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失敗連連　毛滿腹受挫的歲月

46 不安的歲月，受挫的歲月
1962∼1965年 68∼71歲

一朝經濟好轉，毛就一步步走向大復仇、大清洗。他首先停止了「包產到戶」、為受害者平反等開明措施，斥之為「單干風」、「平反風」。毛加強了個人崇拜，對他的歌頌逐漸充斥了學校教科書、出版物，媒體。人們睜眼就看到三呼萬歲的口號，耳邊響起的音樂都是「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全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徹底地化入對他的頂禮膜拜。

文化方面毛拿小說開刀。一九六二年九月，他說：「現在不是小說、刊物盛行嗎？利用小說來進行反黨活動，這是一大發明。」針對讀書，他說：「書讀的越多越蠢。」「書可以讀一點，但是讀多了害人，的確害人。」毛本人似乎不怕被「害」，他的特大木板床的一邊總是堆滿了書。為了以防書落下來打著他，睡人的一邊床腳墊高了一點。毛最喜愛的消遣是待在床上看書。但是他不要中國人民看書，要讓他們保持愚昧狀態。毛對中共高層講：我們需要「愚民政策」。

一九六三年春，毛的刀伸向傳統戲。毛本人其實是個戲迷，收藏了兩千多盤磁帶唱片，還能同演員討論演唱風格。看戲是他唯一在公開場合戴眼鏡的時候，他也看得非常投入。有一次看《白蛇傳》，他哭出了聲，毫無顧忌地擤鼻涕，高潮時還一躍而起，褲子都掉了下來-- 原來衛士為了他看得舒服，在他坐下後幫他鬆了褲帶。

毛澤東愛看戲並不妨礙他一上臺就對大批戲劇宣判死刑。現在他要把傳統戲全部趕下舞臺。首先做了刀下鬼的是「鬼戲」，戲中屈死的冤魂向害死他們的人報仇索命。看見這些舞台上的復仇者，毛難免不會想起他的政策害死的幾千萬人。

一九六三年底，毛把炮火對準整個藝術領域：「各種藝術形式 -- 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他說這些藝術都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有 「大問題」。就連歌頌共產黨的作品，也以這樣那樣的理由被打成「毒草」。藝術家下放勞動，接受「改造」，一九六四年二月毛以他特有的風格說：「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統統轟下鄉……不下去就不開飯」。

中國傳統建築也成了犧牲品。中共掌權後不久，牌坊和城牆就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推倒。一九五八年，對北京八千處古蹟，毛只讓保留七十八處。連北京市長彭真都竭力反對，最後這一計畫當時沒有完全實施。但由於毛的堅持，幾百年歷史的城牆、城門樓還是大多被拆掉，拆城牆的土填平了市內一座美麗的湖。毛在一月二十八日講：「南京、濟南……(省略號系原文)的城牆拆了我很高興。」他嘲弄心疼古蹟的知識份子：「有的人為了拆城牆傷心，哭出眼淚，我不贊成。」叫北京拆牌樓，城牆打洞，張奚若也哭鼻子，這是政治。」破壞古蹟的「勞動」，知識份子還必須參加。中華民族燦爛文明的標誌，就這樣一片片從地球上被抹去。

毛在不少場合都表示過他對中國建築的討厭。在為大躍進鋪路的南寧會議上他說：「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島、長春的房子就好。」另一回插話時說：「青島、長春最好。」北京、開封是古都，而青島從前是德國殖民地，長春是日本建來作滿洲國首都的。

毛不許建造中國傳統式的房子。執政初期，建築設計師們沿襲過去的民族風格蓋房子，被斥為「復古主義」受到批判。一九五九年中共建國十週年時要修一些紀念性建築，基本上是模仿蘇聯。這些建築還算稍有美感，但是鳳毛麟角，其餘的不是工廠，就是醜陋省錢的火柴盒式的水泥住宅。

