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國策 七：中共內部權鬥和社會危機

第七章
中共內部權鬥和社會危機的交互作用
——偶然性與必然性導演的戲劇

一、引言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中共未來前途的預測，有兩條典型的錯誤思路。一條思路是把中國民主化的希望主要寄託於中共主動放棄專制，自我改良；另一條思路是把中共極權崩潰的希望主要寄託於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的激烈化。「六.四」屠城之後，中共已淪為政治黑手黨，並開始用極權政治和警察國家的最墮落的方式，即特務統治來維持政權，徹底喪失了政治改良的意志和政治能力。指望中共主動進行民主化改良，就像期待魔鬼會變成上帝一樣荒謬。但是，以為單靠中共內部權鬥就可以導致中共暴政崩潰乃是另一種幻想——中共權力鬥爭沒有那樣巨大的創造歷史能量。

必將把中共推出歷史進程之外的基本力量，乃是以財富和權利的極端兩極分化為中心的社會矛盾；更準確地說，是發展到極端的社會矛盾的政治意志化。

此前我們討論中曾提到，毛澤東、鄧小平先後主政期間，權力鬥爭有數次使中共專制瀕臨大崩潰的邊緣，只是由於偶然性的垂愛，中共才得以避過劫難，繼續存在。不過，一次又一次偶然性後面，我們應該看到某種必然性的陰影，即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社會矛盾政治意志化的條件還不成熟。因此，中共內部權鬥還難以產生引發中共極權政治崩潰的效應。

所謂社會矛盾的政治意志化，一言以蔽之，就意味著絕大多數民眾都意識到，中共暴政是一切不公正、不正義的根源，是社會悲劇和社會罪惡的根源；徹底廢除中共一黨專制的極權政治，是重建法律正義和社會公平的政治前提。

社會矛盾的政治意志化，乃是民眾民主政治意識的覺醒。然而，毛澤東、鄧小平先後主政時期，絕大部分民眾還在中共製造的政治謊言中沉睡，中共還有欺騙社會和時代的政治能力。所以，僅憑激烈的中共內部權鬥，不足以從實質上改變中國的歷史進程。

當代中國，社會矛盾的極端化和政治意志化已成必然的趨勢，中國的社會矛盾爆發的必然性，只是在等待一次偶然性的機遇來觸發。如果按照中共政治邏輯的自然發展，這個偶然機遇將來自中共「第五代」全面掌握最高權力後的中共權力鬥爭的激烈化；如果胡錦濤統戰滅臺的政治戰略遭遇重大挫敗，這個偶然性機遇將可能在二零一二年出現——這是本章討論將得出的判斷。

為使讀者更清晰地理解上述判斷，本章還會對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中共權鬥對極權體制的侵蝕，以及當前一個時期，即二零一二年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之前，中共權力鬥爭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作出具體分析。
就在全世界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小政客都熱衷於談論關於「中國崛起」的話題之際，正當國民黨權貴爭先恐後地將自己的政治前途拴在中共的褲帶上，而馬英九急於通過簽訂ECFA把臺灣的經濟命運的控制權交給中共之際，中國的社會矛盾已如狂風暴雨過後三峽高壩內的蓄水，波瀾動盪；只待中共權鬥的一道雷電，劃破鐵幕，殛裂大壩，社會矛盾的大洪水便會洶湧而下，如天河倒傾，一瀉萬里，淹沒歷史。

中共的最後崩潰將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導演的戲劇——必然性來自財富和權利極端兩極分化的社會大危機；偶然性來自中共內部權鬥的再次社會化。

二、當代中共權鬥如何蝕裂極權體制
——沒有公正規則的競爭

本質上，中共內部權力鬥爭是以權力貪慾為基本動力的、沒有任何公正文明規則的競爭；這個競爭只遵守獸類的叢林法則，即弱肉強食——最殘忍、最陰險、最無恥者，再加上命運的賜福，便成為勝者。不過，中共總是竭盡全力，用政治理想主義的謊言掩飾權力鬥爭的本質，以證明極權政治的合理性。隨著共產主義政治道德基礎在實踐中的崩潰，江澤民、胡錦濤時期，中共權力鬥爭的本質越來越清晰地從謊言後裸露出來。沒有公正文明的規則為標準，任何競爭都意味著醜陋人性的搏鬥，而中共權力鬥爭中的人性則有時醜陋到荒唐至極的地步。為讓讀者對中共權鬥的本質有直觀的理解，試舉成克傑案例如下。

成克傑，原廣西政府主席，後升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因貪腐的罪名被中共處決，成為中共歷史上以貪腐的名義受到處決的最高級別的官員。其實，江澤民、胡錦濤時期，中共都在執行一個絕對保密的內部規定，即紀律檢查委員會無權管轄涉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案件；三副（指國家副主席、副委員長、副總理）以上官員，不得判處死刑。這個規定實際上使中共政治局常委九個人組成的寡頭集團，擁有超越黨紀國法之上的特權，也使所謂「三副」獲得免死金牌。成克傑官至副委員長卻被處死，並非由於其罪行嚴重，而是由於江澤民批示，要求判處成克傑死刑。

