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說真話還是說假話,一直是個很傷腦筋的大問題。
北大教授季羨林給自己提出的原則是:「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這條原則雖不算高調,但有時也很難做到。例如在毛時代,遇到政治運動,一般人不但沒有言論的自由,而且也沒有不言論的自由。在那時,沉默都可能招致迫害。所以,錢理群教授在《說話的底線》裡,除了「一、做人應說真話」和「二、想說真話而不能時應該保持沉默」;還補充「三、如果外在環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難以做到時,我們不得不被迫說假話,至少應該不加害於人。」
好在那種十分暴虐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的中國,我們不難做到「真話不全說,假話全不說」。但問題是,在今天,這條原則是不是又太低了呢?極權統治靠人們的狂熱而建立,靠人們的冷漠而維持。現在專制者作惡,不再迫使也不再需要我們去當幫凶,去隨聲附和,只要我們都保持沉默,那就夠了。
所以,哈維爾響亮地提出:「生活在真實中。」我們應該說真話。
不過細細想來,堅持說真話這一條,就算我們可以用來要求自己,但不大好用來要求別人;何況,我們自己能不能堅持做到也還是個問題。看看自由民主的美國,做到這一點的人好像也不算太多。
既然美國人的道德勇氣也未見得比中國人高多少,那麼,為什麼人家美國有自由而我們中國還沒有自由呢?
依我看,主要是因為美國人的權利觀念比我們強。此處的華人家長恐怕都有體會,在美國長大的孩子不好管教;因為孩子會動不動就說「我有這個權利」;動不動就說「你無權強迫我」。
回到說真話的問題上來。固然,我們應當提倡說真話;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很多人會在說真話上打折扣,真話不全說。這其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維護言論自由。每當言論自由遭到侵犯,我們應該挺身而出。
前年年底,劉曉波被判重刑。崔衛平教授向她的知識界文化界同仁發去詢問,請他們談談隊劉曉波案件的看法;有些人沒有回覆,而幾乎所有的回覆者都對劉曉波被判刑表示反對。
有些回覆者聲明他對劉曉波的觀點並不讚同,甚至強烈反對,但是明確表示不能接受對劉曉波以言治罪。有的人乾脆引用伏爾泰那句名言--「我堅決反對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我不知道這些人是不是真的反對劉曉波的觀點。或許有些人本來是贊成的,但不敢明說,甚至還要假裝說不贊成,免得給自己惹麻煩。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捍衛了劉曉波的權利,維護了言論自由。
這種說法的好處是,風險很小--因為你並沒有表示你贊成那種「反動觀點」,你甚至還表示和反動言論「劃清了界限」,當局怎麼好整你呢?這點風險一般人都承受得起。表達這樣一種態度,要比堅持說真話容易多了。我們既可以用來要求自己,也可以用來要求他人。
共產專製造成了這樣一種怪圈:因為沒有言論自由,所以大多數人不敢說真話;但只要大多數人不敢說真話,我們就永遠無法贏得言論自由。要打破這種怪圈,我以為,與其呼籲大家都來說真話,不如呼籲大家都來捍衛言論自由。因為後者要比前者更容易也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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