天安門廣場原來有十一公頃。但毛要的是「能容納一百萬人集會的世界上最大的廣場」。於是廣場擴大了四倍，變成一片其大無比的水泥地。充滿古城風味的建築被一掃而光。

毛的「打倒」清單上還有寺廟和古墓。一九六四年底，他以前的秘書胡喬木寫信給他，說杭州「蘇小小墓等」正在被「清理」當中，「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張，在現在的社會主義革命新高潮中總算有希望實現了。」毛在這段話旁批道：「這只是一點開始而已。」「今日僅僅挖了幾堆朽骨，便以為問題解決，太輕敵了，且與事實不合……至於廟，連一個也未動。」

甚至連花草，毛也不容。一九六四年七月，他對「宮廷大總管」汪東興說：「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東西，這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現在要改變。」「你們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減掉。」

毛要把中國變成一個文化大沙漠，這裡沒有文明，沒有人性，沒有溫情，只有一群充滿獸性的人頭畜生，為他幹活，作他血腥清洗的工具。在這一點上，毛比希特勒、斯大林更極端。希特勒尚且允許一些非政治性的藝術存在，斯大林保存了俄國的古典文化。毛還為此批評斯大林，一九六六年二月說：「他對俄國和歐洲的所謂經典著作卻無批判地繼承，後果很壞。」

毛澤東的扼殺文化不得人心。就像人不喜歡挨餓一樣，沒人願意過沒有娛樂、沒有色彩的生活。毛的幹部們從上到下給他來了個陽奉陰違，一些非政治性的、「無害」的娛樂活動和文藝形式繼續存在，花草依然茂盛。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這幾年中，毛暫時無可奈何。

但在這個期間，毛對全國人民的洗腦運動卓有成效。其中一個是「學習雷鋒」。毛用死去的士兵雷鋒做榜樣，要大家都變成雷鋒似的人。有一份雷鋒日記，說雷鋒如何一想到毛就去「做好事」，如何為了毛「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願。「聽毛主席的話」，做「螺絲釘」，毛安到哪裡就在哪裡老老實實地幹，被表彰為最崇高的理想。抹煞個人與個人崇拜相輔相成，完全無私與極端自私正好配套，前者是對中國人民的要求，後者屬於毛澤東。前者為後者服務。

雷鋒還代表毛刻意想培植的一個觀念：人人必須仇恨。雷鋒日記裡最有名的一首詩寫道：「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仇恨的邏輯是：「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

該仇恨誰呢？毛樹立了一個靶子：赫魯曉夫。原因？他搞修正主義。中國報紙上連篇累牘的是譴責赫魯曉夫和修正主義的文章，在每週的「政治學習」中灌輸給全國人民。這些遙遠的敵人就這樣在人們腦子裡紮下了根。到毛整劉少奇的時候，他把「中國的赫魯曉夫」這頂帽子戴到劉頭上，而得罪了毛的中共幹部都被說成是「搞修正主義」。

毛第一次用「中國的赫魯曉夫」這個字眼，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的中共高層會議上。劉少奇馬上明白毛是針對他的，毛復仇的一天就要到了。除了束手待斃，劉唯一的出路是設法加強自己的地位，使毛不容易對他下手。這時搞的「四清」運動，就是劉少奇用撤換魚肉村民的基層幹部的辦法，爭取人心。不久，莫斯科出了一件事，給了劉少奇另一個機會。

這年十月十四日，赫魯曉夫在「宮廷政變」中下臺。當時中國導彈在研製方面遇上了難以逾越的難關，毛急需蘇聯的技術，他想跟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等蘇聯新領導人改善關係。幾天之內，周恩來就對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說，毛「極希望」增加接觸，有意派代表團去莫斯科祝賀「十月革命」節，請蘇聯發邀請。

蘇聯新領導人也對重修舊好很感興趣，把赫魯曉夫下臺的事在公開宣布前先通知了毛。但很快地，他們便意識到，只要毛在台上，改善關係的前景黯淡。契爾沃年科告訴我們，他是怎樣得到這種印象的。」我到毛的住處大約是晚上十一點。毛聽到消息後，沉吟片刻說：「你們做得好，但是還不夠。」會見完畢毛送我出門。汽車發不動，我的司機拿了個桶跟毛的警衛到廚房去取水。毛站在熄火的汽車旁，月光閃閃地照在湖上。他說：「還有些事你們要改，你們的主席團還沒都做到。」」 毛要蘇聯改變黨綱，否定對斯大林的批判。這對蘇聯新領導人來說是完全不可能的。結果，在周恩來率團訪蘇時他們試探了一下，看中共能否搞掉毛。

