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國策 八：臺灣必須走出歷史的陰影

第八章
臺灣必須走出歷史的陰影
——以自由的名義

一、引言

人類歷史上很少有哪個族群像臺灣人這樣，一方面前途波詭雲譎，凶險萬端，而另一方面其執政者卻刻意把前途描繪成錦繡一片，光明無限。波詭雲譎之處在於，上天都難以確定，中共極權體制將由於權力鬥爭引起的社會矛盾大爆發而如前蘇聯帝國那樣頹然崩潰，還是通過對外擴張，轉移矛盾，造成人類大劫難；凶險萬端之處在於，中共已確定把控制臺灣作為全球擴張的第一步，並把時間定在二零一二年底，而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激化，很可能要到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六年之間，才會造成中共極權難以承受的重大事變。

更令人感到波詭雲譎、凶險萬端的是，臺灣總統馬英九對這一切竟都視而不見，並宣稱只要循他的全面投降中共的路線走下去，臺灣將進入「黃金十年」。無論馬英九如此作為是基於政治白痴的愚蠢，還是出於姦猾政客的背叛，其結果都使臺灣的前景更加詭譎難測，凶險莫名。

面對艱難的命運，人無非有兩種態度：或者聽天由命，如殘花落葉任憑命運之風撥弄，或者像貝多芬那樣，一定要「扼住命運的咽喉」——貝多芬扼住命運的咽喉，創造出將在歷史蒼穹中迴盪千年不絕的音樂；臺灣人如果能夠扼住命運的咽喉，則會創造出自由的哲理和英雄的史詩。

為控制並主導自己的命運，臺灣需要大英勇、大智慧——需要大英勇和大智慧鑄成的大國策。在中共鐵血強權的逼迫下，尤其需要如此。只求諸於智慧而缺少英雄人格的國策，定無戰勝命運所必須的鋒芒，只能淪為小政客的鼠竊狗偷之計，如馬英九之流便是如此。只有英勇悲壯之氣，而少勢如海雨天風的大智慧，此國策定然與匹夫莽漢之勇一致，不可能具備征服命運所必須的策略運籌。

對那些在凶險的命運前聽天由命者，我默然無語如枯木。但是，我願為救臺灣保自由籌謀大國策，以助已經往生和依然活著的高貴的英雄——往生者，如鄭南榕，由於把自己埋葬在金色烈焰之棺中而成為守護臺灣自由的神；依然活著的英雄群體，則開始走上時代的鋒刃，準備與命運決一死戰。

為贏得屬於自己的命運，臺灣必須走出歷史的陰影——這是我為臺灣籌謀的大國策之第一策。臺灣現在處於三個歷史的陰影下；這三個歷史的陰影分別是：「國民黨」、《中華民國》及其憲法、臺灣的族群撕裂——「國民黨」正引導臺灣退回歷史的深淵；《中華民國》是把臺灣的命運囚禁在歷史中的政治牢籠；臺灣的族群分裂則正在使臺灣保衛自己自由的能量，消耗在歷史的廢墟中。

臺灣之所以必須把「走出歷史的陰影」作為大國策之首，根本原因在於，那些歷史的陰影是外在強權強加於臺灣命運之上的；不果決地從精神和政治意志的角度走出本不屬於臺灣的歷史陰影，臺灣就永遠不可能真正獲得主宰自己未來的權利；揹負命運所強加的別人的歷史，臺灣又怎麼能夠自由地書寫自己的情感與意願。

現在，中共和國民黨權貴聯手，企圖把臺灣釘死在歷史的陰影中。如果臺灣從精神價值到政治意志都死於歷史的陰影，臺灣也就徹底喪失了活在明天的可能。為了明天自由而有尊嚴地活著，今天必須走出歷史的陰影。

二、國民黨權貴走上背叛自由的政治自殺之路
——一個百年政治命運的終結

達賴喇嘛尊者以「共產黨該退休了」一語，委婉地說出中共應當退出中國歷史舞臺的真理。在臺灣，國民黨也應當退出歷史舞臺了。這不僅是由於國民黨曾經是命運強加於臺灣的外來的歷史過程，也不僅是由於國民黨已經喪失了在臺灣存在的現實合理性，更是由於國民黨權貴背叛臺灣的根本政治利益——自由民主體制，正在把臺灣推入中共極權政治控制之下。不是別人，正是國民黨權貴，逼迫臺灣作出重大的命運選擇：或者被國民黨的全面投降政策送上作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之路，或者為作自由人大步走出「國民黨」，這個歷史的陰影。

