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失败连连　毛满腹受挫的岁月

46 不安的岁月，受挫的岁月
1962～1965年 68～71岁

一朝经济好转，毛就一步步走向大复仇、大清洗。他首先停止了“包产到户”、为受害者平反等开明措施，斥之为“单干风”、“平反风”。毛加强了个人崇拜，对他的歌颂逐渐充斥了学校教科书、出版物，媒体。人们睁眼就看到三呼万岁的口号，耳边响起的音乐都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化入对他的顶礼膜拜。

文化方面毛拿小说开刀。一九六二年九月，他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针对读书，他说：“书读的越多越蠢。”“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毛本人似乎不怕被“害”，他的特大木板床的一边总是堆满了书。为了以防书落下来打着他，睡人的一边床脚垫高了一点。毛最喜爱的消遣是待在床上看书。但是他不要中国人民看书，要让他们保持愚昧状态。毛对中共高层讲：我们需要“愚民政策”。

一九六三年春，毛的刀伸向传统戏。毛本人其实是个戏迷，收藏了两千多盘磁带唱片，还能同演员讨论演唱风格。看戏是他唯一在公开场合戴眼镜的时候，他也看得非常投入。有一次看《白蛇传》，他哭出了声，毫无顾忌地擤鼻涕，高潮时还一跃而起，裤子都掉了下来-- 原来卫士为了他看得舒服，在他坐下后帮他松了裤带。

毛泽东爱看戏并不妨碍他一上台就对大批戏剧宣判死刑。现在他要把传统戏全部赶下舞台。首先做了刀下鬼的是“鬼戏”，戏中屈死的冤魂向害死他们的人报仇索命。看见这些舞台上的复仇者，毛难免不会想起他的政策害死的几千万人。

一九六三年底，毛把炮火对准整个艺术领域：“各种艺术形式 -- 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著。”他说这些艺术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有 “大问题”。就连歌颂共产党的作品，也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打成“毒草”。艺术家下放劳动，接受“改造”，一九六四年二月毛以他特有的风格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中国传统建筑也成了牺牲品。中共掌权后不久，牌坊和城墙就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倒。一九五八年，对北京八千处古迹，毛只让保留七十八处。连北京市长彭真都竭力反对，最后这一计划当时没有完全实施。但由于毛的坚持，几百年历史的城墙、城门楼还是大多被拆掉，拆城墙的土填平了市内一座美丽的湖。毛在一月二十八日讲：“南京、济南……(省略号系原文)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他嘲弄心疼古迹的知识分子：“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叫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破坏古迹的“劳动”，知识分子还必须参加。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标志，就这样一片片从地球上被抹去。

毛在不少场合都表示过他对中国建筑的讨厌。在为大跃进铺路的南宁会议上他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另一回插话时说：“青岛、长春最好。”北京、开封是古都，而青岛从前是德国殖民地，长春是日本建来作满洲国首都的。

毛不许建造中国传统式的房子。执政初期，建筑设计师们沿袭过去的民族风格盖房子，被斥为“复古主义”受到批判。一九五九年中共建国十周年时要修一些纪念性建筑，基本上是模仿苏联。这些建筑还算稍有美感，但是凤毛麟角，其余的不是工厂，就是丑陋省钱的火柴盒式的水泥住宅。

天安门广场原来有十一公顷。但毛要的是“能容纳一百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于是广场扩大了四倍，变成一片其大无比的水泥地。充满古城风味的建筑被一扫而光。

毛的“打倒”清单上还有寺庙和古墓。一九六四年底，他以前的秘书胡乔木写信给他，说杭州“苏小小墓等”正在被“清理”当中，“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在这段话旁批道：“这只是一点开始而已。”“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

甚至连花草，毛也不容。一九六四年七月，他对“宫廷大总管”汪东兴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现在要改变。”“你们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毛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文化大沙漠，这里没有文明，没有人性，没有温情，只有一群充满兽性的人头畜生，为他干活，作他血腥清洗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毛比希特勒、斯大林更极端。希特勒尚且允许一些非政治性的艺术存在，斯大林保存了俄国的古典文化。毛还为此批评斯大林，一九六六年二月说：“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