成克傑臨刑前寫成的「生平自述」中，披露了他被判處極刑的原由。數年前，江澤民的情人，歌星宋祖英到廣西遊玩。成克傑的情人李成設奢華之宴，招待無冕之國母宋祖英，希藉機攀龍附鳳。然而，世事難料，風雲突變。宋李二女皆好酒而少量，且復驕橫潑辣；數杯之後，一言不合，便生尋釁之心。宋祖英放言：「你家成克傑的官還不是老江賞的。我只要一句話，就可讓老成丟官——看你還能仗誰的威風？！」李成回敬道：「我家老成官雖小些，卻是真男人，不像你家老江，連鬍子都沒幾根，去演李蓮英最合適。」

酒醒之後，李成自知可能妄言招禍，遂將此事訴於成克傑。成克傑不免用紅顏禍水之話責備一番。但成克傑畢竟是有情有義的真男子。李成一旦淚下如帶雨梨花，成克傑便生憐香惜玉之意。於是，二人合謀，共商善後之策——正是從那時起，成克傑才開始大規模向海外轉移資產，以圖尋機遠颺避禍。殊不知，成克傑善後之舉，不如江澤民報復之行迅速，遂致成擒，並遭處死。

成克傑在其「生平自述」中指稱，江澤民是鼠肚雞腸、睚眥必報、陰狠惡毒的小人。此份「生平自述」被列為絕密文件。然而，能令人大感興趣者自有「不脛而走」之能；成克傑「生平自述」的內容早已成中共官場佐餐之上品談資。其令人感興趣之處不在成克傑戀情之悲劇，而在中共權鬥的荒唐與殘酷。我們至少能夠從下述幾個視角看到，沒有公正規則的權鬥正在如何侵蝕中共極權政體，渙散中共官員對暴政前途的信心。

第一個視角。江澤民、胡錦濤主政時期，中共權力像印度夏天炎日下路旁的死牛，不僅無可阻止地迅速腐爛，而且腐爛入骨。權力的普遍深度腐敗已經構成中共暴政的一種政治危機之源。為鞏固中共執政地位計，應當採取有效措施，遏制權力腐敗之速度，以緩解政治危機。但是，現在中共的反腐敗已經成為權力鬥爭的最主要的形式，反腐敗是為擊敗權力鬥爭的對手；權力鬥爭的失敗者被冠以腐敗的罪名，陷入政治的絕境死地，而權力鬥爭的勝利者則會控制更大的腐敗權力。上述情況引發下列三項效應：

其一，反腐敗的目的不在於徹底清除造成權力腐敗的機制，而在於致權力鬥爭對手於死地。目的虛假性決定了過程和措施的低效率，即中共的反腐敗的行為和措施不可能具備有效遏制腐敗，緩解中共政治危機的能量。

其二，由於「反腐敗」是貪官汚吏之間權力鬥爭的對決，而獲勝的往往是鬥爭中更狡猾、更強悍的一方。所以，一種惡性循環便不可避免——每一次反腐敗行為都是更具腐敗能力的貪官獲勝，而獲勝的貪官又會進一步強化腐敗的程度。如此一來，中共的腐敗可謂雪上加霜，霜上復雪，不斷循環，持續深化，直至末日。

其三，數千萬中共官員現在基本都淪為一聽到金幣的撞擊聲就會亢奮起來的動物，權力鬥爭的勝敗相當程度上要取決於鬥爭雙方的經濟實力。官員增強經濟實力只有一途，即充分有效地運用腐敗權力。於是，就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反腐敗越激烈，表明中共內部權鬥越激烈；權鬥越激烈，中共官員便越要強化運用腐敗權力的力度，以便為權鬥中獲勝積蓄更大的經濟能力。經過上述中共政治邏輯的運行，反腐敗行為不僅不具有遏制腐敗的效應，反而成為權力腐敗的加速器和倍增器。

事實上，中國民眾早已看透中共反腐敗的虛偽本質。儘管每日每時都生活在腐敗權力的沈重陰影下，中國民眾對中共的反腐敗卻十分反感。因為，中共的每一次反腐敗都必然伴隨著一大批官員的輪換——權力鬥爭的直接失敗者進入地獄，權力鬥爭的勝利者則接管失敗者的腐敗權力。而中國民眾把原來在職位上的官員稱為「吃飽的野狗」，把新換上來的官員稱為「飢餓的野狗」。顯而易見，吃飽的狗貪腐起來不會達於瘋狂的程度；被飢渴的鞭子抽擊的狗，則會把腐敗權力運用到非理性的極致。

第二個視角。古詩者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但是，對於理解中共的大危機，這句詩並不適用。相反，由於政治鐵幕的遮蔽，現在最清楚中共統治危機的恰是中共體制內的官員群體，而不是從鐵幕之外觀察的「中國問題專家」。