十一月七日，克里姆林宮舉行的「十月革命」節招待會，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走來走去向老相識們敬酒。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帶著蘇聯的主要中文翻譯走到周恩來跟前，冷不防對周說：「俄國人民要幸福，中國人民也要幸福，我們不要任何毛澤東，不要任何赫魯曉夫來妨礙我們的關係。」周恩來勃然變色，對馬利諾夫斯基說：「你的話我不懂。」立刻轉身走開。馬利諾夫斯基又轉向因林彪生病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元帥，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效仿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下臺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馬利諾夫斯基還使用了粗野的語言：「我穿的元帥服是斯大林的狗屎，你穿的元帥服是毛澤東的狗屎。」賀龍跟他爭執起來，隨即中國代表團離開了宴會大廳。

這天晚上，周恩來大半夜未眠，起草給毛的電文，報告事情經過。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率領四位同事來到中共代表團駐地，周恩來正式提出抗議，要求他們澄清。勃列日涅夫道了歉，說馬利諾夫斯基喝醉了，不代表蘇共中央。可是，馬利諾夫斯基酒量很大，就算是喝醉了說胡話，作為蘇聯國防部長，鼓動中國總理和軍隊負責人搞政變，蘇聯領導事後卻沒有處罰他。所有跡象表明，馬利諾夫斯基的話是裝醉故意說的，以試探周、賀。蘇聯當時對華主要情報官員在我們訪問時回答：「我們瞭解到我們不可能把周恩來和毛澤東割開。」

馬利諾夫斯基事件使毛澤東疑心大起，懷疑中共高層有人跟蘇聯合夥要密謀推翻他。對毛來說，只要沒有蘇聯插手，中共黨內什麼樣的反對者他都能對付。彭德懷在一九五九年，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兩次都未能動搖他的地位。可如果克里姆林宮下決心搞掉他，和他的黨內反對者裡應外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從外蒙古到北京只有五百公里遠，一路坦蕩平原，中國沒有有效的反坦克武器，無法阻擋蘇聯坦克的推進。就在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發生的第二個月，根據毛的指示，中國軍隊開始在通向外蒙古的平原上堆筑形同龐大碉堡的「人造山」，以抵禦蘇聯坦克。

這些人造山按設計每座高二十至四十公尺，正面寬二百五十至四百公尺，縱深一百二十至二百二十公尺。天文數字的錢投了進去，石頭和土方從遠方運來，在山裡建立了鋼筋水泥的工事。凡是見過這些山的人，包括美國前國防部長施萊辛格(James RSchlesinger)，都認為靠這幾座孤零零的人造山來擋住蘇聯坦克大縱深、寬正面的進攻，根本不可能。後來這項工程不了了之。

毛相信明智的周恩來不會干政變這種沒有把握的事。周從此更是戰戰兢兢地避嫌。離開莫斯科的時候，他感慨萬端地說，他以後將很難再來蘇聯了。的確，中共執政後他訪問蘇聯十次，這是最後一次。這也是毛在世時最後一個中共高級領導對蘇聯的訪問。就連跟蘇聯領導人在第三國會面也得迴避。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周恩來不得不去參加葬禮，這就產生了會碰上蘇聯領導人的問題。為了跟蘇聯領導人錯開，周恩來不顧越南人的反對，在葬禮前硬跑到河內去，向胡志明的遺體告別，然後匆匆飛走。胡志明葬禮舉行時，中國只派了一個級別較低的代表團參加。

在文革中，任何跟蘇聯的關係都被當作「蘇修特務」來嚴加審訊，尤其在中共高層。那位不幸被馬利諾夫斯基擋住說話的賀龍元帥，更是毛澤東疑心的焦點。賀和大批部下被抓起來審問，賀本人於一九六九年悲慘地死在囚禁之中。