一百數十年之前，清朝戰敗於日本。為保其國家安全，清朝把臺灣出賣給日本。當其時也，沒有任何人想要費心徵求一下臺灣人的意見——你們願意不願意被出賣。而且，清朝的重臣還把臺灣形容為「鳥不語，花不香」的不毛之地，以為他們出賣臺灣作合理性解釋。六十多年前，幾個外在強權又賦予國民黨政權代管臺灣的權力。仍然沒有任何人費心詢問一下臺灣人——你們願不願意被國民黨代管。國民黨作為強加於臺灣的外來歷史過程，在臺灣歷史上留下的第一個痕跡便是猩紅的血跡，即二·二八大屠殺。在短短的時日內，二萬餘人被殺死，其中許多是臺灣的社會文化精英。按照當時人口比例計算，相當於一次性在大陸殺死近兩百萬人。據說二·二八已經平反，可是，並沒有人對這次大屠殺作為反人類罪進行法律追訴，就像德國人對納粹黨徒所作的那樣。這種情況說明臺灣人善良，還是表述臺灣人的軟弱？難道沒有人明白一個道理——為防止反人類罪的再次發生，必須對已經發生的罪惡實施正義的追訴和審判；未經追訴和審判就寬恕罪犯，乃是對犯罪的鼓勵。從中共的威脅和連戰「聯共製臺」的政治意志中，人們難道沒有感到國共兩黨將對追求自由獨立的臺灣人再次實施大屠殺的殺氣嗎？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全面敗退於臺灣。有許多人把國民黨的失敗或者歸罪於美國支持不力，或者歸因於蘇聯對中共的援助。這些觀點都有其特定的合理性。不過，失敗的根本原因，還在於國民黨喪失了大陸的民心。當時，中共以「民主聯合政府」的概念，對抗蔣介石的「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獨裁觀念，贏得知識份子的支持；中共以「土地改革「，實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對抗國民黨扶植大地主的政策，贏得了農民的支持；中共以扶助「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對抗國民黨扶植大賣辦資本的政策，贏得中小資本家和企業主的支持，從而全面贏得人心。再加上國民黨腐敗入骨，其又焉能不敗。

當然，中共建政後，立刻背棄了它對歷史和人民的所有承諾。它通過「合作化」，最終通過「人民公社」，完全剝奪了人民的土地所有權能力，將土地收為國有和集體所有。由於國家處於中共一黨獨裁之下，國有就是中共官僚集團所有，因此中共官僚集團成為中國唯一的大地主。它通過「工商業的資本主義改造」運動，搶劫了資本家和企業主的財富，中共官僚集團由此成為中國唯一的資本擁有者。它通過國家恐怖主義式的暴力，建立起人類歷史上最極端的極權專制，中國人從此變成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不過，即便國民黨是敗於中共對歷史和人民的無恥欺騙，但是，國民黨的專制、腐敗畢竟構成它那一個階段的歷史主題。

敗退臺灣之後，國民黨依然沒有推行民主的政治能力，而只懂得以專制對專制。於是，它借反對共產主義之名，在臺灣建立威權專制，執行人類歷史上最長的戒嚴令。幾十年的戒嚴，是表述臺灣人的精神恐懼、情感痛苦、自由和人權喪失的白色恐怖的長夜。「通共」，則是國民黨對臺灣人實施特務統治時期的最恐怖的罪名。

半個世紀日昏月晦，臺灣的勇者從未停止對自由的追求。那期間，有鐵窗後的艱難與頑強；有被迫流亡萬里的鄉愁與冷涙；有烈焰焚身的痛苦與悲壯。臺灣勇者對自由的苦戀，感動了命運。從蔣經國到李登輝，開黨禁、報禁，順天意民心，遂行民主，臺灣勇者的血淚和苦難終於怒放為自由之花。不過，歷史很快就證明，蔣經國、李登輝兩位先生順天心民意之舉，只是他們個人的良知和智慧的結果，而並不意味著國民黨的政治意志發生歷史性改變。

臺灣實現民主，國民黨失去執政地位。為此，連戰如喪考妣，萬里報喪，哭訴於中共暴政。連戰遂提出「聯共製臺」之策——「制臺」者，基於國民黨權貴對臺灣民主的刻骨銘心的仇恨，只因民主使其失去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特權；「聯共」者，表明國民黨權貴對極權專制的刻骨銘心的熱戀。無論仇恨還是熱戀，都出於極端的自私考量；考量間，沒有臺灣的利益，沒有自由民主的理念，只有對曾經擁有的特權無盡的懷念。一個政治家，一個政黨，自私到如此程度，已經喪失存在的社會價值。

反共，是國民黨曾經的國策，是其實行威權專制的政治理由。在漫長的戒嚴時期，國民黨以「通共通匪」的風流罪名威嚇臺灣社會，連花木草石都為之戰慄。現在，國民黨權貴突然變臉，視中共暴政為靠山，臺灣的民主如仇仇，卻不就其國策的一百八十度轉變，向臺灣民眾和歷史作任何解釋——國民黨已喪失對臺灣的基本的政治責任感，它只對自己的利益負責。