中共官員的命運只能隨權力腐敗的驚濤駭浪沉浮，而沒有公正規則的權力鬥爭，又在推動腐敗的洪流難以挽回地湧向政治的斷崖絕壁。因此，中共官員人人皆有貳志，個個均思大廈傾頹時作鳥獸散之策；末世心態之下，醉生夢死之餘，用腐敗權力攫取更多財富，以備善後之用，已成中共官員的共識。

中共官員不懂富民強國之大計，卻深諳狡兔三窟，未雨綢繆之策。據中共組織部二零零九年的一份內部調查報告所載，現在，中共縣處級以上官員在海外經商、留學、移民的直系親屬，數量達一百零八萬。參與此項調查的良知人士透露，如果把官員的情人、密友算上，僅縣處級以上中共官員與海外聯繫的私人管道的數量，至少達到五百萬人。

所有來到海外的中共官員的直系親屬、情人、密友，都具有一項功能，即替官員設立海外賬戶，從而為官員用腐敗權力攫取的財富開拓安全的儲存方式。對於中共極權，最絕望之處在於，中共最高決策機構，即中央政治局的官員，都幾乎人人通過親友、情人在海外設立了賬戶；中共最高軍事決策機構，即中央軍委的委員，亦是如此。國外媒體已有報導的如曾慶紅之子曾偉、薄熙來之子薄瓜瓜，只是其中滄海一粟。為透露上述信息者的安全考慮，其它相關名單，我們暫不公布。

據知情人介紹，數年前，曾慶紅之弟曾慶懷到紐西蘭，找一位從中國移民的商人，商討向海外轉移資產之事。一日晚宴時，喝過一瓶五千美元的葡萄酒後，曾慶懷以一言生動表述出中共高官的心態，他說：「江澤民和我哥他們也都是人。大家都知道中國遲早出大事，那要比‘文化大革命’還亂。江澤民和我哥他們自己倒已經無所謂了，但是他們也要為子女，為家人著想，作點準備。」

第三個視角。沒有公正規則的權力鬥爭必然引發官員幫派化的後果，而官員的幫派化是對中共組織體系的強烈的腐蝕劑。中共高層已經看到了這一點，但是，卻由於形格勢禁，而無可奈何。胡錦濤的親信幕僚令計畫私下曾對組織部官員說：「遍攬天下人才當然是理想的用人方法，但在現實中往往滯礙難行，所以，錦濤總書記只能用他熟悉、瞭解的人。」胡錦濤正是通過強化他的「團派」，來結成政治死黨。他對李克強和胡春華的態度，乃是對此的經典證明。

河南由於衛生系統工作人員為賣血農民抽血時，長期重複使用一次性針頭，導致愛滋病大爆發，十餘萬罹病農民被封閉在「愛滋村」中等死。其中相當一部分農民是為給子女交納大學學費才不得不賣血，卻因此患上「愛滋」這種風流病。此中之悲情，真可令蒼天欲哭無淚。當其時也，李克強正任河南省長、書記。他不僅沒有為此承擔責任，反而一路攀升，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胡春華原乃河北省長。三鹿毒奶粉即出自他之治下。儘管毒奶粉醜聞天下震驚，舉世聲討。但胡春華卻安然無恙，官運亨通；「毒省長」升任內蒙古書記，且被培養為中共「第六代」最高權力的接班人。
胡錦濤就是要通過對待李克強、胡春華的態度，讓中共數千萬官員明白，是否忠實於他，是能否掌握更大權力的唯一標準。這樣作雖有利於胡錦濤凝聚個人死黨，卻使拉幫結派成為中共官員遵循的基本政治邏輯。

官員隊伍的極端幫派化，必定導致政令不通，管治效率降低的後果。不過，這不是最主要的危險。官員中之庸俗猥瑣者，拉幫結派只為個人自保，其對中共的危害尚不致命。中共官員中也有一批自命不凡、野心勃勃之徒。他們洞悉中共大危機、中國大動亂之前景。為趁亂世行梟雄之事，甚至問鼎中原，執天下牛耳，他們一方面在黨政官員中拉幫結派，培植黨羽；一方面滲透軍隊，並廣泛結交社會上的經濟實力人物。一旦有重大事變出現，必將有眾多地方勢力趁機而起，退則地方自保自治，進則志在天下。上述這種趨勢，對中共極權的生存才構成真正的危險。

按照定制，中共省級第一書記兼任省級軍區第一政委；省公安廳廳長兼任武警總隊第一政委。省級軍區雖一般只有不足一營的常備正規軍，卻管轄數個預備役師；省公安廳廳長的任命也主要由省第一書記掌握。二零零五年成為軍委主席之後，胡錦濤要求軍隊的情報系統和國家安全部，嚴密監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第一書記同各省軍區和武警總隊之間的關係，並定期直接向他匯報。顯然，胡錦濤對於官員幫派化可能產生的最壞後果有一定預感。近年來，各省級第一書記同軍隊和武警部隊的聯繫越來越密切，這種現象已引起中共最高層的嚴重不安。不過，據中共高層良知人士評論：各地黨政軍首長聯絡日益密切已成普遍現象；各地官員均拉幫結派，為中共大崩潰作預後之計，其勢不可遏制。胡錦濤雖有警覺，也是於事無補。