賀龍一案受株連的最高將領是國防部副部長、裝甲兵司令許光達大將。在被關押的十八個月裡，他受審四百一十六次，多次遭到嚴刑拷打，最後死在馬桶上。許光達是在馬利諾夫斯基事件後唯一去過蘇聯的高級將領。那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中、蘇之間在原子技術合作方面藕斷絲連，總得有人去。許去了以後，毛又懷疑他在克里姆林宮與自己的政敵之間穿針引線，馬上撤回在蘇聯杜布納原子研究所(Dubna nuclear centre)的全部中方人員，與蘇聯核技術的關係從此一刀兩斷。

當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發生時，毛並沒有叫周恩來馬上回來。周按原計畫繼續跟蘇聯領導人和一隊隊外國代表團會見。十一月十四日，周回到北京，毛率領全體領導人到機場歡迎。這是給莫斯科遞信號：中共的團結牢不可破。可是蘇聯人看出了破綻。在機場的蘇聯外交官觀察說毛看上去氣色糟透了，「好像要虛脫一般」。

這是毛最不安的時刻。劉少奇乘機鞏固自己的地位。他的辦法是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再度當上國家主席，同時藉助當選來造聲勢，樹形象，搞一點對自己的個人崇拜。

上一屆全國人大是一九五九年開的。本屆按憲法應該在一九六三年開，但毛不發話。他想在整劉少奇的時機成熟時再開，一開就把劉搞掉。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發生後，在劉少奇的主持下，當月二十九日就做出了召開全國人大的決定，而且開幕時間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還不到一個月的準備時間。劉算準了毛此時心中無底，不敢否決開會，也不敢否決當主席。毛看出了劉的用心，怒氣沖沖地說：「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

毛只拒絕在開人大之前照慣例召開中共中央全會，這在毛當權時絕無僅有，毛以此表示對劉的不認可。人大開幕的前一天，毛在政治局會議上以談「四清」為名，借題發揮罵劉：「有那麼多步驟，我就不贊成。」「你專搞老實人，不會辦事。」「中國的秦始皇是誰？就是劉少奇。」

會場外，毛對他熟悉的陶鑄夫婦發作道：「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尿！」陶鑄夫婦猜到他指的是劉少奇。幾天後是毛的七十一歲生日，毛破例地請劉少奇赴宴。毛幾乎從不請他的共產黨同事吃飯，與他們的社交僅限於在跳舞會上。那天吃飯前，毛的女兒李訥聽說爸爸要在人民大會堂請客，也要跟著去，毛對李訥說：「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罵娘。」席問毫無喜慶氣氛，在滿座鴉雀無聲的緊張空氣裡，毛嬉笑怒罵，大講「有人搞獨立王國」，搞「修正主義」。稍知情的都明白他的鋒芒所指。

可是，沒有人順著毛說話，沒有人參加對劉的攻擊，只有毛從前的秘書陳伯達除外。陳伯達看到毛對劉不滿，在第二天的「全國王作會議」上發言，把毛的話從「理論」上加以發揮。毛對他的擂鼓助威感激有加，當夜把在安眠藥力下昏昏沉沉的陳伯達找去面授機宜，說他要搞掉劉少奇。陳伯達成了最早知道毛意圖的人。文革開始時，陳被毛提拔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中共第四號人物，根源就在這裡。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劉少奇再度當選國家主席。全國上下組織了歡慶活動，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當選時大不相同。街頭敲鑼打鼓的遊行隊伍拿著彩旗，舞著獅子，放著鞭炮，並排舉著毛和劉的像。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報導：「毛主席劉主席都是我們最愛戴的領導人」。很明顯，在中共高層，有相當多的人在暗暗為劉使勁。劉在制止飢荒上的功勞使他有了眾多支持者，就連毛的親信也覺得劉「行」，「有辦法」，跟他「感到對路」，而同毛疏遠。甚至還有人建議，劉當選時在天安門城樓挂劉的像，而不挂毛的！(當時毛的像只在節慶時才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劉趕快否決了這個提議。

正在選舉劉的當兒，劉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會堂的「一一八」。劉當選後走進來，看見妻子在場，一愣。毛劈頭蓋腦辱罵了劉一頓，仇恨之意溢於言表。劉跟妻子僵坐在那裡，默然對視。毛知道劉少奇夫婦相愛至深，他要王光美在場，看丈夫受辱，也是教劉明白他的妻子難逃厄運。