其實，背叛臺灣的獨立與自由之日，便是連戰和國民黨權貴淪為政治破落戶之時：其「聯共」，實質上只意味著投共，因為聯合需要政治資本，而連戰與國民黨權貴現在擁有的，只是政治破落戶的無恥；其「制臺」實質上也只意味著賣臺，連戰和國民黨權貴對於中共暴政的唯一價值，就在於出賣臺灣的根本政治利益，即臺灣的自由與獨立。

第一次失去執政地位的八年間，國民黨權貴情急萬分，向中共投懷送抱。中共為滅絕臺灣的自由與獨立，自是對國民黨權貴階層刻意撫慰，恩寵有加。於是乎，八年之間，中共與國民黨權貴已結成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休戚與共之關係。當然，這種表面上的平等關係，本質上乃是主奴關係——中共為主，國民黨權貴為奴。這不僅是因為國民黨權貴在大陸的巨額經濟利益的命運，完全操之於中共的政治鐵手，也不僅是由於國民黨權貴家族在大陸的榮華富貴完全由中共予與予奪，更是因為背棄臺灣的自由與獨立之後，國民黨權貴已失去政治立足之基，其政治命運只能隨中共的政治節律，作賣春之艷舞。中共形式上對國民黨權貴有禮賢下士之儀，實際上只把其當作可囬收利用的政治垃圾。臺灣一旦被中共控制，便是國民黨權貴的榮華夢驚醒之時；醒來後，必只有滿目淒涼，終生恥辱，百年失落——中共乃實用主義之徒，豈能長養無用之輩。

「反共」，是上蒼給國民黨安排的宿命。回顧國民黨在臺灣六十餘年的歷史，唯有蔣經國、李登輝二先生的順應天意民心之舉，可算政治榮耀。當前，在中共暴政假「統一」之名滅絕臺灣民主制度的圖謀逼迫之下，國民黨本應堅守反共之黨魂，瀝血明志，與臺灣的自由與獨立同生死，共存亡，以報臺灣六十餘年天覆地載之恩。然而，國民黨權貴卻反其道而行之，背悖政治倫理，見利忘義，賣臺求榮——國民黨權貴令人不能有一絲懷疑空間地向歷史表明，國民黨已經決意把自己同中共暴政，一個對中國人、藏人、維人、蒙古人犯下重重反人類罪的鐵血政權，一個人類歷史上最無恥的貪官污吏集團的命運拴在一起。國民黨權貴此舉乃是國民黨的政治自殺；從此之後，國民黨的存在無論對於中國大陸還是臺灣，都不再具有任何自由民主意義上的政治價值。投共賣臺，標誌著國民黨這個已歷百年的政治命運魂飛魄散；它雖然還存在於現實中，然而在政治價值上只不過是行屍走肉，塚中枯骨。對於臺灣，國民黨已成一片腐爛的歷史陰影。對於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也是如此。

馬英九執政兩年，國民黨權貴的投共賣臺之策大行其道。馬英九治國無能，安邦無方，唯媚共之術，花樣翻新，爐火純青。在馬英九政府曲意逢迎，盡心配合之下，中共統戰臺灣之計，呼風得風，喚雨得雨，兩岸的經濟統一、文化統一、媒體統一、宗教統一、教育統一，如急雨打芭蕉，已成中共極權政治統一臺灣之序曲。

面對如此危局，馬英九卻「不統、不獨、不武」，並自以為得計。殊不知，歷史必定會將這位「三不總統」作為笑料丑角，刻在恥辱之柱上。背叛自由與獨立者最愚蠢，因為，歷史的榮耀只會給予為自由和獨立而戰的勇者；背叛自由與獨立者，只能成為臺灣的千古罪人，受百世唾罵，萬年詛咒。

遙想百年之前，辛亥志士在中國，碧血黃花，呼喚共和，舉義武昌，滅千年帝制，也可謂慷慨壯麗，豪情如虹；反觀今日之國民黨權貴，兔兒爺與無恥政客共穴，狐鼠與蛇蠍一窩，出賣民主，背叛自由，投降中共極權暴政，使國民黨這個百年政治命運自絕於未來，而且還要用美麗的臺灣為國民黨的政治自殺來殉葬。——觀之思之，怎能不令人感概萬千，繼之以長風之嘆。

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政府正在把臺灣引向中共極權控制下的「統一」之路。那是通向政治奴隸的命運之路，那是臺灣的自由民主香消玉殞之路。臺灣若要作堂堂的自由人，必須首先走出國民黨這片腐朽的歷史的陰影。為走出國民黨的歷史陰影，至少必行如下數法：

第一法，發起對民主化之前國民黨當局種種反人類的全民調查和控訴運動。不要說國民黨控制的司法系統不會接受起訴——司法不受理，便向歷史控訴，向未來控訴，向臺灣社會控訴，向人類控訴。用全民的調查與控訴鑄成正義的銅鑒，讓銅鑒之中映出當年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反人類罪之罪犯的形象。這樣作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伸張歷史的正義，更是為警戒未來。