歷史會記住，從江澤民主政起，胡錦濤繼之，凡中共七名或者九名常委組成的寡頭集團在聚光燈下亮相時，都必塗黑漆於白髮之梢，以示青春活力。不過，看到幾個六、七十歲，早已過更年期的老男人，卻頭髮茂盛如懷春少婦，頭髮墨黑勝花季少年，不免有妖異之感。古有讖言：「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今妖異之徒齊集中共權力之巔，莫非在向世人展示中共暴政將亡之相？

三、中國社會大變革
——條件成熟得只需要一個歷史機遇

中國社會大變革的條件已經成熟。其標誌就是社會矛盾的極端化和政治意志化，即中國人不僅普遍意識到，中共暴政是社會不公正和人民苦難的政治根源，而且開始尋找改變現狀的政治道路。對此，我在本書其它相關章節已作過正面論述。在這裡，我願和讀者一起，從一個新的角度審視中國社會變革條件的成熟度。這個角度就是，極端的社會矛盾所引發的中共意識形態的大分裂。

當代國際上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幾乎沒有人真正注意到一個即將對中國命運產生重大影響的現象——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理論開始以「新左派」的名義復活，並從一種思潮轉化為明確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存在。這種復活和轉化之所以能夠成為具有一定生命力的現實進程，就在於社會矛盾的極端化；同時這種復活和轉化也是社會矛盾政治意志化的表現形式之一。

當年毛澤東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作為旗幟，發動「文化大革命」。他的理論至少有兩個要點：其一，將他要擊敗的權力鬥爭的對手劉少奇等人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斷言，這類當權派復辟資本主義的企圖一旦得逞，中國人民將再次遭受苦難；其二，他提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論斷，從而為粉碎劉少奇、鄧小平控制的黨的系統，重建由他自己控制的共產黨設立理論根據。

毛澤東死後，以鄧小平為首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整肅的官員全面復辟，對毛澤東培育起來的政治勢力進行徹底清洗，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理論也被全面否定。不過，由於鄧小平歷史上追隨毛澤東實施了一系列反人類、反歷史的政治行為，因此，如果完全否定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就等於否定鄧小平自己。所以，鄧小平和中共只否定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實踐，同時對毛澤東的其它理論和政治實踐依然加以肯定，毛澤東的屍體也依然作為中共的聖物，保留在天安門廣場上。

以鄧小平為思想起點的中共權貴市場經濟改革，實施二十多年，造成社會財富和權利的極端兩極分化，以及普通民眾生活的艱難困苦。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霉跡斑斑的屍體帶著他的「文化大革命理論」，走出水晶棺，復活了；「新左派」則是他的代言人。「新左派」指出：毛澤東當年就預言過，劉少奇、鄧小平一類「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旦成功復辟資本主義，中國人民將再次遭受殘酷剝削和壓迫。現在，中國人民的苦難和社會正義完全傾頹的現實證明了毛澤東的預言。

從毛澤東到「新左派」，他們關於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復辟資本主義的指控都是虛假的。劉少奇及其追隨者並非嚮往資本主義，而只是要取代毛澤東，控制極權專制的最高權力；鄧小平以及江澤民、朱鎔基也不是要實行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為強化中共一黨獨裁的極權體制，使經濟體制由原來的官權計畫經濟，轉化為權貴市場經濟；當代中國的苦難和社會不公正也不能歸罪於中國根本不存在的自由資本主義，而應當歸罪於中共極權專制，以及與專制政治相適應的權貴市場經濟。

但是，「新左派」對於當前中國工農的苦難、社會非正義異變、自然環境的毀滅性破壞等現象的揭示，卻極其直接、客觀、深刻、具體，具有令人驚心動魄的真實的力量。另外，「新左派」把批判的鋒芒指向當今中共的權貴階層，指控他們背叛了共產黨，是黨內的資產階級，甚至公開號召人民應當起來，推翻他們的統治。當然，「新左派」對中共權貴是「黨內資產階級」的指控並不真確，然而，「新左派」關於推翻中共權貴階層的統治的呼喚，卻在中國民眾心底裡激盪起巨大的政治迴響。

中國社會已經陷於絕望之中。從楊佳不肯忍受警察的侮辱，手持白刃，闖入警局，從一樓殺至七樓，如入無人之境，力刺近十名狗警，到鄧玉嬌為維護人的尊嚴，纖纖玉手握修腳之刀，殺逼良為娼之狗官；從越來越多受到貪官污吏、奸商惡賈欺凌的民眾引火自焚，到連綿不斷發生在幼兒園和小學校中的屠童事件，都在表述社會對中共暴政的絕望。