毛泽东的扼杀文化不得人心。就像人不喜欢挨饿一样，没人愿意过没有娱乐、没有色彩的生活。毛的干部们从上到下给他来了个阳奉阴违，一些非政治性的、“无害”的娱乐活动和文艺形式继续存在，花草依然茂盛。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这几年中，毛暂时无可奈何。

但在这个期间，毛对全国人民的洗脑运动卓有成效。其中一个是“学习雷锋”。毛用死去的士兵雷锋做榜样，要大家都变成雷锋似的人。有一份雷锋日记，说雷锋如何一想到毛就去“做好事”，如何为了毛“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听毛主席的话”，做“螺丝钉”，毛安到哪里就在哪里老老实实地干，被表彰为最崇高的理想。抹煞个人与个人崇拜相辅相成，完全无私与极端自私正好配套，前者是对中国人民的要求，后者属于毛泽东。前者为后者服务。

雷锋还代表毛刻意想培植的一个观念：人人必须仇恨。雷锋日记里最有名的一首诗写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仇恨的逻辑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该仇恨谁呢？毛树立了一个靶子：赫鲁晓夫。原因？他搞修正主义。中国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是谴责赫鲁晓夫和修正主义的文章，在每周的“政治学习”中灌输给全国人民。这些遥远的敌人就这样在人们脑子里扎下了根。到毛整刘少奇的时候，他把“中国的赫鲁晓夫”这顶帽子戴到刘头上，而得罪了毛的中共干部都被说成是“搞修正主义”。

毛第一次用“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字眼，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的中共高层会议上。刘少奇马上明白毛是针对他的，毛复仇的一天就要到了。除了束手待毙，刘唯一的出路是设法加强自己的地位，使毛不容易对他下手。这时搞的“四清”运动，就是刘少奇用撤换鱼肉村民的基层干部的办法，争取人心。不久，莫斯科出了一件事，给了刘少奇另一个机会。

这年十月十四日，赫鲁晓夫在“宫廷政变”中下台。当时中国导弹在研制方面遇上了难以逾越的难关，毛急需苏联的技术，他想跟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等苏联新领导人改善关系。几天之内，周恩来就对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说，毛“极希望”增加接触，有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请苏联发邀请。

苏联新领导人也对重修旧好很感兴趣，把赫鲁晓夫下台的事在公开宣布前先通知了毛。但很快地，他们便意识到，只要毛在台上，改善关系的前景黯淡。契尔沃年科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得到这种印象的。”我到毛的住处大约是晚上十一点。毛听到消息后，沉吟片刻说：“你们做得好，但是还不够。”会见完毕毛送我出门。汽车发不动，我的司机拿了个桶跟毛的警卫到厨房去取水。毛站在熄火的汽车旁，月光闪闪地照在湖上。他说：“还有些事你们要改，你们的主席团还没都做到。”” 毛要苏联改变党纲，否定对斯大林的批判。这对苏联新领导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结果，在周恩来率团访苏时他们试探了一下，看中共能否搞掉毛。

十一月七日，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走来走去向老相识们敬酒。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带著苏联的主要中文翻译走到周恩来跟前，冷不防对周说：“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勃然变色，对马利诺夫斯基说：“你的话我不懂。”立刻转身走开。马利诺夫斯基又转向因林彪生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马利诺夫斯基还使用了粗野的语言：“我穿的元帅服是斯大林的狗屎，你穿的元帅服是毛泽东的狗屎。”贺龙跟他争执起来，随即中国代表团离开了宴会大厅。

这天晚上，周恩来大半夜未眠，起草给毛的电文，报告事情经过。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率领四位同事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周恩来正式提出抗议，要求他们澄清。勃列日涅夫道了歉，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不代表苏共中央。可是，马利诺夫斯基酒量很大，就算是喝醉了说胡话，作为苏联国防部长，鼓动中国总理和军队负责人搞政变，苏联领导事后却没有处罚他。所有迹象表明，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是装醉故意说的，以试探周、贺。苏联当时对华主要情报官员在我们访问时回答：“我们了解到我们不可能把周恩来和毛泽东割开。”

