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國民黨人的悲哀—勞改隊見聞

「勞改（Laogai）」這個特殊名詞已被載入了牛津大詞典，且在世界上聲名狼藉，以至當局不得不將全大陸勞改隊更名為某某監獄。雖然換湯不換藥，但足以顯現其心虛。當年勞改犯們修路、伐木、開礦、挖煤、採石棉、煉硫磺……所有這些艱險、高危、有害的苦活都是奴隸式的無償勞作，為當局創造了巨額的財富。而這種殘酷的奴役、壓榨被當局得意地吹噓為「偉大的勞改事業」、「毛澤東思想的獨創」、「改造罪犯最有效的方式」。

筆者從20歲被打成右派（後又升級為「反革命」）便開始與「勞改」結下「不解之緣」，幾十年中親眼見證了它的興衰變化，可以說是中國勞改資深見證人。那些勞改隊幹部，幾乎每天必念的一句咒語是：「人民政府就是要把你們改造成為改惡從善、自食其力的新人」，同時還得加一句「沒改造好，就別想出勞改隊」。至於怎麼才叫「改造好」，誰也不知道。

「從勞改隊成立時我就來了」　

說這句話的基本上都是原國民黨的黨、政、軍人員，有的甚至還是「起義人員」。按共產黨的政策「約法八章」：「只要放下武器，不再與共產黨政權為敵，一律既往不咎，還可量才錄用。」對「起義人員」說的更好聽：「革命不分先後，愛國便是一家」。可是這些話都是唬弄人的，沒殺你就算是「寬大」的了，老實入「隊」（勞改隊）「量才」接受「改造」吧。

我是1958年入「隊」的，因是「反革命」外加「重刑犯」，故關在四川瀘州專區監獄。當時的犯人小組長叫詹裕彬，雪發齒缺，一副龍鐘老態，是國民黨的一位文職軍官，還是「起義人員」。他見我像個孩子，便問：「你犯了啥罪啊？」我說：「右派外加收聽敵臺」。「判多少？」「判了15年。」我想他應為我嘆息，誰知他慶幸地說：「好、好、好，判得好輕。」我真有點生氣，以為他在調侃我，他解釋說：「我啥事也沒犯，還參加「起義」，可勞改隊一成立就進來了，還判20年。你又當右派，又收聽敵臺才判你15年，還不輕呀？」我無語。不久這個和善的老頭就去世了，算是「改造好」了。

梁鵬舉也是「勞改隊成立就進來了」的，是國民黨軍醫。此人更絕，我看過他的判決書，判決日期是1950年初，一張已發了黃的油印劣質紙，上面明明印著「判處梁犯死刑立即執行」。我嚇了一跳，這個人莫非是鬼呀？經他指點我才看清，「死刑」二字被鋼筆墨水劃了一直槓（當時中國的文書都豎排），算是作廢，同時在「死刑」旁邊，用鋼筆字寫了「無期徒刑」，並蓋上了紅色的私章印。我問他咋回事，他告訴我，死刑執行的前夜，勞改隊負責人來找公安局長說，勞改隊裡一個醫生都沒有，怎麼辦？公安局長和他曾是戰友，便說「老子送你一個嘛！」於是他把梁鵬舉弄來，將其判決書上「死刑」二字劃了一槓，添上「無期徒刑」，又蓋上局長大人的私章，於是梁某便來了勞改隊。可惜，如今這份判決書早已不知去向，否則將是中國「法制」史上珍貴的文物。

另一位勞改隊友王畢新，四川古藺縣人，在當地曾當過幾年的保長。當時的保長還沒有現在居委會主任的權力大。可是鎮反遠動一來，他就被抓了起來，關了一個多月。一天來了個當官的軍人，把他們十幾號人叫出去，就像公布考分似的：張三判刑15年，李四20年，王五……。王畢新被判了無期。王畢新便問：「請問我是什麼罪被判無期？」那個官答得更妙：「你他媽的自己犯的什麼罪還不清楚？還來問我？少廢話，沒有殺你就算寬大了，還不老實點！」他說的也是實話，「鎮反」中沒被殺掉的國民黨保長確屬鳳毛麟角。王畢新一直關到80年代初，鄧小平下令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原國民黨的軍政人員，他才得以出獄，和我一起「就業」。我們還是好朋友，他於數年前去世。