絕望並不是黑暗、荒涼的領域，而是充滿巨大能量的範疇。社會絕望之中，壓抑著對中共權貴的熾烈仇恨，壓抑著推翻中共權貴階層專制的強烈意願——徹底的絕望，正是社會大變革的起點。「新左派」對中共權貴市場經濟及其社會後果的嚴峻批判，表達了廣大民眾對中共權貴階層的憤怒和仇恨；「新左派」關於推翻中共權貴統治的呼喚，在社會絕望之上點燃了希望之火。雖然「新左派」提出的毛澤東式的理想社會目標既是對歷史的歪曲，又是永遠不會成為現實的烏托邦，不過，絕望的中國民眾首先關注的不是未來的目標，而是徹底否定現在的中共權貴階層的批判與召喚。在這個意義上，「新左派」正在中國民眾中贏得日益強化的影響力。

反觀中國海內外民運，不僅人員凋敝，內鬥日熾，而且政治意志軟弱如泥，很少有人敢如「新左派」那樣明確提出推翻當今中共權貴統治的政治呼喚。中國民運儘管以自由民主為社會目標，但是卻又由於入骨之奴性，希望同中共暴政和解，要求寬恕中共權貴的反社會罪行，甚至願與中共權貴階層和諧共生。中國民運對當今中共權貴階層的軟弱態度，背叛了中國大部分民眾對中共暴政正義的憤怒和合理的仇恨，也背離了未來中國大變革的基本趨勢。

中國民運的社會目標正確，但是卻由於背叛中國民眾的現實情感，而失去在大變革中抓住政治機會的能力；「新左派」的社會目標荒謬並且根本違背人性，然而，卻因為與中國民眾對當今中共權貴階層的憤怒和仇恨一致，而擁有獲得現實政治機會的能力。現在，中國民運中的一種思潮正在崛起，即通過全民總體反抗和民主大革命的方式，徹底否定中共暴政，創建民主憲政的聯邦中國。不過，命運還會不會給民主大革命思潮以足夠的時間，從「新左派」手中奪回中國底層民眾的情感信任，則仍然是一個歷史的疑問。

「新左派」已然作為具有完整的政治要素的力量，走上中國歷史的地平線：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理論是其思想基礎；「烏有之鄉」、「毛澤東的旗幟」等網站是其宣傳陣地；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推翻當今中共權貴階層，是其政治意志；二零零八年成立的「毛澤東主義中國共產黨」，是其政治組織形式，二零零九年成立的「中國工人黨」，是其外圍組織；北京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左大培、北京大學教授鞏獻田，以及軍中鷹派人物戴旭等一批專家學者，構成其理論家群體。

「新左派」的崛起，預言著中共極權政治從思想理論到組織的大分裂。對於中共暴政，最危險之處在於權貴階層不敢以決然的手段應對「新左派」的政治挑戰。中共當局可以毫不猶豫地關閉任何宣揚自由民主的網站，卻不敢屏蔽「烏有之鄉」，儘管「烏有之鄉」大量刊載揭露批判當今中共權貴階層的罪惡的文章；中共當局可以用鐵血手段鎮壓任何組黨活動，卻不敢公開宣布取締「毛澤東主義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黨」，儘管「毛澤東主義中國共產黨」幾乎公開指控，當今掌權的中共官僚集團中的大多數，是必須打到的「資本主義改革派」。中共權貴階層之所以對「新左派」投鼠忌器，關鍵在於「新左派」自命是毛澤東政治思想遺產的正宗繼承者，而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神的地位並沒有被真正擊垮——「文化大革命」失敗後，鄧小平出於私利和維護中共整體政治道德形象的考慮，沒有徹底否定毛澤東；現在，毛澤東的鬼魂則要借「新左派」之手，對鄧小平掘墓鞭屍了。

「新左派」主要由下述各類人士構成：

其一，一批高級知識份子。這部分人是「新左派」的思想策源地。「六.四」之後，鄧小平利用物慾引誘，很快就形成腐敗的權力、罪惡的金錢和墮落的知識這三者的鐵血同盟；絕大部分中國知識份子背叛了真理與良知，為物性貪慾的滿足，出賣靈魂，成為中共權貴階層的附庸。而少數知識份子則以毛澤東主義的名義，擔當起批判現實的責任，如張宏良等。現在還不清楚，他們用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批判當今中共權貴，是基於愚蠢的理想主義，還是出於下述這種精明的策略考慮——利用毛澤東之名，反對當今的中共權貴，使中共暴政難於下決心對其實施嚴酷的鎮壓，因為，毛澤東是暴政的奠基者。

其二，某些中共的中高級官員。他們良知尚存，道德未泯，對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造成的社會後果深惡痛絕，故而奮起批判。只可惜他們一生積累的最主要的理論，都是馬克思和毛澤東主義洗腦的結果，所以，除了用「文化大革命」理論批判現實之外，他們實在沒有能力用自由民主思想表述他們可貴的道德良知。

