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 大規模活摘器官的起始點(圖)

【看中國記者李明編譯報導】據標準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 magazine）12月5日刊Ethan Gutmann報導，1991年秋，一名剛開始實習的年輕醫生跟隨醫療隊從廣州中山醫院驅車來到廣州南部的一個山頂。那裡已經停了一隊和他們相同的車子，潔白，不透明車窗，紅十字標記。這裡是數年來處決死囚的刑場。計畫中的36次處決將換算成72只腎和眼角膜被當地各大醫院瓜分。每輛車中都有外科醫生中的快手：15-30分鐘摘除所需器官，趕回醫院，6小時內移植。

中國醫學技術近10年加速發展，人體器官不再被浪費。不為外界所知的是，中國醫學院教示學生：死刑犯們自願捐獻器官以贖罪。

第一聲槍響後，車門拉開，兩名身著警服外罩白大褂的男子扛進一具頭腳仍在抽動的人體，射擊槍傷位於右胸。被稱為「第3號」的人體放倒後，年輕醫生開始工作。這是40開外的漢族男子。車中被摘除的其它器官將用於高利潤的海外市場，但檔案顯示，此人的腎臟將移植給一位與他器官組織匹配的50歲中國男子。「第3號」身體除頸部青筋鼓起外別無特徵。警察為防止犯人在法庭上發言，常用電線勒住喉嚨，醫生猜想也許警察不想囚犯講話，因為犯人是一個瘋狂的殺手，一個暴徒，或精神不穩定。或者，他們讓他緘口，因為他是名政治犯。然而，年輕的醫生知道活摘器官是錯誤的。無論罪犯曾犯了什麼罪，最好還是讓他的身體得以安息。

19年後，在歐洲一個安全的地方，這位不願具名的醫生透露了當時的情景。中國醫療界官方承認很多移植的器官來源於死囚，然而，中國大陸的醫生，包括流亡國外的，一般不願提及參與過此類手術。如果提及，就會引起國際醫療界關注中國想要免談的問題，這問題不是關於高死刑率，也不是關於摘取罪犯器官牟利，而是有系統的消滅中國的宗教和政治犯。這位醫生或許會害怕（揭露此事）給他的家庭和仕途帶來的後果，但他卻不怕令中國政府難堪，因為他來自中國的少數民族維吾爾。

兩年內我接觸的散佈在兩大洲的每位維吾爾證人，包括警察，醫生和安全人員，他們給我提供了相關信息。他們承認這會對他們的前途，家庭，有時甚至生命造成威脅。他們的證詞不僅揭示了一個已經演變成滿足豐厚利潤的活體器官醫療需求的手術，而且揭示了更廣泛的暴行的起源。

這些維吾爾人背地裏自稱歸屬東土耳其斯坦。1949年毛（澤東）的軍隊入侵時，漢人在當地只佔7%。隨著大量漢民和軍隊湧入新疆，漢族人成為多數。當局計算到本世紀末新疆會成為石油和天然氣的主要開採中心。

為保護新疆的投資，北京當局一直把維族人形容為暴力叛亂分子和非暴力活動家。

新疆一直是共產黨從事非法試驗的基地：1960年代的羅布泊大氣層核試驗，造成新疆省會烏魯木齊癌症人群激增；近年在塔里木沙漠中興建的世界最大的勞改營，關押著約5萬維吾爾人、重罪犯和法輪功修煉者。當中國開始嘗試從政治犯體內牟取器官時，新疆首當其衝。

1989年，20歲的尼亞特-阿布度拉伊姆（Nijat Abdureyimu）新疆警校畢業後分配到烏魯木齊公安局一區當特警。我第一次看見尼亞特是在在羅馬市郊的一個擁擠的難民營，他很瘦、抑鬱而警惕。

尼亞特向我解釋說，他清楚地知道，他的中國同事不斷的監視他。但他們喜歡他這個笑容樸實的小兄弟。至1994年，他到過政府所有的秘密堡壘：拘留所、審訊室、和死刑場。見識過酷刑、死刑，甚至強姦。

尼亞特曾見到一個同事從死刑場回來後不住搖頭。問其原因，那個漢人警官說，他像平時那樣將沒用的死屍踢進坑裡，將有用屍體抬上醫務車。誰知隨後聽到車中一個男人的嘶叫。尼亞特問，「還活著？怎麼叫的？」「像來自地獄。」

幾個月後，死囚們排著三行隊正從監獄走向刑場。其中一個尼亞特熟識的年輕男子在他走近時瞪眼問他，「你為啥給我注射？」尼亞特沒給他注射，是醫療主任干的。但在主任和司法官員眾目睽睽下，只好圓謊道，"這樣你挨槍子兒時不會很痛。"

小夥子無力的微笑著，其表情讓尼亞特難忘。他挨到行刑後忍不住問主任為什麼給他注射。主任說，「尼亞特，如果你能轉到其它部門，那麼離開吧，越早越好。」「什麼意思？主任，你給他到底注射了什麼？」 「尼亞特，你有信仰嗎？」「有。您呢？」

「那是抗凝血劑，尼亞特。也許我們都得下地獄。"