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使毛泽东疑心大起，怀疑中共高层有人跟苏联合伙要密谋推翻他。对毛来说，只要没有苏联插手，中共党内什么样的反对者他都能对付。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两次都未能动摇他的地位。可如果克里姆林宫下决心搞掉他，和他的党内反对者里应外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从外蒙古到北京只有五百公里远，一路坦荡平原，中国没有有效的反坦克武器，无法阻挡苏联坦克的推进。就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的第二个月，根据毛的指示，中国军队开始在通向外蒙古的平原上堆筑形同庞大碉堡的“人造山”，以抵御苏联坦克。

这些人造山按设计每座高二十至四十公尺，正面宽二百五十至四百公尺，纵深一百二十至二百二十公尺。天文数字的钱投了进去，石头和土方从远方运来，在山里建立了钢筋水泥的工事。凡是见过这些山的人，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 RSchlesinger)，都认为靠这几座孤零零的人造山来挡住苏联坦克大纵深、宽正面的进攻，根本不可能。后来这项工程不了了之。

毛相信明智的周恩来不会干政变这种没有把握的事。周从此更是战战兢兢地避嫌。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感慨万端地说，他以后将很难再来苏联了。的确，中共执政后他访问苏联十次，这是最后一次。这也是毛在世时最后一个中共高级领导对苏联的访问。就连跟苏联领导人在第三国会面也得回避。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周恩来不得不去参加葬礼，这就产生了会碰上苏联领导人的问题。为了跟苏联领导人错开，周恩来不顾越南人的反对，在葬礼前硬跑到河内去，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然后匆匆飞走。胡志明葬礼举行时，中国只派了一个级别较低的代表团参加。

在文革中，任何跟苏联的关系都被当作“苏修特务”来严加审讯，尤其在中共高层。那位不幸被马利诺夫斯基挡住说话的贺龙元帅，更是毛泽东疑心的焦点。贺和大批部下被抓起来审问，贺本人于一九六九年悲惨地死在囚禁之中。

贺龙一案受株连的最高将领是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在被关押的十八个月里，他受审四百一十六次，多次遭到严刑拷打，最后死在马桶上。许光达是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后唯一去过苏联的高级将领。那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中、苏之间在原子技术合作方面藕断丝连，总得有人去。许去了以后，毛又怀疑他在克里姆林宫与自己的政敌之间穿针引线，马上撤回在苏联杜布纳原子研究所(Dubna nuclear centre)的全部中方人员，与苏联核技术的关系从此一刀两断。

当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时，毛并没有叫周恩来马上回来。周按原计划继续跟苏联领导人和一队队外国代表团会见。十一月十四日，周回到北京，毛率领全体领导人到机场欢迎。这是给莫斯科递信号：中共的团结牢不可破。可是苏联人看出了破绽。在机场的苏联外交官观察说毛看上去气色糟透了，“好像要虚脱一般”。

这是毛最不安的时刻。刘少奇乘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的办法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再度当上国家主席，同时借助当选来造声势，树形象，搞一点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上一届全国人大是一九五九年开的。本届按宪法应该在一九六三年开，但毛不发话。他想在整刘少奇的时机成熟时再开，一开就把刘搞掉。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后，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当月二十九日就做出了召开全国人大的决定，而且开幕时间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还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刘算准了毛此时心中无底，不敢否决开会，也不敢否决当主席。毛看出了刘的用心，怒气冲冲地说：“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

毛只拒绝在开人大之前照惯例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这在毛当权时绝无仅有，毛以此表示对刘的不认可。人大开幕的前一天，毛在政治局会议上以谈“四清”为名，借题发挥骂刘：“有那么多步骤，我就不赞成。”“你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中国的秦始皇是谁？就是刘少奇。”

