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羅克因撰寫《出身論》於1968年1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1970年3月5日執行）年僅27歲。
這年冬天北京幾乎沒有下雪，氣溫卻一直很低。氣象學家說這是北京27年來最為寒冷的冬天。3月5日這天，天使投資人薛蠻子發出微博：「1970年3月5日，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執行槍決，年僅27歲……」
今天的年輕人會問，誰是遇羅克？
遺忘，對大量歷史事實的驚人的遺忘或者人為的遮蔽、切割，這是民族的羞恥，也許會埋藏著悲劇重演的萌芽。於我，那些歷史場景和各色人物卻沉甸甸地壓在心頭。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體育場·京郊盧溝橋畔
2008年8月，北京工人體育場，我去看阿根廷對美國的奧運足球賽，帶著索尼Z1C的小型攝像機。眼前是歡鬧喧騰的人群，梅西在球場上騰越奔跑，身影矯健。而我的思緒卻不時將這人聲鼎沸的場面切換到1970年3月5日。
那一天，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公判大會，數萬人被召集到這裡，高呼口號，支持對十九名「反革命分子」嚴懲：立即執行槍決。網友薛蠻子在微博中說的不準確，那天的公判大會是在工人體育場舉行，但處決現場不是在那裡。很費了一些周折後，我終於尋訪到當時的刑場，它位於舊的石頭盧溝橋南大約500米，永定河西岸的河堤外側下方。村民們告訴我，這裡舊地名叫南沙筒，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這裡就是北京市執行死刑的場所。1971年新的盧溝橋建成以後，刑場就遷移到河流的北邊去了。
接受採訪的幾個男女村民在少年時都來看過槍斃人的場景。有個女村民說他哥哥有一次還不小心踩到過人的腦漿。
在那個年代，「群眾專政」被認為是法律的創新。法國著名的左翼學者福柯在60年代是頗為著名的「毛主義」知識份子。他說：「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宣戰為的是奪取政權……任何戰爭都以勝利為目標，沒有人為正義而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很可能對剛剛被它擊敗那些階級實行暴力的、專制的、甚至是血腥的專政。在我看來，這是無可非議的。」
在與另一個法國「毛主義」者維克多辯論時，福柯對中國的執法形式十分讚賞，他說：在中國「國家機器並不執法，」其作用僅在於「教育群眾，給群眾以政治的訓練，開闊群眾的政治視野，豐富群眾的政治經驗，以至於群眾自己就可以決定：」我們不能殺這個人‘或者’我們必須殺死他‘。「（轉引自：郭建：《人還活著，他已經死了——一個中國人眼中的福柯》，《萬象》2000年9期）
顯然，福柯這裡的學說與文革時期令無數人膽戰心驚的「群眾專政」完全異曲同工，遇羅克的死刑判決就是由群眾討論的。1970年1月9日，北京市的「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公判大會之前的通告，在這一份通告上列出了20名「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供群眾討論。「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市公法軍管會」。在這份名單上，遇羅克名列第十。其罪名有：「遇犯思想反動，對我黨和社會主義懷有刻骨仇恨。1963年以來，散佈大量反動言論，書寫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惡毒攻擊和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陰謀進行暗殺活動，妄圖顛覆我無產階級專政。」這份通告最後還有一句話：「遇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
是的，今天的人們大概都不知道或者遺忘了文革期間一些流行詞彙，「一打三反」、「5·16」，有的詞寫出來青年人也很難讀懂，例如：「革干」、「惡攻」。他們不知道，這些詞帶著多少血跡和人的生命，至今依然是中華民族心理的巨大傷口。
1966年·北京東四北大街519號
北京東四坐落著一個有幾十年歷史的明星電影院，今天那裡已經是裝修一新，終日門庭若市。幾乎緊挨著它的北邊，有一個很小的死胡同，往裡走幾十米的右手是一個如今已經看不出的小院落，小院落的前面和左右都是擁擠的小平房。1942年5月1日出生於南京的遇羅克從7歲時隨家人遷居北京到1968年1月5日被捕，遇羅克就生活在這個小院裡。
我採訪中遇到的大部分老鄰居都很願意談論他，除了表示悲哀和惋惜，他們對遇羅克做出的最多評價是聰明、好學。一個遇羅克少年時的棋友說他可以同時跟三四個人下盲棋，還總是他贏。鄰居們對遇羅克的另一個深刻印象是愛看書，上公共廁所時都拿著老厚的大部頭書。從遇羅克家人、朋友、同學的回憶和他的日記中我得知他的閱讀涉獵廣泛。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波斯人信札》、啟蒙時期的作家蒙田的著作、《論語釋注》、《元曲別裁集》……就是這些書成了他思想火花的初始爆發點，就是這些書與他那敏銳、勤奮的大腦相撞，使他在1966年前後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不僅冷眼旁觀，還頗有牴觸和反思。遇羅克在日記中記錄了自己心路歷程，他是否知道，就是這些思想和文字很快就會被桂冠文人、思想警犬和專政工具的忠實衛士利用，將他的命運強力推入黑暗的絕路？