其三，「文化大革命」失敗後受到整肅的各類人士。「文化大革命」對於他們是充滿「理想主義」的時代，然而那種「理想主義」意味著大多數中國人的苦難和血腥的社會悲劇。不過，他們對當今中共權貴的批判和詛咒往往也最尖銳，因而最接近真正的現實——歷史有時就是複雜到這樣荒謬的程度。

其四，某些對中共的反人類本質有清醒認識的人士。他們參加「新左派」並不是想重現「文化大革命」，而是試圖推翻中共權貴的極權統治。他們借毛澤東之名，行反對中共極權之實，是為了在一定程度上避開中共暴政鎮壓的鋒芒。

「新左派」目前還不是中國思想政治派別的主流，但是，中共體制內的各種派別，從胡錦濤到江澤民，從劉少奇家族到鄧小平家族，從軍隊的精英劉亞洲到地方梟雄薄熙來，睡覺時都用一隻眼睛盯住「新左派」。因為政治直覺告訴他們，隨著社會兩極分化的不可阻遏的發展，「新左派」的政治能量必將迅速增強；他們可以蔑視不成氣候的中國民運，卻不能不注視「新左派」。

「新左派」的主要能量來自於社會對權貴市場經濟後果的強烈憤怒和仇恨。不過，對於中共極權政治，最可怕之處在於，「新左派」思潮的崛起象徵著中共思想理論的大分裂；「新左派」關於打到當今「資產階級改革派」，即中共權貴階層的號召，意味著中共政治意志的大分裂；「毛澤東主義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黨」的成立，標誌著中共組織的大分裂，以及中共的黨禁鐵幕被撕裂——更重要的是，中共權力體系內部的各個派系，對於「新左派」給中共造成的潛在危險，均持觀望的態度；每一個派系都不願承擔鎮壓「新左派」的罪名，許多派系甚至企圖利用「新左派」作為權力鬥爭中打擊對手的利器。在中共各掌權派系的首鼠兩端之下，「新左派」則獲得了它原本沒有的政治能量。

「新左派」是從社會矛盾的激化中獲得生命力的。以社會矛盾造成的中共極權政治大分裂前景為根據，來審視中國社會矛盾的激化程度，可能比直接審視社會矛盾本身更接近準確的判斷。因為，中國社會大變革，必須起步於中共的大分裂。太多的社會矛盾激化的現像一次又一次表明，大變革的社會矛盾條件已經成熟，成熟得只需要一個歷史機遇。這個歷史機遇的內容就是：中共權力鬥爭再次激化，並衝破宮廷鬥爭的範圍，表現為重大社會事件。

然而，歷史機遇何時才能降臨？——對於這個天意民心都在焦灼期待答案的問題，我們將在緊接下來的文字中加以討論。

四、當前中共權鬥的基本態勢
——現實在預言未來

無論荒野中，還是中共鐵幕之內，時間都在表述即充實又虛無的存在。不同之處在於，荒野中，時間由風來充實；中共鐵幕之內，時間則由權力鬥爭來充實。

二零一二年秋至二零一三年春，是中共內部權力轉換的關鍵時刻。在這個期間，中共要通過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和中共完全控制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啟向中共「第五代」交付黨政最高權力的政治進程。對於中共極權體制，重大的權力交接既是權力鬥爭的結果，也是另一次權力鬥爭的起點。圍繞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期間的權力交接的鬥爭，早已成為中共鐵幕政治的主題。現在，已經進入中共權力角鬥場的，主要有江澤民幫派、胡錦濤幫派，以及薄熙來幫派。

江澤民主政近二十年，對官員實行利益均沾，共同腐敗的政策，迅速使中共數千萬官員整體極度腐敗，並在黨政軍各系統培植起由眾多貪官污吏構成的江氏幫派體系。江澤民退休後，其幫派雖然開始衰敗的過程，但是，畢竟有二十餘年的根基，仍然具備展開權力鬥爭的強大實力。

當前，江澤民進行權力鬥爭的目的，在於保障其家族的政治和經濟安全。

江澤民對於自己政治安全的憂慮主要來自「新左派」。據中共高層良知人士透露，二零零八年「毛澤東主義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之後，江澤民曾給中央常委寫過一封信，江澤民在信中說：「所謂‘新左派’表面上是針對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實際上是針對鄧小平同志和我黨的改革開放路線。中央如果對‘新左派’採取曖昧不明，甚至姑息縱容的態度，將遺禍無窮。再發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大動亂不是不可能的。… … 希望中央的同志們能夠清醒認識，我們是一條船上的，只有同舟共濟，才能共尅時艱。對‘新左派’採取任何機會主義的作法，都只能害人最終害己… … 。」

在中共官員的心目中，所謂家族的經濟安全就是指，本人或其家族成員利用腐敗的權力積累的財富的安全。江澤民也不例外。上海書記陳良宇之子在其父被判刑一年之後，對友人講了一件事。五年前，他向江綿恆請教，財產轉移到哪個國家最安全——澳洲、美國，還是加拿大。當時，江綿恆對他說：「還是讓你爸把權掌好吧。我爸說過了，有權，錢在哪兒都安全；沒有權，錢在哪兒都不安全。」最後，陳良宇之子痛心疾首地說：「還是江主席英明。現在，我爸沒權了，我也就基本成窮光蛋了。」