会场外，毛对他熟悉的陶铸夫妇发作道：“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陶铸夫妇猜到他指的是刘少奇。几天后是毛的七十一岁生日，毛破例地请刘少奇赴宴。毛几乎从不请他的共产党同事吃饭，与他们的社交仅限于在跳舞会上。那天吃饭前，毛的女儿李讷听说爸爸要在人民大会堂请客，也要跟着去，毛对李讷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席问毫无喜庆气氛，在满座鸦雀无声的紧张空气里，毛嬉笑怒骂，大讲“有人搞独立王国”，搞“修正主义”。稍知情的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可是，没有人顺著毛说话，没有人参加对刘的攻击，只有毛从前的秘书陈伯达除外。陈伯达看到毛对刘不满，在第二天的“全国王作会议”上发言，把毛的话从“理论”上加以发挥。毛对他的擂鼓助威感激有加，当夜把在安眠药力下昏昏沉沉的陈伯达找去面授机宜，说他要搞掉刘少奇。陈伯达成了最早知道毛意图的人。文革开始时，陈被毛提拔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第四号人物，根源就在这里。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全国上下组织了欢庆活动，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当选时大不相同。街头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拿着彩旗，舞著狮子，放着鞭炮，并排举著毛和刘的像。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导：“毛主席刘主席都是我们最爱戴的领导人”。很明显，在中共高层，有相当多的人在暗暗为刘使劲。刘在制止饥荒上的功劳使他有了众多支持者，就连毛的亲信也觉得刘“行”，“有办法”，跟他“感到对路”，而同毛疏远。甚至还有人建议，刘当选时在天安门城楼挂刘的像，而不挂毛的！(当时毛的像只在节庆时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刘赶快否决了这个提议。

正在选举刘的当儿，刘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刘当选后走进来，看见妻子在场，一愣。毛劈头盖脑辱骂了刘一顿，仇恨之意溢于言表。刘跟妻子僵坐在那里，默然对视。毛知道刘少奇夫妇相爱至深，他要王光美在场，看丈夫受辱，也是教刘明白他的妻子难逃厄运。

毛对刘的切齿痛恨部这么明显了，高层也没有谁站出来跟毛一起骂刘。相反地，人们为“两个主席之间的争执”表示焦急，无所适从，出来“劝架”，叫刘少奇要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去找毛作“自我批评”，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话中有话地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

斯大林曾针对铁托说过：“我动一根小指头，世界上就没有铁托了。”学斯大林学到家的毛泽东也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但事实上，眼下毛要打倒刘少奇并不那么轻而易举。他还真有点扳不动刘呢。

毛发出宣战的信号：上井冈山。六年前，当彭德怀起来反对他的政策时，毛曾威胁说：要是人们不跟他走，他就“上山打游击”。他这次真上山了，警告声分外响亮：我不是说说了事，说到做到！

毛从来出行都是说走就走，这次不一样，上井冈山“酝酿”了好久，同事们都通知到了。蹲式马桶准备好了，派人沿途走了一遍，途中的“阶级敌人”关的关，送走的送走。

上路后，毛的座车预备了两套，以转移视线。随行的中央警卫团官兵身着便衣，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帮会打手一样，把枪支藏在乐器盒子里。

毛一九六五年二月底离开北京。他走走停停，观察刘少奇等的反应。四月九日在武汉时，消息传来，跟他最亲近的上海第一把手柯庆施，患胰腺炎被误诊，在四川成都死去。六十三岁的柯，偏偏在这个时刻死于医疗事故，不由毛不顿生疑窦。他在武汉住了下来，四月二十二日，把老搭档林彪召来单独长谈，交了打倒刘少奇的底。毛要林把军队牢牢掌握住，不要让在中央主事的刘插进手去。

五月十九日，刘少奇接见在北京召开的军委作战会议成员。林彪本来说身体不好不去参加接见，但临时忽然出现。会见结束，刘宣布散会时，林站起来说他还有话要讲。他批驳国家主席已经认可的与会者的发言，表明他才是他们的领导，刘少奇的话不算数。

有林彪在北京盯住刘，毛放心地于五月二十一日开始上井冈山。毛在山上住了七天，哪里也没去，就在宾馆的附近散散步。本来他打算去从前住过的八角楼看看，正迈脚出车时，猛然听见有响声。这是遥远的山坡上采石工人在砸铁钎，但山里声音传得远。毛马上把已踏在地上的一只脚缩回车里，要司机即刻开走。

直到临离开井冈山前几分钟，毛才接见了一些当地人。他们被组织起来在宾馆外向毛欢呼，看着毛登车离去，到这时他们才知道毛在山上。从毛到来，到他走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井冈山与外界的联系和交通全部中断。