現居倫敦的維吾爾人恩佛-托蒂（Enver Tohti）回憶，1995年6月的一個星期三，還是烏魯木齊醫院普通外科醫生的他，帶著兩名助手和一個麻醉師，在主任醫師率領下開車到烏魯木齊以西專門處決政治犯的西山警備區。主任醫師在山崖邊的土路上下了車。交待恩佛，聽到槍響後開車從山坡繞過去。「您能告訴我們為什麼來這嗎？」「恩佛，如果你不想知道，就不要問。」「我想知道。」「不，你不想知道。」

槍響後，恩佛跟著主任的車，依稀看到山腳下躺著十幾二十具屍體。持槍干警招手讓救護車過去。「就這具。」地上血泊中躺著個男子，約30歲，海軍藍的外套。其他犯人都剃光頭，只有他留著長發。

「就是他。開始手術。」

「為什麼手術？人都已經死了。」恩佛邊說邊把手搭在那人的頸動脈上，忽然他改口道：「他還沒死。」

「那就手術。切除肝臟和腎臟。現在！馬上！快！」

按照主任的指示，將那人身體抬入救護車。恩佛感到自己呆滯地做著一切。恩佛試圖按正常步驟來-消毒，盡量減少暴露，主任道，「不需麻醉和救生。」

麻醉師無所事事，恩佛叫道，「別閑著。」「我能作啥，他已經沒有意識。你切他，他不會反應的。」

可是有反應。當手術刀切下時，男子的胸部痙攣的伸縮著。恩佛驚慌的看向主任：「我應該切多深？」「盡量切得寬些深些。我們在和時間賽跑。」

恩佛快速的執行著，不再顧慮止血夾，用右手切，用左手把肌肉和軟組織挪到邊上。即使在他把表皮縫合的過程中，他感到男子還活著。恩佛心裏喊著：我是個凶手，他不敢再看那人的臉，就像殺人犯不敢看受害者的臉。

大家回烏魯木齊的途中都默不作聲。

週四，主任找到恩佛：「那麼，昨天，發生了什麼？昨天是普通的一天，是嗎？」

恩佛答：「是」。恩佛幾年後才明白，從活人身上現切的器官在接受移植者身上有較低的排斥率。射入胸部的子彈算是起了一種奇特的麻醉作用。15年後，他才能將此事揭示出來。

至於尼亞特，直到1996年才搞清來龍去脈。

那是一個午夜，各牢房熄燈後，他和醫務主任在監獄管教屋內。主任語調異常的問尼亞特，是否感覺那地方鬧鬼。

「是有點兒慎得慌。」尼亞特答，「您為啥這麼想？」

「因為有太多人在這兒被殺，還都是冤死的。」

尼亞特終於明白了。抗凝血劑，死刑前價格不菲的「壯行飯」，以及到各牢房中勸說犯人在為國捐器官聲明上簽字的便衣。如今主任親口證實：這些聲明內容屬實，只是條款中沒有提及一個事實：器官將在他們還活著時從身上割下來。

「尼亞特，我們真的會下地獄。」

1997年2月2日，已在伊犁西城公安局藥物管理處工作兩年的巴提亞-神木史汀（Bahtiyar Shemshidin ）開始懷疑自己是有名無實的警察。

幾年來海洛因蔓延到伊犁周邊，如瘟疫般擊垮著維吾爾青年。然而巴提亞從機關內部感覺到，中國政府對海洛因交易即使不鼓勵也是暗中保護的。雖然他的職責是誘捕毒品販，他的漢族人上司們卻命令他去調查麥西熱甫（Meshrep）--一種傳統穆斯林詩歌、音樂、舞蹈和體育運動的集會。

1997年1月上旬，穆斯林齋月前夕，所有伊犁的警察被命令上繳槍支「檢查」。一個月後，所有漢族警察的槍支都歸還了，而所有維族警察的槍支都因有問題而扣押。3天後巴提亞知道了原因。

2月5日，上千維吾爾人聚集伊犁，因前一天當局逮捕了參加麥西熱甫的所有6名穆斯林女教師，據說她們遭到嚴重虐待。為表示身無寸鐵，這些青年男子沒有穿冬衣。然而不知是否有預謀，警方向示威者開火了。

據警察內部估計400人死亡，但他沒有見到，因為所有維族警察都被送到當地監獄去「審訊犯人」，並在整個危險期嚴禁外出。巴提亞見到大批維吾爾人被投入監獄，赤身丟在雪中，有的流血，有的內傷。一隊特警抓捕了10名醫生並搗毀所有救護車，使伊犁主要的維吾爾診所全部停業。抓捕持續至4月下旬，監獄人滿為患，維族政治犯被挑出來白天處決。4月24日，巴提亞的同事見到8名政治犯被殺，讓他們震驚的是看見有醫生侯在「器官移植專用車」中。

