼備「史學、史識、史才、史德」，秉持「險惡矯誣之人，不足以言史」的信念，成為華夏族歷史真理的捍衛者，君王只主導當政時期，而史官卻傳承千年中華歷史。
史官的歷史和事跡體現了中華文人的節操和氣節，很多故事成為千古美談，春秋末年周靈王二十三年五月，齊國的相國崔杼弒齊莊公姜光，然後命太史伯在史簡中寫上莊公是得了瘧疾病死的。太史伯不聽，在竹簡上寫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崔杼見了大怒，於是殺了太史伯。太史伯有三個兄弟，名字分別叫仲、叔、季。太史仲見哥哥死了，接替了哥哥的位置，繼續寫「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也被崔杼所殺。太史叔寫下了同樣的話，又被崔杼所殺。太史家最小的弟弟太史季來了，他將寫好的竹簡遞給崔杼，上面還是寫了這幾個字。崔杼拿著竹簡，對太史季說：「你的三個哥哥都死了，難道你也不愛惜自己的性命嗎？如果你按照我說的意思寫，我就免了你的死罪。」太史季既不憤慨，也不驚慌，他平靜地說「按照事情本來的樣子去記錄，這是我作為史官的責任，與其失職而苟活，不如殉職而死！況且此事路人皆知，即使我不寫，天下總會有人去寫。所以我不寫也掩蓋不了相國的醜行，反而惹來有識之士的譏笑。我並非不愛惜性命，你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吧。」崔杼被太史季的正氣所震懾，將竹簡擲還給了他，他終於認識到，史官的氣節是無法改變的，最終不殺史官。
幾千年的史官制度維繫著中華的道德和政治制度的穩定，以史為鑒，忠姦有辨、善惡有分，而中共奪得中國政權以後，完全改變了這種制度的傳承，徹底顛覆了中國社會傳統的價值觀念。中共政權戰天鬥地、無惡不作，為了掩飾罪行和為共產意識形態服務，大肆的篡改和歪曲古今中外的歷史，把文人和史學工作者改造成撒謊的工具和幫凶。
中共按照所謂的馬列主義歷史觀編纂教科書，按照中共的意圖任意肢解和改變中國的歷史現實，尤其是中共出現及統治以後的近現代史，完全變成了對中共歌功頌德和文過飾非的政治宣傳，從來都是先有結論，學者們後去研究、去為中共找所謂的歷史考證。比如，古代史中人們對神佛的信仰變成了老百姓生產力低下的幻想，儒家三綱五常的人倫教化變成了統治階級對百姓的禁錮和迫害，歷代帝王變成了殘暴的獨裁者；而現代史中將中共勾結蘇俄、暴力奪權說成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將國民黨領導的抗戰勝利說成是中共的豐功偉績，將60年代初因中共罪惡造成的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飢荒說成是「三自然災害」，將「十年」文革的浩劫歸咎於所謂的「四人幫」。
中共呈現給人民的歷史完全是墨寫的謊言，這也是其本性使然，要恢復中華原有的面貌和史實唯有解體中共，史官文化的優秀傳統才能有重放光芒的那一天。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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