毛住的宾馆是大跃进中为他修的，可毛不满意。他走后又动工照他通常的标准重建了一座别墅。只是毛再没回来过。毛在井冈山上时，刘少奇在北京努力加强自己的形象塑造。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头版出现了一篇文章，用的完全是“个人崇拜”的语言和口气：

山格外的青，水分外的绿……十三陵水库的景色，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壮丽。下午三点多钟，两辆汽车在水库的西南岸停了下来。从车上步下两位身材魁梧、和蔼可亲的人，迈著稳健的步伐，向水边走去。正在水库里游泳的首都高等院校学生和解放军战士，远远就认出这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刘主席，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毛主席来游泳啦！”“刘主席来游泳啦！”青年们看到毛主席和刘主席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只觉得一股幸福的暖流传遍全身。毛主席和刘主席拨开万顷碧波，肩并肩地向前游进。

游泳的事发生在一年前的六月十六日，不是什么新闻。这时突如其来把它作为特写发表在头版，显然是有意安排为刘作宣传，选择的时机是毛远在井冈山上，《人民日报》负责人可以推说无法请毛过目。后来这些负责人在文革中都被整得死去活来。

回北京之后，毛没有立即对刘少奇采取行动。他很可能是想等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完后再动作。会议定于六月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同很多亚非国家元首打过交道，在会议前夕清洗刘会给毛造成不良影响。毛对这次会议寄予了无限希望，打算通过它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地位。他派周恩来去完成这个任务。

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年前在印尼的万隆举行。那次周恩来在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中留下了良好印象。自那以来，中国有了原子弹，毛泽东又不断慷慨撒钱收买人心。万隆会议的明星尼赫鲁已不在人世，毛唯一的担心是苏联参加，有苏联出场毛就唱不成主角了。中方花了大量精力游说发起国不邀请苏联。

印尼的苏加诺总统由于是万隆会议的东道主，有最后裁决谁被邀请的特权，毛不惜重金来笼络他，还提出派军队支援他打马来西亚。最使苏加诺倾心的是中国许诺为他训练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同样的许诺中国也对埃及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做出。* 结果苏联未被邀请。

（*其实毛无意与他人分享核技术，后来埃及总统纳赛尔要求周恩来履行诺言时，周叫他“自力更生”。）

正是为了给毛“拉选票”，中国撒出了一笔巨款：修长达两千公里的坦赞铁路。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为修建这条从内陆的坦桑尼亚经赞比亚(Zambia)通印度洋的铁路寻求资助，被西方拒绝。中方得知后说：“毛主席说了，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我们干，我们帮助你们修。”这条铁路到底有多大用处，毛是不关心的。其实连尼雷尔本人对该不该修也犹豫不决，哪怕铁路由中国白送，钱、材料、人力都是中国出。周恩来还得说服尼雷尔，居然谎称中国修铁路的材料、人员都有余裕，如果不修坦赞铁路也就浪费了。这项工程耗费了中国十亿美金。毛轻飘飘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幕前十天，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本•贝拉(Ahmed Ben Bella)总统下台。毛曾竭力拉拢本•贝拉，嫌外交部写给本•贝拉的信“打官腔”，亲自动笔，称本•贝拉是“亲爱的兄弟”，“我希望看到你。全中国人民准备热烈欢迎你。”本•贝拉一倒台，毛立马翻脸不认人，要周恩来宣布支持新领导人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按原计划开会。

绝大部分亚非国家部不想此时去阿尔及利亚开会。中国外交官们四下活动，拚命想说服他们去，到处碰壁。尼雷尔总统坦率地对中国外交官说：周恩来总理是我最敬佩的政治家，但我很不理解周总理为何坚持如期在阿开会。本•贝拉是非洲公认的反帝、反殖斗争的英雄。他的被捕，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我都不能接受。尼雷尔说：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和中国所进行的积极活动，超过了布迈丁政权，这已引起一些人的惊奇、怀疑，甚至不满，有损于中国和周总理本人的崇高声誉。

会议延期了。在对中国怀疑日盛的情绪下，埃及等国提出邀请苏联参加。毛当不了老大了，中国转而宣布不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没开成。