在歐洲，我見到一位當時在伊犁醫院工作的護士，她緊張的請求不要透露她的個人信息，她告訴我，當時醫院被禁止治療維吾爾族抗議者。一名做了手臂包紮的醫生被判處15年徒刑，另一位判了20年。醫院人員被警告「你如果治療了，會得到同樣下場。」維、漢醫護人員間隔閡加深：漢族醫生寧可堆滿處方，也不讓維族醫護人員拿鑰匙取藥，維族病人所得藥量只有平時的一半。雖然法律允許，但如果維族夫婦生了第二胎，她觀察到，漢族產科醫生會指示給嬰兒注射（說是抗生素）。她不記得給任何漢族孩子注射過。三天內嬰兒會體色發青而死。漢族醫護者會千篇一律的向維族母親解釋：你孩子身體太弱，藥物過敏。

伊犁事件後不久，一個年輕維吾爾示威者的屍體從一個軍醫院被送還家中。他腹部的縫合傷口激起了又一波騷亂。那以後，所有屍體都打包後就地掩埋，並由漢族戰士在墓地巡邏。6月，護士接手了一個示威被捕、被打的很厲害的維族青年，家屬出錢贖了人，但發現他們的兒子腎臟受損，需到烏魯木齊軍醫院換腎：1個腎3萬人民幣（$4,700美元）。他們向家屬保證提供的腎臟足夠健康，因為它來自一位21歲的維族男子。護士得知「捐獻人」是另一位示威者。

1997年入秋，一個年輕維族醫生穆拉特（化名），為了大好前程加入烏魯木齊一所大醫院。兩年後他計畫流亡歐洲。數年後我遇到他，講述了那時的經歷。

一天，穆拉特的導師悄悄通知他有5名中央首長因器官問題住進醫院。他指示穆拉特：「去烏魯木齊監獄，到政治犯牢區，不是刑事犯那邊，取血樣，小劑量，只要標明不同血型。」

「要測組織匹配嗎？」「不用，那是以後的事兒。只要血樣。」

攜帶授權書，由一名醫院助手陪同，穆拉特到了那裡。身體單薄而書生氣的他，發現自己面對著15個犯人，多是不到30的維吾爾壯漢。第一個人坐下後看到針頭，開始懇求：「你我同是維族人。為什麼你要傷害我？」「我不是害你，只是採血。」

「血」字一出，情形急轉直下。眾囚犯一起頓足怒吼，獄警們厲聲將他們推到線後。這個犯人尖叫著說自己是無辜的。看守抓住他脖子緊緊勒著。

穆拉特一邊抽著血一邊不斷平靜的說著「只是為了你的健康」，突然意識到院方可能在監視他以確保他能否足夠的冷血。

穆拉特回院後問導師，「他們都是死刑犯嗎？」「是的。穆拉特，別再問下去了。他們是壞人，國家的敵人。」隨著時間推移，穆拉特搞明白了整個流程。一旦發現可匹配血樣，他們將接著測試組織匹配度，然後匹配合適的犯人會在右胸挨一槍。穆拉特的導師於是將所得器官移植到住院首長的體內。首長於是能恢復，起床，出院。

6個月後，伊犁暴亂週年之際，又有5位首長住院。導師又一次叫穆拉特去政治犯監區採血。這一次，穆拉特被告知向政治犯摘取器官是正常的。需求量大增，幾所軍事醫院衝在最前沿。

1999年初，穆拉特聽不到有關活體摘除政治犯移植的事兒。他猜測此事看來結束了。

然而，新疆（活人體內牟取器官）的做法被推廣全國。到1999年底，對維吾爾人鎮壓的聲勢與新發動的、自毛（澤東）時代以來最大規模的運動相比頓時失色，那最大規模的鎮壓運動就是對法輪功的群體滅絕。我估計約近3百萬法輪功修煉者經歷了中國政府的思想改造，於2008年奧運會前，約6萬5千人，在心臟仍然跳動的情況下，被割取器官用於移植。另有數量少得多的家庭教會和西藏人可能遭到相同厄運。

最近的一份一年前的報告顯示，中國仍在進行「新疆手術」。

2009年7月烏魯木齊維族和漢族間爆發流血衝突。當局派駐大量軍隊，驅逐西方記者，關閉了網際網路。在那之後半年內，悄悄抓捕了數千名維族人。據消息透露，有些犯人被體檢專門檢查待售的器官是否健康。這類消息透出來的不多但持續不斷，結論只有一個：中國，在快速邁向超級大國的過程中，不只是迫害人權（那是老掉牙的消息），更在過去十多年，將社會中最讓人信任的部分專家群體，變態成去針對特定人群實施群體滅絕。

然而，當尼亞特在瑞士難民營尋求庇護中供出事實後，沒有國家願意聽，全世界都不願得罪中國。恩佛經努力得以參加下議院關於中國人權的聽證會。當議員開始聽眾問答時，恩佛起立發聲，首次提及殺人。但沒有哪個議員願意記下恩佛提供的數據。

維吾爾人，1300萬，（在中國）是少數，但他們也感到絕望。他們可能會抗爭。可能會發生戰爭。那一天來臨，當全球的外交官呼籲與北京進行對話的時候，但願每個國家都憑藉著自己的良心。對我來說，如果我的猶太名字告訴我什麼，那就是：要為死者徹底報仇是不太可能了，但沒有人可以接受永遠地任人宰割。

（譯文有刪節 點擊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