為保障其本人和幫派成員的政治和經濟安全，江澤民要確保習近平在中央十八大以後掌握黨的最高權力，力爭由張德江或者俞正聲出任中共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而且一定要由他的親信死黨擔任上海市委書記。
據中共高層良知人士透露，胡錦濤權力鬥爭的具體指標如下：在中共十八大上只交出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兩個職位，繼續保留軍委主席一職，即繼續掌握軍權；由李克強任總理，率領「團派」和 「北京大學幫」的一批成員，如內蒙古黨委書記胡春華、中共組織部長李源潮、湖南省委書記周強、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新疆書記張春賢、中央黨校副校長石泰豐、中央黨校副校長李書磊、寧夏自治區原副主席張來武、寧夏自治區檢察長王雁飛、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等等，逐步全面接管國務院；廣東省委書記汪洋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出任常委，掌控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或者中央政治法律委員會。

胡錦濤要通過這次權力鬥爭過程，全面鞏固其個人的權力基礎。如果成功，不僅他的兒子、女婿的貪腐罪行不可能受到追訴，他的家族的經濟安全獲得權力保障，而且他還可以進一步實現其權力野心，並確保其政治安全。

中共統治西藏六十餘年，對藏人實行文化性的種族滅絕政策，犯下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自一九八九年起直至今天，屠殺和鎮壓藏人的首犯便是胡錦濤。胡錦濤完全清楚，藏人只要得到伸張正義的機會，他就難以逃避大屠殺罪的追訴。所以，為個人的「政治安全」計，他也要在二零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之後，親自主持解決西藏問題。所謂解決西藏問題的標誌，就是迫使印度政府驅逐西藏流亡政府——如果外交交涉不能成功，便運用軍事戰爭的方法；相關的外交運作在解決臺灣問題之後馬上全面展開，入侵印度的軍事戰爭時間定在二零一六年，中印邊境的領土爭議則是戰爭的理由。

當然，胡錦濤進行權力鬥爭的最重要動力還是對權力的貪慾。如果二零一二年中共十八大胡錦濤能夠保住軍委主席之職，二零一六年對印作戰開始之後，只要戰爭狀態持續一年以上，胡錦濤甚至可以找到在中共十九大之後繼續控制軍權的理由。——這並不是對胡錦濤心理的推測，而是令計畫為胡錦濤所作的權力規劃。胡錦濤被糖尿病閹割了酒色的能力，其子胡海峰卻是酒色之徒。京城一位車模對朋友透露，二零零九年杏花盛開之際她侍酒時，胡海峰酒後狂言道：「你好好跟著我，就能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我爸掌軍權會掌到八十歲，過了‘十九大’… … 令計畫都計畫好了——我爸真沒白養這條狗。」此正可謂「酒後吐真言」。

當前，中共權力鬥爭仍然借「反腐敗，懲貪官」之名進行。儘管江澤民幫派的人員在中共決策層政治局裡佔多數，但是，由於胡錦濤通過何勇架空賀國強，控制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實權，數年以來，胡錦濤派系，借紀律檢查委員會之力，用貪腐罪名威脅和整肅江澤民的嫡系，可謂屢戰皆勝，連下數城——海軍副司令王守業幾至丟命，黃菊死後險遭「鞭屍」，陳良宇淪為囚徒，韓正噤若寒蟬，陳至立、黃麗滿丟官失位。近日通過「深圳航空公司」貪腐案，江澤民的愛將張德江受到牽連，很可能對他在中共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升任常委，進入最高決策層產生不利影響。

面對一系列失利，江澤民幫派已經意識到，在專門負責查處貪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被胡錦濤控制的情況下，繼續把權力鬥爭的形式限制在反貪腐的名義下，就意味著繼續失敗。據受到整肅的前上海高官的家族成員透露，江澤民、曾慶紅等人已決定改變權力鬥爭的形式，即不再把反貪腐作為整肅權力鬥爭對手的唯一的和主要的手段，而要像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給權力鬥爭披上政治意識形態的外衣。江澤民幫派正在等待機會，用政治問題給胡錦濤致命一擊。他們等待的機會就是胡錦濤在解決臺灣問題上受挫。