第二法，發起對當今國民黨權貴投共賣臺劣跡的全民調查與控訴——向臺灣的高天激流、大山綠野控訴。用全民的調查與控訴鑄成政治道德的銅鏡，讓鏡中映出背叛臺灣養育之恩的國民黨權貴的不仁不義之舉。這樣作不是為了勸誡，因為，國民黨權貴頑冥不靈，良知已泯，不受教化，而是要伸張現實的正義。

第三法，解構「中國國民黨」，創建「臺灣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可以分為兩部分，即權貴階層和普通黨員。國民黨權貴控制著國民黨全部政治和經濟資源，以及政策制定權；普通黨員只是被綁架在國民黨這個概念中的政治人質。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宿命就在於反共，不反共就等於自殺。現今國民黨權貴的賣臺投共政策，則是一種最卑賤的自殺方式，其前途只有一個：同中共政治協商會議中的其它「花瓶黨」一樣，成為政治裝飾物；必須比古代佞臣讚美皇帝更肉麻無恥地吹捧中共，將構成中國國民黨未來的命運主題。賣臺投共過程完成之後，國民黨權貴或許可受到中共暴政的賞賜；對於普通國民黨員，中共既沒有賞賜的必要，也沒有賞賜的興趣，相反，普通國民黨員還必須同臺灣人民一起，承受自由被強權剝奪的屈辱與痛苦。「上窮碧落，下黃泉」，我苦思冥想，為普通國民黨員之利害籌謀，唯一之出路就在於，跳下「中國國民黨」這輛被一匹發瘋的瘦馬拉著奔向絕境死地的破車，擺脫國民黨權貴的控制，進而解構「中國國民黨」，創建「臺灣國民黨」，讓自己的政治命運回歸臺灣。

第四法，在國民黨還基本遵守民主程序的情況下，在所有的選舉中，用臺灣人民的政治選擇權，以選票的方式，掃蕩國民黨，這片命運強加給臺灣的歷史陰影，還臺灣人民政治的晴空——腐爛的歷史陰影早該歸於歷史。

第五法，在國民黨權貴同中共聯手，破壞臺灣的民主制度的情況發生時，即人民主權已經無法通過民主選舉得到實現的情況下，臺灣人民應當實施在暴政前起義的權利，通過全民抗爭，人民起義，擊敗國共兩黨把臺灣帶回專制歷史陰影的圖謀，重申主權在民原則，重建民主秩序。人民擁有對暴政的起義權——這個思想源自先賢盧梭，而其真理性由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運動、辛亥革命、前蘇聯和東歐地區人民起義等人類的政治史詩論證。

三、《中華民國》已喪失臺灣主權之盾的作用
——一個被當代國民黨權貴埋葬在歷史陰影中的概念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概念構成一個政治悖論。這個悖論根植於中國近現代百年政治史，除非其中一個概念被抹去，凍結在歷史中的悖論無法解開。

憲法是國家意志的最高法律表現。《中華民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的主權訴求，基本上重迭於同一片領土。可見，這兩個國家意志的法律形態處於針鋒相對的狀態。就像天空不可能有兩個太陽並存，一片領土不可能承載兩部主權訴求的憲法；就像一個女兒不能同時許給兩個婆家，一片領土不能夠同時被兩個國家意志擁有。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共戴天；生死對決中必有一個血濺五步，屍橫當場——這是上帝也無力改變的歷史宿命。現在，《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係的死結，就勒在臺灣的咽喉上。

中共暴政對於《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生死冤家關係的實質，有清醒的認識，而且清醒到冷酷的程度。所以，即使在胡錦濤試圖用統戰陰謀把臺灣誘入專制陷阱的過程中，中共也從來沒有絲毫含糊地不斷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在此基礎上，中共的「一國兩制」的統一方案，也意味著取締《中華民國》的國號和憲法，《中華民國》管轄的臺灣只能成為中共管轄下的一個地區，而作為中共極權政治的國家象徵，《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唯一的主權表述——中共一定要徹底否定《中華民國》，以確立其對中國統治的唯一合法性，以及確立對臺灣的統治權。

與之同時，為給馬英九政府關於兩岸關係正「互利雙贏」、「和諧發展」等一系列夢囈提供理論基礎，賣弄小聰明的國民黨文人構思出所謂「一國兩府」、「一國兩憲」之類的理論。這類理論的共同點，就在於不敢正視一個由基本法理提出的逼問：「一塊領土如何能同時被兩個主權意志管轄？」

國民黨文人不敢正視逼問，是因為國民黨小政客馬英九之流，既沒有勇氣否定中共暴政的主權合法性，又沒有勇氣否定中共對臺灣的主權要求，卻又幻想同中共「互不否定」。事實上，中共徹底否定《中華民國》和否定臺灣主權的意志，向來裸露在天日之下，從無遮掩，無人不知。馬英九竟想掩盡天人耳目，讓歷史相信他已同中共達成互不否定的默契。「互不否定」只是馬英九為他的政治投共政策辯護的託詞，是一種欺騙。