風都吹得進去，牛都拉不出來

語云「侯門深似海」，勞改隊的「門」可比海還深。進去容易得很，所以叫「風都吹得進去」，要出來那就難了，所以叫「牛都拉不出來」。我剛到瀘州專區監獄時，有個文質彬彬的書生，和我一起幹活。其父是國民政府駐日使館的一個工作人員，他本人因「文化特務罪」被判無期。我請問他姓名時，他說：我的名字就是「先生」兩字中間加個「我」字。在那樣惡劣環境中，說話還能如此幽默，可謂不失文人本色。這位「先我生」先生，當時不到40歲，改造中非常積極，除了幹活積極，還給大家讀報，指揮大家唱「勞改歌」，我還記得一點兒：「勞改當中兩條路，我們罪犯要認清……」。在學習發言中，經常聽他說：「我雖然是個無期犯，但我相信人民政府不會把我關死在勞改隊裡，我相信自己會改造好，回到社會上，回到人民懷抱，重作新人……」。可是「落花雖有意，流水卻無情」，他從50年代關到80年代，我們的「先我生」垂垂老矣，別說出勞改隊，無期徒刑也原封不動。

終於大赦來了，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全部釋放。先我生卻已一病不起，肺結核、肺心病、高血壓、心力衰竭，當第二天便要送他出獄時，他一激動血壓更升高，病情惡化。我當天在病房值班，想畢竟相識幾十年了，我走到病床前看望他，他拉著我的手，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我要回……回到……到社會上去，我不……不要死在勞改隊裡」。我幾乎懇求似地對他說：「先老兄，聽我一句話，你千萬別激動呀，明天一早就送你出去，出去又怎麼樣嘛！何必激動？！」我內心是想告訴他，全國都是一座大監獄，從這小監獄走向那大監獄，何必如此激動？當然這話我不敢說出口。但他就是平靜不下來，呈現全身衰竭，我們也不敢大量用鎮靜劑。到了凌晨４點左右，他呼吸開始不規則，隨著心衰也來了。黎明前他終於「走」了，永遠離開了勞改隊。

從勞改隊成立就進來，從青壯年一直關到死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豈止先我生一個？我見得太多了，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對黨早已五體投地臣服了，可是我們「偉大的黨」對他們就是一萬個不放心，要謹防天下大亂。

僥倖出來了，但已半痴半傻

有些僥倖出來了的人，由於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被改造的時間太長，對外面乃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另一些人更被「改造」得半痴半傻，說話行事令人哭笑不得。那位梁鵬舉軍醫，釋放出來後與我在宜賓市街上不期而遇。幾十年的老相識，我主動向他打招呼，他竟像通報喜訊似的對我大聲說：「哎喲，嚴生產員，我都得到人民政府的寬大了。」弄得周圍的人都用詫異的眼光看著我們，不知這「嚴生產員」是幹啥的。其實「生產員」就是勞改隊給「就業員」的一種別稱。

更令人尷尬的是，釋放的原國民黨人被關了幾十年，又老又有病。送他們回家，除了要有勞改隊幹部到當地公安局為他們辦入戶手續外，還得有個醫務人員帶點急救藥，以防他們死在路上。1980年，有大半年我幾乎都幹這個差事。由於他們習慣了勞改隊，開口說話必稱「報告管教」。大家坐在火車上，某人要去解便，竟然站起來，打立正姿勢，大聲說「報告管教，我要去解個小便」，勞改幹部一臉得意地答道「可以，去嘛！」弄得車廂內的乘客像看稀奇動物似的看我們。

有一次送黎某回瀘縣，我們先到滬州市，幫他將入戶手續辦妥，之後勞改幹部對我說「你送他去瀘縣，我還有點事。」從瀘州市到瀘縣過一座沱江大橋便是了。我也想偷懶逛一下街，所以把他送到離大橋不遠處便對他說：「你過橋回家好了，我不送你了，再見！」誰知不一會兒，他又慌慌張張回來找我，說：「管教呢，管教在哪裡？」我說：「你回你的家嘛，找他幹啥，還想念他呀？」他哭喪著臉說：「公安員不准我過橋，叫我滾開，過不了橋怎麼回家？」我當時也讓他搞糊塗了，仔細問他後，我才明白。原來沱江大橋上有個崗亭，站了個武警，是護橋的，這位老兄看見崗亭內持槍的兵，便按勞改隊的規距，立正、報告道：「報告公安員，我要過橋。」對方自然不懂這一套，白了他一眼，沒搭理他。他以為人家不同意，於是接連著二次、三次地「報告」。那個武警以為他是瘋子，便叫他「滾開！」我當時氣也不是，笑也不是，最後我拉著他的手，才將他「護送」過了橋。