江澤民主政時，中共決策以軍事方式為主解決臺灣問題。胡錦濤全面接管權力之後，為不給江澤民培植的軍中勢力通過解決臺灣問題「建功」的機會，決定用「統一戰線」方式為主解決臺灣問題——政治欺騙、利益誘惑、感情拉攏等等這一套，正是胡錦濤的「團派」所專精。不過，江澤民幫派不相信胡錦濤的對臺戰略能夠成功；他們認為胡錦濤對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控制臺灣的能力估計過高，不用強大的武力進攻，二零一二年根本不可能控制臺灣。曾慶紅實際已經半公開地向胡錦濤發出挑戰。在二零一零年春節期間一個有眾多退休高官出席的場合，曾慶紅當眾說：「胡錦濤等著二零一二年臺灣這個餡餅從天上掉下來，我也等著看掉下來的是什麼——是餡餅，還是冰雹。… … 《臺灣大劫難》把他那點兒心思都給露出來了。連保密的能力都沒有，還想建不世之功。真是笑話。」曾慶紅幸災樂禍之情真是難以自抑，溢於言表。
江澤民幫派準備於二零一二年對臺灣統戰失敗之際，以「錯誤決策，嚴重損害統一大業」的政治罪名，向胡錦濤發難。胡錦濤幫派則一方面繼續用反貪腐的罪名整肅政敵，另一方面也開始籌劃利用政治罪名，在權力鬥爭的關鍵時刻，向江澤民發動決定性反擊。

據中共中央黨校良知人士透露，胡錦濤幫派由令計畫負責，正對一個政治方案作出評估，即一定程度上利用「新左派」，把中共二十年來深度腐敗歸罪於江澤民的「資本主義復辟路線」，將會產生什麼樣的政治效應。胡錦濤利用「新左派」的可能性，也正是「新左派」在中共極權特務統治之下能夠生存發展的深層政治原因。

讓權力鬥爭脫下反貪腐的外衣，穿上政治意識形態的戰袍——江澤民和胡錦濤正分頭策劃的這種權力鬥爭陰謀，意味著把中共極權引向前所未有的政治凶險。用反貪腐的名義和虛假的法律程序作為權力鬥爭的形式，還能夠把權力鬥爭限制在宮廷鐵幕的範圍內；以政治意識形態的名義實施權力鬥爭，則權力鬥爭的效應必將衝破宮廷鐵幕，演化成重大的社會政治事件——這早為毛澤東、鄧小平主政時期權力鬥爭的規律所證實。而無論江澤民，還是胡錦濤，都不具備毛澤東或鄧小平那種掌握局面的鐵腕和政治能力。在中國社會矛盾已如滿引之弓，蓄勢待發的情況下，江澤民、胡錦濤謀劃的權力鬥爭政治化，實在是要把中共極權推上崩潰的邊緣。然而，這兩個庸人俗物均不能計及此，也可謂利令智昏。

就在江澤民和胡錦濤還在謀劃之時，一個人卻開始了一次有限度地把權力鬥爭從單純的反貪腐領域推向政治意識形態的實踐。此人便是薄熙來。

中共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薄熙來遭遇「滑鐵盧」，由商務部長被貶至重慶任書記。究其原因，全在於他的人格。薄熙來此人，陰狠凶殘、詭詐多變之名遠播，「太子黨」中人稱其為「小曹操」。所以，江澤民和胡錦濤派系均對他有防範之心。如此一來，官運自然諸多波折。

薄熙來任職重慶後，顯現豺狼之性，絕地反擊，以反對腐敗權力和黑社會勢力相勾結之名，對其前任汪洋培植的官場勢力進行全面整肅。幾百名官員受到清洗，汪洋執政重慶期間的明星官員文強，竟至被處死。與此同時，薄熙來在重慶建起中國最高的毛澤東像，在全社會推行唱「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紅色歌曲」的政治活動，從而與「新左派」思潮形成不言自明的默契。中共官場對此評論道：「薄熙來在重慶搞了一次小‘文化大革命’」。而薄熙來此次整肅胡錦濤的親信汪洋在重慶的黨羽，之所以能夠勢如破竹，大獲全勝，端賴他借毛澤東之名和大唱「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紅歌所營造的「政治優勢」。薄熙來此戰成功，既使他及其黨羽成為中共權力鬥爭中新崛起的一派，又極大強化了權力鬥爭政治意識形態化的趨向。薄熙來的動態不僅引起江澤民和胡錦濤的警覺，而且劉少奇和鄧小平家族的成員，也強烈意識到「新左派」的政治威脅，並開始策劃應對未來權力鬥爭全面政治意識形態化的趨勢。

當前，中國的社會矛盾有如尾巴被頑童拴上點燃的鞭炮的驢，瘋狂奔向最後爆發的臨界點；中共官僚集團各派系則正礪兵秣馬，準備為權力而作生死之決。如果說內部權力鬥爭是上蒼對中共的惡咒，那麽，這個惡咒又一次開始為中共倒計時——時間就確定在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之間。在這個時間範圍內，江澤民幫派和胡錦濤幫派將有一次大碰撞；更重要的是，中共「第五代」全面進入中共最高權力領域之後，中共內部必將發生震撼社會的重大事變。至於最後誰能抓住這次機遇——是自由民主進程在中國起步，還是「新左派」把中國引向動亂，或者中共權貴階層通過向外全面擴張，轉移矛盾，躲過大危機——現在只能盡人事，以待天命。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