毛對劉的切齒痛恨部這麼明顯了，高層也沒有誰站出來跟毛一起罵劉。相反地，人們為「兩個主席之間的爭執」表示焦急，無所適從，出來「勸架」，叫劉少奇要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劉去找毛作「自我批評」，又在政治局會議上檢討「對主席不夠尊重」。毛話中有話地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

斯大林曾針對鐵托說過：「我動一根小指頭，世界上就沒有鐵托了。」學斯大林學到家的毛澤東也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但事實上，眼下毛要打倒劉少奇並不那麼輕而易舉。他還真有點扳不動劉呢。

毛髮出宣戰的信號：上井岡山。六年前，當彭德懷起來反對他的政策時，毛曾威脅說：要是人們不跟他走，他就「上山打游擊」。他這次真上山了，警告聲分外響亮：我不是說說了事，說到做到！

毛從來出行都是說走就走，這次不一樣，上井岡山「醞釀」了好久，同事們都通知到了。蹲式馬桶準備好了，派人沿途走了一遍，途中的「階級敵人」關的關，送走的送走。

上路後，毛的座車預備了兩套，以轉移視線。隨行的中央警衛團官兵身著便衣，像好萊塢電影裡的幫會打手一樣，把槍支藏在樂器盒子裡。

毛一九六五年二月底離開北京。他走走停停，觀察劉少奇等的反應。四月九日在武漢時，消息傳來，跟他最親近的上海第一把手柯慶施，患胰腺炎被誤診，在四川成都死去。六十三歲的柯，偏偏在這個時刻死於醫療事故，不由毛不頓生疑竇。他在武漢住了下來，四月二十二日，把老搭檔林彪召來單獨長談，交了打倒劉少奇的底。毛要林把軍隊牢牢掌握住，不要讓在中央主事的劉插進手去。

五月十九日，劉少奇接見在北京召開的軍委作戰會議成員。林彪本來說身體不好不去參加接見，但臨時忽然出現。會見結束，劉宣布散會時，林站起來說他還有話要講。他批駁國家主席已經認可的與會者的發言，表明他才是他們的領導，劉少奇的話不算數。

有林彪在北京盯住劉，毛放心地於五月二十一日開始上井岡山。毛在山上住了七天，哪裡也沒去，就在賓館的附近散散步。本來他打算去從前住過的八角樓看看，正邁腳出車時，猛然聽見有響聲。這是遙遠的山坡上採石工人在砸鐵釺，但山裡聲音傳得遠。毛馬上把已踏在地上的一隻腳縮回車裡，要司機即刻開走。

直到臨離開井岡山前幾分鐘，毛才接見了一些當地人。他們被組織起來在賓館外向毛歡呼，看著毛登車離去，到這時他們才知道毛在山上。從毛到來，到他走後相當一段時間裏，井岡山與外界的聯繫和交通全部中斷。

毛住的賓館是大躍進中為他修的，可毛不滿意。他走後又動工照他通常的標準重建了一座別墅。只是毛再沒回來過。毛在井岡山上時，劉少奇在北京努力加強自己的形象塑造。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頭版出現了一篇文章，用的完全是「個人崇拜」的語言和口氣：

山格外的青，水分外的綠……十三陵水庫的景色，呈現出從來沒有過的壯麗。下午三點多鐘，兩輛汽車在水庫的西南岸停了下來。從車上步下兩位身材魁梧、和藹可親的人，邁著穩健的步伐，向水邊走去。正在水庫裡游泳的首都高等院校學生和解放軍戰士，遠遠就認出這是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和劉主席，人群中立刻響起一片歡呼聲：「毛主席來游泳啦！」「劉主席來游泳啦！」青年們看到毛主席和劉主席紅光滿面，精神煥發，只覺得一股幸福的暖流傳遍全身。毛主席和劉主席撥開萬頃碧波，肩併肩地向前游進。

游泳的事發生在一年前的六月十六日，不是什麼新聞。這時突如其來把它作為特寫發表在頭版，顯然是有意安排為劉作宣傳，選擇的時機是毛遠在井岡山上，《人民日報》負責人可以推說無法請毛過目。後來這些負責人在文革中都被整得死去活來。