在《中華民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主權指向集注於同一領土時，無論哪一方，都只有否認另一方的主權的合法性，才可能確立自己的合法性。在中共對《中華民國》和臺灣主權的咄咄逼人的否定前，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對中共的「不否定」，實質就是消極地承認中共對臺灣的主權訴求。這難道不是政治投降嗎？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政府的投共賣臺國策造成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中華民國》及其憲法已經完全喪失臺灣國家主權之盾的作用，並成為籠罩在臺灣命運上的歷史陰影。那是臺灣不能承受之重，也是臺灣不應當承受之重。以中共圖謀二零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和馬英九的投降叛賣為背景，《中華民國》及其憲法對臺灣的致命傷害，主要表現為下述諸方面：

（一）《中華民國》的概念及其憲法，已經成為臺灣衝破中共的外交封殺的法律障礙。

根據現代法的精神，「主權在民」原則構成政權合法性的基礎。中共依靠暴力奪取國家權力，並且用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維護徹底否定「主權在民」原則的一黨極權專制，所以，從現代法的精神的角度審視，中共暴政不具有合法性。然而，這又是一個實用主義，而非理想主義主導的時代。基於諸種實用主義的考慮，國際社會接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絕大多數國家同挾持了十五億人的中共暴政建立起互相承認的外交關係——所謂外交承認，首先就是承認該國對其領土的排他性的唯一管轄權。

《中華民國》憲法所宣示的領土，絕大部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迭。在此情況下，當臺灣以《中華民國》之名要求國際承認時，已經同中共暴政建交的國家根本沒有認真考慮臺灣訴求的法律空間。因為，在兩個國家對其領土的主權宣示是同一個標的時，任何其它國家都不可能同時承認這兩個國家的主權合法性。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絕大多數國家都保持相互承認主權合法性的外交關係，所以，臺灣以《中華民國》之名開拓國際生存空間的努力，就是在石板上播種——其它國家如果回應這種努力，就等於否定了它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關係的合法性。那麽，《中華民國》憑什麼可以讓別的國家自我否定其行為的合法性呢？馬英九，這位《中華民國》總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否認」的承諾，又使《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的主權宣示顯得荒謬——一國總統自己都不否認另一個國家對他的領土的主權要求，又怎麼有資格要求其它國家承認它的主權宣示呢？

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行。由於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的自我糟蹋，《中華民國》已經沒有為臺灣主權正名的國際法的能量和價值。故此，臺灣欲確立國際法上的主權地位，必先走出《中華民國》及其憲法的歷史陰影，為自己正名——上帝只救助有勇氣自救者；自己不敢為自己正名，這個世界上便沒有人會為臺灣正名。

（二）《中華民國》的概念已經成為中共暴政囚禁臺灣自由命運的政治鐵牢；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則是看守這個鐵牢的獄卒。

兩岸關係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中共竭盡全力從國際關係中抹去《中華民國》的概念，並通過不斷的政治宣示否定《中華民國》的主權能力，與之同時，卻又絕不允許臺灣人放棄《中華民國》的概念，更不允許臺灣人修改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提出主權主張的《中華民國》憲法，而且聲稱，臺灣只要修憲就意味著戰爭。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怪現象？

其實，這種表象上的自我矛盾，是由實質上一致的政治邏輯所主導，既中共所作的一切，都以有利於控制並消滅臺灣的民主制度作為基本出發點。既然國際社會接納一個聲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基本重迭的《中華民國》的現實可能性已不存在，那麽，將臺灣固定在《中華民國》的憲法框架內，與窒息臺灣獨立主權的國際空間就是同一回事。此其一也。

另外，把臺灣與《中華民國》捆綁在一起，就等於把臺灣囚禁在中共和國民黨共同演繹的黨國歷史陰影中；臺灣就只能活在屬於別人的歷史中，永遠沒有出頭天。臺灣唯有拋棄《中華民國》憲法，才能創造出符合自己的歷史邏輯和未來自由命運的《臺灣憲法》，而《臺灣憲法》乃是為主權正名，擊破中共控制封鎖，走向國際社會的法律基礎——面對中共暴政的滅臺戰略，沒有《臺灣憲法》，就沒有臺灣的自由命運；囚禁在《中華民國》憲法的鐵牢內，前途只有一個，即作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因為，《中華民國》憲法創立的主導者國民黨權貴，已經背棄了國民黨自己的歷史，拉開全面投共的序幕。對於上述邏輯，中共瞭然於胸，故而竭盡所能，阻止臺灣修憲、制憲運動。