毛又气又急。他迫切希望能来点成功，以平衡挫折。正好这时印巴战争爆发。三年前，毛曾痛快淋漓地打败了印度，这次他想跟巴基斯坦左右夹攻印度，再来一场胜仗。巴基斯坦跟中国相当接近，是得到中国援助最多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

毛把部队调到边界，发了两份最后通牒式的照会，限令印度政府在九月二十二日午夜前，拆除所有“侵略工事”。印度的答复是和解的，说“虽然印度政府深信它的军队没有在西藏境内修筑工事”，它愿意“进行一次联合调查”，如果发现有，“不会反对拆毁它们。”中方的答复是：“没有必要进行调查”，“印度方面确实有侵略工事设在中国境内”。毛把中国拉到战争边缘。

就在中方限期到期的前一天，巴基斯坦接受了联合国要印巴双方停火的决议，告诉毛，不停火无论外交上还是经济上代价都太大。毛极力劝他们打下去，可巴基斯坦不愿打。无奈之余，毛只好放弃了打印度的念头。没有巴基斯坦配合，毛难有把握单独取胜。上一次打败印度得益于出其不意，如今印度有了准备。为了体面地下台阶，中方宣布“印军偷偷摸摸平毁侵略工事狼狈逃窜”-- 其实印度什么也没做。

在急于成功的心态下，毛到处发动“武装斗争”。在泰国，他培植起来的、以华侨为主的共产党，在八月七日首次与政府军交火。这一天从此被称为“开火日”，以失败告终。

最大的惨败发生在印尼。当时印尼共产党有三百五十万人，在非共产党国家中人数最多。斯大林把它划归毛管。*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对我们说，中共一直在鼓励印尼共和日共：“只要有夺权的机会，就奋起以武装斗争夺权。”宫本与艾地曾在一九六四年讨论过这个问题。日共的态度是谨慎，而艾地却信心十足，觉得只要毛看准了就有把握成功。

（*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恩来把印尼共领袖艾地召到广东温泉城市从化，与胡志明和老挝共产党负责人会晤，在战略上把印尼和印度支那联系起来。）

亚非会议坍台后，八月，毛告诉印尼共夺权的时机到了。中方对艾地说，给亲华亲共的苏加诺总统看病的中国医生，诊断出总统的肾脏有严重问题，将不久于人世，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印尼共的夺权是夺军权。苏加诺总统不掌握军队，军队高层强烈反共。中国曾不断敦促苏加诺把军队拿过来，在苏加诺协助下，印尼共加紧渗透军队，以致过于乐观地相信它能秘密掌握陆军的一半、空军的三分之二、海军的三分之一。印尼共的夺权计划是：把反共的军队首领抓起来杀掉，然后苏加诺出面接管军队，军队里的共产党人则保证部队服从命令。

九月三十日，苏加诺总统警卫部队营长翁东(Untung)中校率人逮捕处死了印尼陆军司令和其他五个主要将领。毛在跟宫本显治的谈话中把这一事件称为“印尼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可是，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变故使全盘计划土崩瓦解。密谋者中有一人偷偷把“九•三0”行动计划通知了陆军将领苏哈托(Suharto)。苏哈托本人不在处决的名单上，他做好准备，等逮捕处死完毕后，立即出面控制军队，在全国掀起血腥大屠杀，直杀了数十万共产党人、同情者和无辜平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几乎被一网打尽，上了断头台，只有一名政治局委员逃脱，尤索夫，阿吉托若夫(Jusuf Adjiorop)，他当时在中国。三十年后他仍然在那里，我们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位灰心失望的老人。

苏加诺总统被迫让位。苏哈托将军建立起一个反华、反共、迫害华侨的军事独裁政权。毛泽东把一败涂地的责任推在印尼共头上。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提供了毛同日共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毛说：“印尼共产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盲目相信苏加诺，过高估计了党在军队里的力量。第二，他们动摇了，没有打到底。”其实，印尼共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苏哈托的大屠杀其残暴，其凶猛，其迅雷不及掩耳，是中共在蒋介石手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跟苏哈托比起来，蒋介石对中共简直可以算得上“仁慈”。

一九六五年快要过去了，毛泽东在全球是失败连连。满腹挫折感的他，掉转头向国内的政敌猛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