回北京之後，毛沒有立即對劉少奇採取行動。他很可能是想等第二次亞非會議開完後再動作。會議定於六月在阿爾及利亞召開，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同很多亞非國家元首打過交道，在會議前夕清洗劉會給毛造成不良影響。毛對這次會議寄予了無限希望，打算通過它進一步確立自己在發展中國家的領袖地位。他派周恩來去完成這個任務。

第一次亞非會議十年前在印尼的萬隆舉行。那次周恩來在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中留下了良好印象。自那以來，中國有了原子彈，毛澤東又不斷慷慨撒錢收買人心。萬隆會議的明星尼赫魯已不在人世，毛唯一的擔心是蘇聯參加，有蘇聯出場毛就唱不成主角了。中方花了大量精力遊說發起國不邀請蘇聯。

印尼的蘇加諾總統由於是萬隆會議的東道主，有最後裁決誰被邀請的特權，毛不惜重金來籠絡他，還提出派軍隊支援他打馬來西亞。最使蘇加諾傾心的是中國許諾為他訓練製造原子彈的科學家。同樣的許諾中國也對埃及等主要發展中國家做出。* 結果蘇聯未被邀請。

（*其實毛無意與他人分享核技術，後來埃及總統納賽爾要求周恩來履行諾言時，周叫他「自力更生」。）

正是為了給毛「拉選票」，中國撒出了一筆巨款：修長達兩千公里的坦讚鐵路。坦尚尼亞總統尼雷爾為修建這條從內陸的坦尚尼亞經讚比亞(Zambia)通印度洋的鐵路尋求資助，被西方拒絕。中方得知後說：「毛主席說了，帝國主義不幹的事，我們干，我們幫助你們修。」這條鐵路到底有多大用處，毛是不關心的。其實連尼雷爾本人對該不該修也猶豫不決，哪怕鐵路由中國白送，錢、材料、人力都是中國出。周恩來還得說服尼雷爾，居然謊稱中國修鐵路的材料、人員都有餘裕，如果不修坦讚鐵路也就浪費了。這項工程耗費了中國十億美金。毛輕飄飄地說：「沒有什麼了不起嘛。」

第二次亞非會議開幕前十天，東道國阿爾及利亞發生軍事政變，本•貝拉(Ahmed Ben Bella)總統下臺。毛曾竭力拉攏本•貝拉，嫌外交部寫給本•貝拉的信「打官腔」，親自動筆，稱本•貝拉是「親愛的兄弟」，「我希望看到你。全中國人民準備熱烈歡迎你。」本•貝拉一倒臺，毛立馬翻臉不認人，要周恩來宣布支持新領導人布邁丁(Houari Boumedienne)，按原計畫開會。

絕大部分亞非國家部不想此時去阿爾及利亞開會。中國外交官們四下活動，拚命想說服他們去，到處碰壁。尼雷爾總統坦率地對中國外交官說：周恩來總理是我最敬佩的政治家，但我很不理解周總理為何堅持如期在阿開會。本•貝拉是非洲公認的反帝、反殖鬥爭的英雄。他的被捕，無論從理智上或感情上，我都不能接受。尼雷爾說：中國政府的堅決態度和中國所進行的積極活動，超過了布邁丁政權，這已引起一些人的驚奇、懷疑，甚至不滿，有損於中國和周總理本人的崇高聲譽。

會議延期了。在對中國懷疑日盛的情緒下，埃及等國提出邀請蘇聯參加。毛當不了老大了，中國轉而宣布不參加。第二次亞非會議沒開成。

毛又氣又急。他迫切希望能來點成功，以平衡挫折。正好這時印巴戰爭爆發。三年前，毛曾痛快淋漓地打敗了印度，這次他想跟巴基斯坦左右夾攻印度，再來一場勝仗。巴基斯坦跟中國相當接近，是得到中國援助最多的非共產黨國家之一。

毛把部隊調到邊界，發了兩份最後通牒式的照會，限令印度政府在九月二十二日午夜前，拆除所有「侵略工事」。印度的答覆是和解的，說「雖然印度政府深信它的軍隊沒有在西藏境內修筑工事」，它願意「進行一次聯合調查」，如果發現有，「不會反對拆毀它們。」中方的答覆是：「沒有必要進行調查」，「印度方面確實有侵略工事設在中國境內」。毛把中國拉到戰爭邊緣。