如果說《中華民國》憲法已成中共用以囚禁臺灣的鐵牢，那麽，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政府則起著看守鐵牢的獄卒的作用——他們不准臺灣通過修憲走出這個鐵牢半步。其實，從連戰投共賣臺的「破冰之旅」起，國民黨權貴就已經棄絕了《中華民國》及其憲法，但是，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政府卻不允許臺灣人民以自由獨立的名義修憲。究其原因，蓋因為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視《中華民國》為包裝禮盒，要把臺灣包在其中，獻給中共當局，作覲見之禮，以換取中共對他們個人和家族的賞賜。換言之，國民黨權貴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國民黨權貴縱火，試圖在焚燬《中華民國》概念的同時，也焚燬臺灣的自由命運；臺灣的民眾則想要在最危險的時刻，通過修憲，為臺灣點亮一盞自由命運之燈。

（三）《中華民國》的概念已經成為中共把臺灣的命運束縛在其統戰陰謀內的鐵鏈。

據中共黨史研究室一份保密的資料記載，鄧小平臨終前五個月，曾有一次專門談過臺灣問題。談話中他說：「… … 要發出一個明確的信號：臺灣只要用官方的名義修改憲法或者改變國號，那就意味著戰爭。對於這一點要毫不含糊。在我們統一臺灣之前，《中華民國》不能降旗。… … 《中華民國》現在是我們和臺灣之間的一條重要歷史紐帶。只要這條紐帶在，臺灣就跑不了；國民黨的將領和老兵，還有他們的子女對大陸就會有感情。畢竟《中華民國》是他們政治的歷史，他們這個政治歷史的故鄉，是中國歷史。… … 我們在國際上要反對有人利用《中華民國》搞兩個中國的陰謀，但又要嚴格防止臺灣改旗易幟。作到這一點，對於對臺灣的統戰大有好處… … 。」

上述引用的鄧小平談話，足夠清楚地說明瞭當前《中華民國》這個概念對中共統戰臺灣的價值，我們再作任何解釋，都屬贅述。事實上，只要頂著《中華民國》這個凝結了太多歷史悖論的政治概念，臺灣就不可能以清晰明確的主權的名義，開拓出屬於自己的國際生存空間。現在，在中共的壓力下，國際社會把臺灣稱為「中華臺北」，而不是《中華民國》；中共官方更明確規定，從臺灣進口的貨物必須標示「中國臺灣」或者「中國臺北」，而絕不許用《中華民國》的標識。同時，中共卻又為了推行統戰陰謀，用戰爭相威脅，迫使臺灣不得修改憲法，並必須戴著《中華民國》這個政治枷鎖——鐵血強權的邏輯，橫蠻無禮一至如此，豈非欺人太甚。

綜上所述，對於臺灣，《中華民國》及其憲法只意味著歷史的荒謬和現實的困境。

一個族群需要一個國號，一部憲法，根本原因在於要通過其確立並維護族群的自由和獨立。現在，中共暴政利用《中華民國》這個概念，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在國際社會孤立臺灣，在臺灣內部推行統戰。《中華民國》不再是保衛臺灣自由與獨立的主權之盾，而是中共暴政絞殺臺灣民主制度的鐵索。

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政府對中共的「不否定」的政策，已經埋葬了《中華民國》這個概念，因為，不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的領土範圍，《中華民國》憲法所確認的領土範圍就是非法的。馬英九的全面投共政策，更是斷絕了《中華民國》的歷史命脈。

面對如此困境，臺灣只有一途，即果斷地改憲易幟，把實質上已被國民黨權貴的投共賣臺政策埋葬的《中華民國》扔給歷史，以清晰的國家形象走向未來。不走出歷史的陰影，就只能和荒謬的歷史一起腐爛；走出歷史的陰影或許會面對鐵血強權挑戰的鋒芒，但是，戰勝挑戰，便將贏得自由的未來。即使失敗了，也會成為英雄的史詩——那總比在歷史的陰影中腐爛而死好得多，至少，對於高貴而自由的靈魂是如此。

四、臺灣，屬於所有生活在臺灣的族群的命運共同體
——臺灣族群大和解

人是理性的動物，更是情感的動物。理性意味著利害權衡，情感表述心靈的愛憎。雖然人在現實中常讓情感屈服於利害權衡，但是，情感卻離心靈更近，所以也常能以潛意識的方式深刻影響人的意志。族群的情感撕裂——這是國民黨權貴的威權專制留給臺灣的最惡毒的政治遺囑之一；也是情感影響意志的負面案例。

歷史和命運在臺灣形成四個族群：原住民、早期大陸移民、客家人、外省人。外省人專指隨國民黨來到臺灣的族群。

專制與特權同生共長，形影不離。在國民黨對臺灣實行威權專制期間，政治特權竟然轉化為具有「種族」歧視性的情感，即外省人對早期大陸移民的族群歧視。由於歷史的原因，外省人與專制權力離得更近，某些因專制權力而自覺「高貴」的外省人，把臺灣本省人叫作「臺芭子」，以示輕蔑之意。漫長的戒嚴時期，國民黨權貴更多使用外省人掌握壓抑社會的專制機器，進一步使「外省人」的概念同政治特權聯繫在一起。