丟掉沒人要的「包袱」

在鄧小平「大赦」之前，1975年毛澤東也特赦過在押的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人員。這批人年齡更大，關押到70年代別說謀生，連生活自理都困難。有位王一鶚先生，成都人，是國民黨二十一軍的團長，抗日將士。此人不但是愛國軍人，且頗有文采，還對京戲很內行，拉得一手好京胡。在勞改隊我倆成了忘年之交。他常悄悄出示一些當年抗日戰爭中寫的詩詞給我看。我還記得有「拼將熱血染疆土，喜看城頭舞漢旗」、「決戰沙場酒不濃，半輪明月似彫弓，男兒未管黃金印，瀟灑風懷憶小紅」。我問他：「小紅是誰？」他說是和他十分要好的一名京戲女演員。

「大躍進」中，我們在古藺「新生煤鐵廠」，廠長叫鄭守坤，酷愛看京戲，於是他叫王一鶚在囚犯中組個京戲班，並制了些道具服裝，名義是「活躍犯人的文娛生活」，實則是他要看。當時勞動強度非常大，又吃不飽，許多人都累死、餓死。王一鶚便把我選進戲班去。我悄悄對他說：「我不會唱京戲。」他說：這兒沒有女子，你年輕漂亮，把你扮成個丫鬟，站在夫人小姐身旁，只說幾句道白就行了。於是，我「混」進了戲班，躲避了許多重勞役之苦，這才免於被累死，可以說王一鶚救了我一命。他被特赦後，送回老家，妻子早嫁人了，兒女怕受株連也不管他，當地政府東拖西推。老人家最後生活無著，憤而投水自盡。我聽見這消息，心裏說不出的難過。

還有個人叫李昌凡，也是個國民黨軍官，60多歲，卻因中風留下後遺症，不但行動困難，說話不清，連大小便都要人護理。他有個兒子在重慶附近的萬盛地區。之前，已經有類似的人被送回家，但其家人拒絕不收，最後只能找當地政府施壓，非常麻煩。某日，監獄孫股長把我叫去，說：「你跟著蒲管教一道送李昌凡回家。他兒子還不知道李昌凡的病情，你們把他送到家，放下就走。一定要完成任務呀！」大有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樣子。

我只好遵命。沿路全由我背著上、下車，餵飯、解便也都需我護理。到了萬盛，蒲管教去公安局將入戶手續辦妥，然後，由派出所的人先去敲開李家的門。我衝鋒般地背著李昌凡衝了進去，把他穩穩地放在床上。李昌凡見到兒子不禁老淚縱橫，想說話卻吐字不清，不知他說些什麼；兒子、媳婦見了老人自然也一臉驚喜。沒等他們回過神來，蒲管教說：「他好多年沒回家，太激動了，你們等他休息一會兒，再和他說話好不好？我們另外還有任務，我們走了。」說罷遞個眼色給我，我們便轉身飛快離去。
最後一個是我的「笑話」

送李昌凡回家後，我們回到重慶，休息了一天。那時囊中羞澀，只能在街上去閑逛。我看見山城影劇院正在上映電影，票價才5分。我想這點「消費」我還能承受。我來到售票窗口，只見一張大白紙上面寫著：「毒草影片《決裂》示眾批判上映，外國人與四類分子嚴禁入內！」我像觸了電似的，嚇得回頭便走。走出幾十米外，才突然明白過來：我這個「四類分子」臉上又沒刻字，他怎麼認得出來？你怕什麼？想到這裡，當時我也禁不住想笑，但終於笑不出來。我一向以不接受他們的「改造」而自豪，今天看來自己還並未完全做到，我和那位過沱江大橋的黎先生也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毛式超級恐怖，無處不在，無人能倖免！

2010年12月6日完稿

本文略有刪改，原標題:苦笑背後的悲哀—勞改隊見聞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