就在中方限期到期的前一天，巴基斯坦接受了聯合國要印巴雙方停火的決議，告訴毛，不停火無論外交上還是經濟上代價都太大。毛極力勸他們打下去，可巴基斯坦不願打。無奈之餘，毛只好放棄了列印度的念頭。沒有巴基斯坦配合，毛難有把握單獨取勝。上一次打敗印度得益於出其不意，如今印度有了準備。為了體面地下台階，中方宣布「印軍偷偷摸摸平毀侵略工事狼狽逃竄」-- 其實印度什麼也沒做。

在急於成功的心態下，毛到處發動「武裝鬥爭」。在泰國，他培植起來的、以華僑為主的共產黨，在八月七日首次與政府軍交火。這一天從此被稱為「開火日」，以失敗告終。

最大的慘敗發生在印尼。當時印尼共產黨有三百五十萬人，在非共產黨國家中人數最多。斯大林把它劃歸毛管。*日本共產黨總書記宮本顯治對我們說，中共一直在鼓勵印尼共和日共：「只要有奪權的機會，就奮起以武裝鬥爭奪權。」宮本與艾地曾在一九六四年討論過這個問題。日共的態度是謹慎，而艾地卻信心十足，覺得只要毛看準了就有把握成功。

（*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恩來把印尼共領袖艾地召到廣東溫泉城市從化，與胡志明和寮國共產黨負責人會晤，在戰略上把印尼和印度支那聯繫起來。）

亞非會議坍臺後，八月，毛告訴印尼共奪權的時機到了。中方對艾地說，給親華親共的蘇加諾總統看病的中國醫生，診斷出總統的腎臟有嚴重問題，將不久於人世，機不可失，時不可待。印尼共的奪權是奪軍權。蘇加諾總統不掌握軍隊，軍隊高層強烈反共。中國曾不斷敦促蘇加諾把軍隊拿過來，在蘇加諾協助下，印尼共加緊滲透軍隊，以致過於樂觀地相信它能秘密掌握陸軍的一半、空軍的三分之二、海軍的三分之一。印尼共的奪權計畫是：把反共的軍隊首領抓起來殺掉，然後蘇加諾出面接管軍隊，軍隊裡的共產黨人則保證部隊服從命令。

九月三十日，蘇加諾總統警衛部隊營長翁東(Untung)中校率人逮捕處死了印尼陸軍司令和其他五個主要將領。毛在跟宮本顯治的談話中把這一事件稱為「印尼共產黨的武裝起義」。可是，一個未曾預料到的變故使全盤計畫土崩瓦解。密謀者中有一人偷偷把「九•三0」行動計畫通知了陸軍將領蘇哈托(Suharto)。蘇哈托本人不在處決的名單上，他做好準備，等逮捕處死完畢後，立即出面控制軍隊，在全國掀起血腥大屠殺，直殺了數十萬共產黨人、同情者和無辜平民。印尼共產黨領導人幾乎被一網打盡，上了斷頭臺，只有一名政治局委員逃脫，尤索夫，阿吉托若夫(Jusuf Adjiorop)，他當時在中國。三十年後他仍然在那裡，我們見到他時，他已是一位灰心失望的老人。

蘇加諾總統被迫讓位。蘇哈托將軍建立起一個反華、反共、迫害華僑的軍事獨裁政權。毛澤東把一敗塗地的責任推在印尼共頭上。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我們提供了毛同日共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毛說：「印尼共產黨犯了兩個錯誤。第一，他們盲目相信蘇加諾，過高估計了黨在軍隊裡的力量。第二，他們動搖了，沒有打到底。」其實，印尼共根本沒有還手之力。蘇哈托的大屠殺其殘暴，其凶猛，其迅雷不及掩耳，是中共在蔣介石手裡從來沒有經歷過的。跟蘇哈托比起來，蔣介石對中共簡直可以算得上「仁慈」。

一九六五年快要過去了，毛澤東在全球是失敗連連。滿腹挫折感的他，掉轉頭向國內的政敵猛扑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