族群撕裂是國民黨威權專制埋在臺灣歷史中的仇恨的種子。臺灣民主化之後，臺灣本省人對長期白色恐怖統治的政治憎惡，相當程度上又演進成對外省人的情感排斥。儘管有鄭南榕這類偉大的先知，用生命超越族群分裂，呼喚屬於整個臺灣的自由，但是，族群的情感撕裂仍然成為臺灣走向自由獨立的重大障礙。看來，受傷的情感比留在骨頭上的傷痕更難癒合。

對臺灣的前途最深刻的危險之一，在於族群情感的撕裂，轉化成以「統獨」劃界的所謂「藍綠」之間政治意志的分歧。由於包含了太多情感的因素，藍綠民眾間的統獨分歧，常常進入非理性的狀態。而雙方民眾也很少有人意識到，統獨之爭乃是一個偽概念。

對於藍營民眾，說統一是偽概念，並非僅是因為兩岸現在根本不存在統一的政治基礎——極權政治和民主政治不可能統一於一個國家的概念之中，更是基於同藍營民眾切身利益直接相關的理由。

藍營民眾中相當一部分人是六十年前隨國民黨從中國退到臺灣的。他們及其子女對中國故土的思戀和關愛乃人之常情，理應受到尊重。不過，藍營民眾又必須清醒地面對一個冷酷的事實：現在中國是中共官僚集團用一黨專制的極權體制統治的地方，中共官僚集團才是中國唯一的主人；中國已不屬於他們，他們回到中國將無立錐之地；即使回中國經商暫時還能受到歡迎，那也是由於臺灣仍然處於自由之中，一旦臺灣被中共控制，他們將立刻淪為「二等公民」。

藍營民眾還需要認識到，中共統治之下，中國已經文化亡國，變成德國猶太人馬克思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中國不再是可以回歸的祖國；臺灣這方水土養育了他們和他們的子女歷經六十餘年，天下雖大，唯有臺灣才是他們能夠安身立命的家園，唯有臺灣才是他們需要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的祖國；失去臺灣，他們將淪為亡國奴，他們將無家可歸；失去臺灣的自由民主制度，他們將失去權利和人的尊嚴的主權保障。

藍營民眾基於故土之情而產生的統一願望當然應當受到法律的尊重，但是，這種願望只有超越單純的情感，成為成熟的理性，才可能與臺灣的自由命運一致。我不揣冒昧，願將藍營民眾統一願望理性化的要點歸納如下，以就教大方。

其一，當前兩岸不存在統一的政治基礎，極權專制與民主制度不可能共處於同一個國家中；統一是下一個歷史時期才有可能性的話題。更具體地講，中共暴政，這個一黨獨裁的專制政府，根本就沒有資格成為進行統一談判的對話者。

其二，只有中國實現民主化，並將國家體制改建為聯邦制，兩岸才可能，而不是一定統一。只有聯邦制下的統一，臺灣才可能是其中自由並相對獨立的一員，而不是被倂吞，被控制。

其三，對於臺灣，有尊嚴的統一的前提在於首先擺脫歷史的陰影，宣布獨立建國，成立《臺灣共和國》。因為，聯邦國家是自由人民的自願結合；當前在中共謀臺十萬火急，馬英九賣臺急不可待的情況下，成立《臺灣共和國》，乃是挫敗中共統戰陰謀和馬英九賣臺政策，保衛臺灣自由的唯一之策。臺灣如果失去自由，也就失去了統一的政治前提——沒有獨立的政治人格，臺灣就只能被中共專制所吞倂，哪裡還有以自由人的資格加入聯邦的可能。

其四，全體臺灣人民的自己決定自己政治命運的權利，構成統一還是獨立的終極根據。所以，只有在臺灣全民公決的法治程序中取得多數認同，統一才具備合法性基礎。

其五，在統一問題上，藍營民眾應當劃清同國民黨權貴的原則界限。藍營民眾的統一情結源於故鄉之情，國民黨權貴追求的所謂「統一」，乃是賣臺投共，是偽「統一」，真賣臺。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現在，馬英九政府名義上通過「不統、不獨、不武」實行欺騙臺灣人民的緩兵之計，實際卻全面投共，使國門洞開，中共對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統戰滲透，如洪水猛獸，一發不可收拾。不作為就意味著等待，那麽「三不」總統馬英九在等待什麼？我相信，他是等待在全面投降政策配合下，中共統戰臺灣的戰略水到渠成之後，再同中共簽訂否定臺灣獨立地位的政治和平協議，而且時間或者是在二零一二年秋，胡錦濤在中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上交出總書記職位之前，或者是在二零一三年春，胡錦濤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交出國家主席職位之前——這不是推斷，而是中共作出的國家決策，而且有充分線索表明，中共的國家決策已經被某些國民黨權貴奉為天音聖旨。