1966年1月29日：「治國者手忙腳亂，被治者日以繼夜，但成績卻不理想。1954年尚可公布預決算，今天連公布一下都不敢了……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15日：「去看《地道戰》，以後的電影，一定離不開讀毛著的鏡頭了，越來越滑稽。」
1966年5月2日：「讀《波斯人信札》一百餘頁，自有妙句：」對於宗教事業發展的熱心，並不等於對宗教本身的愛戴，而且熱愛宗教，遵守教規，絕沒有必要因此而憎恨與迫害不信奉的人。‘可把’宗教‘改為’思想‘或’馬列主義‘。「
1966年5月3日：「×××號召對毛無限崇拜、無限信仰，把真理當成宗教。任何理論都是有極限的，所謂無限是毫無道理的」。
這些日記摘錄發表在徐曉、丁東、徐友漁主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中。今天我們能看到這很少的日記片段，都是當時《光明日報》的記者、編輯用鋼筆從北京市中級法院塵封的檔案中一字一字抄錄下來的。現在，這些材料短時間內不容易被看到了。即使從這些日記中也可以看出，遇羅克這樣一個家庭出身一欄填寫著「資本家」幾個字的人在文革前就處處碰壁，他的考試成績非常好，報考大學時也挑選了比較偏冷的院校，但還是沒能獲得上大學的機會。到了文革浪潮興起，他這樣的「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子弟即使不說話，也是十分艱難甚至危險的。面對這種荒誕境遇，遇羅克依然做出了自己的抉擇。
1967年1月18日·北京1201印刷廠
1966年12月底，中學生牟志京在北京西什庫後庫的一個電線桿子上看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論》，「拜讀之餘，欽佩之情油然而生」。
他按照油印稿下面的聯絡地址找到六十五中，與遇羅克的大弟弟遇羅文相識。經過他們一番奔走，《中學文革報》在北京1201印刷廠付印，於1967年1月18日正式發行。當時這個印刷廠屬於部隊，位於現在北三環邊的花園路，它的庫房和舊車間現在成了一個大超市。我每次去買東西，車就停在廠子業務室門口的停車場。
《中學文革報》第一期的主要文章就是那篇由遇羅克撰寫的《出身論》，署名是「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遇羅克在文章中主要批駁的對象就是那幅在中國歷史上非常有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據說江青和陳伯達當時也覺得這幅對聯不夠正確，江青將其修改為「老子英雄兒接班，老子反動兒背叛」。遇羅克在文章中列數了多年來用家庭出身決定個人命運的種種醜惡現象，斥責了文革開始後紅衛兵對所謂「黑五類」子女的公開歧視和殘酷迫害。他在文章中發出莊嚴宣告：「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力，我們一概不承認」。
緊接著，《中學文革報》又連續印出了5期，刊發了《談「純」》、《「聯動」的騷亂說明瞭什麼》等多篇引起極大反響的文章。這些文章受到當時官方支持的《兵團戰報》、清華《井岡山》的猛烈攻擊，但在全國各地引起了極大的共鳴。讀者來信已經到了郵遞員不能負載的程度，遇羅文他們只好每天用三輪車到北太平莊郵局去拉回那三四千封來信。許多讀者在來信中向《中學文革報》編輯、作者們傾訴他們的悲慘遭遇和求得平等待遇的強烈心聲。
一個貴陽青年來信述說，自己在鬧市區看到熱心人手工抄寫的《出身論》，那是洋洋一萬五千字的文章。他讀到一小部分就抑制不住自己，嚎啕大哭起來。
今天閱讀這些文章，會看到其中用了許多文革時期的主流話語，比如「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之類。但是如果與遇羅克僅存的日記加以對照就可以看出，兩者的話語以及思維模式、根本價值觀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也許是遇羅克在那個極端惡劣政治環境中要想發出聲音所必須採取的唯一話語方式。當然，我們也不必拔高遇羅克，說他對於最高領導人發動文革的目標和走向都洞若觀火。但我們在他1966年5月10日的日記中就可以知道，他那時就從對鄧拓的批判中看出這個運動的矛頭指向遠遠要高於北京市委。
2008年，美國西雅圖的海岸邊，牟志京跟我回憶起自己在辦報時為了修改文章與遇羅克兄弟倆的爭論和對遇羅克的崇敬心情。對於自己，他有一種無端的自責。在得知遇羅克被判死刑時，他哭了。他後悔，總認為如果遇羅克的文章不在《中學文革報》發表從而造成那麼大的影響，也許不會被殺害。這時，成群的海鷗在我們身邊翱翔、號叫，搶食著遊人拋灑的麵包，年近六旬的牟志京眼中閃動著淚光。
（本文略有刪節，原標題：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紀念遇羅克罹難42週年）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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