如果藍營民眾囿於歷史的情感因素，不能以清醒的理性洞悉，國民黨權貴階層是在假「統一」之名，行賣身投靠於中共之實，那將是一個歷史會為之垂淚的情感悲劇。而中共暴政和國民黨權貴的陰謀一旦得逞，臺灣人民，也包括藍營民眾在內，都將淪為中共專制的政治奴隸。請藍營民眾熟思之。

統獨之爭對於綠營民眾也是深刻關乎情感的問題。由於二·二八屠殺，由於人類歷史上最長的軍事戒嚴期的白色恐怖，由於國民黨權貴的蔑視和侮辱，綠營民眾對「中國」這個概念不能不充滿厭惡，因為，使他們長期承受苦難、恐懼和屈辱的國民黨威權專制就來自中國；現實又告訴他們，中共暴政，另一個來自中國的鐵血強權，將再次把不自由的命運加諸於臺灣。

綠營民眾對中國的厭惡如臺灣的花草樹木一樣自然而真實，也和藍營民眾對大陸的故鄉之情一樣，源於曾經的命運。不過，綠營民眾也應當理性地對待相關的情感，應當對藍營民眾的故土之情給予理解。之所以應當如此，是因為在族群情感血淋淋撕裂的條件下，臺灣通過獨立建國，衛護自由，抗爭強權的事業，將遭遇重大困境。

許多臺灣人深情地把臺灣稱為海洋國家。如果想真正成為海洋國家，主要並不取決於地理位置，而取決於臺灣是否擁有海洋般寬廣的胸懷，是否能給人以充分的、合法的自由。精神形態的多樣化，不同思想情感的共生並存，乃是一個國家政治胸懷和自由度的象徵。一個不能容忍不同思想情感的國度，即使處於萬里大洋之中，也不配稱為海洋國家。

我願把先哲伏爾泰的一句話送給臺灣：「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發表自己觀點的權利。」我也希望，臺灣綠營民眾和藍營民眾之間，不要因為情感的差異和觀點的不同而互相不共戴天，不要讓你們情感的衝突，撕裂了臺灣；要知道，無論對於你們中的哪一個族群和哪一個個體，臺灣現在都是唯一能夠安身立命的地方——世界遼闊，天地萬里，而臺灣則是你們唯一的祖國。

其實，臺灣創立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經可以為多種精神形態和思想觀念的並存，提供足夠的空間；關於國家的命運和其它公共事務的不同意見，也能夠根據法治原則得到解決。臺灣初步具備了不必為思想觀念的不同而互相仇恨的政治寬容度和法律自由度。不過，對藍營民眾的故土之情的理解，絕不等於應當對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政府兩岸政策的寬容。藍綠民眾相互理解的利益共同點，在於臺灣自由獨立的國家狀態和民主制度。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政府的賣臺投共國策已經超出思想自由的範疇，而屬於背叛臺灣自由、獨立和民主制度的賣國行為；無論從政治還是法律的角度審視，這都意味著犯罪。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政府的背叛，既傷害了綠營民眾的根本利益，也傷害了藍營民眾的根本利益，而且傷害得更深刻，因為，那種傷害中包含對藍營民眾的情感褻瀆和玩弄；國民黨權貴辜負了藍營民眾對他們的政治信任。

促成藍綠民眾相互理解，並在法治軌道上解決分歧，從而治癒族群情感撕裂的傷痕——這是一切忠實於臺灣自由獨立的政治人士和知識份子的共同責任。從目前的狀況看，對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政府基於私利實施的投共賣臺國策揭露的越深刻，越徹底，便越有利於藍營民眾看清他們背叛臺灣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本質，也就越有利於綠營民眾和藍營民眾超越情感的隔閡，在衛護臺灣的自由和獨立的意義上，形成政治的合力。

藍綠雙方民眾在情感和觀念上的族群撕裂，是命運留給臺灣的歷史陰影，是國民黨權貴在臺灣命運上刻下的一個世紀毒咒。當今的臺灣，外有中共相逼日甚，內有馬英九政府叛賣日急，可謂險若累卵，危如臨淵。如果再復以激化的族群撕裂，則其勢難以逆料。因此之故，走出歷史的陰影，破解國民黨權貴對臺灣的毒咒，精心醫治族群情感撕裂的傷痕，乃是當前臺灣大國策不可或缺的內容。

「你真的愛臺灣嗎？你真想臺灣自由獨立嗎？如果有真愛真情，就要每分每時，每事每行，都把彌合族群情感傷痕記在心間。」——這是臺灣的命運對每一個臺灣人的時代囑託。

以臺灣自由獨立之名，實現族群大和解，讓臺灣成為所有生活在此的人們的命運共同體。——這是時代對臺灣人的期待。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