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改恐懼防蘇式巨變(圖)

1991年8月19日的前蘇聯政變

今年是前蘇聯和中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瓦解20週年。1991年8月19日，蘇聯共產黨內的保守派發動政變，軟禁了改革派總統戈爾巴喬夫。雖然這次3日政變以失敗告終，但蘇維埃聯盟的中央統治已經無法控制在平息政變的過程中強大起來的加盟共和國的分離勢力。

1991年12月25日，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並建議蘇共中央委員會自行解體。蘇聯的解體對共產黨中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直到今天。

經濟學家張煒就此話題接受BBC中文網記者嵇偉的採訪：

問：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蘇東國家從上世紀50年代末起到80年代末，在經濟上進行的許多改革和嘗試都失敗了，所以認為中央計畫的社會主義體制是不可改革的，只有用市場經濟來取代，所以導致最後的解體，徹底改變制度。蘇東集團是先改變政治體制，然後改革經濟。而中國是先改革經濟，開放市場，政治改革目前雖然有人提倡，但並未真正開始。如果政治或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保證經濟開放，那麼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的政改之所以沒有進行，是因為沒有足夠的社會動力？

張煒：這個問題分兩個角度來談。第一個，我們先來判斷蘇東問題，因為你是借鑒蘇東的經驗教訓得出這個結論。剛才談到那些學者的看法，就是蘇聯的方案是先政治改革，後經濟改革，不完全如此。蘇東在5、60年代，尤其是當時的匈牙利、波蘭和南斯拉夫，後來蘇聯本身，64年的柯西金改革計畫。

這一路走來，實際上是試圖在原有的政治體制內改革經濟體制，但是最後發現，原來的政治體制已經完全不能容納一個新的體制了，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是經濟改革不成功的情況下，才採取了從政治改革入手，突破那種政治制度，來推進經濟體制的改革。完整的敘述過程應該是這樣的過程。

你談到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現在是不是缺乏對政治改革的訴求。如果從表面上看，因為中國這些年來經濟體制改革，部分市場化，實際上使中國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這給了體制內的一些學者一個理由，認為中國這條路是對的，所以用不著搞政治改革。但這種說法實際上在民間並不能真正得到廣泛的認同，所以簡單地通過對比就看到中國缺乏改革的訴求，我覺得結論過於簡單。

問：有一種觀點認為，前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統治階層和精英階層中的許多人都認為，向資本主義過渡，尤其是實行全面市場經濟，會使他們得到更大的權力和財富，而這點是導致前蘇聯解體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而今天的中國正是在這麼做，統治階層和精英階層在經濟改革後已經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所以不再追求像前蘇聯統治階層追求的政治體制改革。您對此怎麼看？

張煒：如果說蘇東的政治精英事先設計好了在政治改革過程中來瓜分經濟利益，這個說法未免把他們看得過高了。在蘇東實現政改的時候，尤其是要看蘇聯，因為東歐國家的很多政治體制是蘇聯用軍隊強加給他們的。不要忘了，戈爾巴喬夫在推進政治改革時，曾經遭遇到政變的危險。而且那次政變基本上都快成功了，如果不是葉利欽出面反對的話。所以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要說他們的政治精英是自願的從事政改，從而想在政改過程中瓜分利益，這個「設計論」是不太準確的，不符合歷史發展的脈絡。

但在政改過程中，因為政治改革總是從一個既定的秩序開始的，在既定程序中佔有優勢的那些集團，無論怎麼改，相對來說他們是更容易在政改過程中攫取自己的利益，這是毫無疑問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和蘇聯的改革在某種程度上走的是共同的道路，無論是蘇聯的改革還是中國的改革，原有的精英階層都在這個過程中儘可能的使他們的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最大化。

但相比較而言，如果具體到中國和中歐兩個不同的地區，他們原來的發展程度對他們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以及更多其它原因，僅僅看這個過程，雙方的統治精英同樣在攫取財富。中國的權力精英階層攫取財富的速度並不比蘇聯的慢。

問：蘇東集團的垮臺不僅給了中國統治階層很大的影響，對中國民間的影響也非常大，但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影響極其不同。在政治上，統治階層忌諱至極，但老百姓，尤其是知識份子階層，希望中國也能擺脫一黨專政；但在經濟上，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反對甚至恐懼發生前蘇聯解體後經濟上的巨大動亂，致使許許多多人失去畢生積蓄，這是不是也是中國不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的原因之一呢？

張煒：蘇東改革過程中經濟的崩潰有它很多的內在原因，經濟理論界有這樣一種說法，就是它的改革失敗的原因有些是內生的。蘇東與中國的改革在有些方面是很難進行比較的，蘇東在改革之初，尤其在蘇聯，它有95%以上的人都在全民所有制內工作，只有很少人，大約5%的人不被國家的福利範圍所網蓋。但中國當時即使在高度控制的情況下，也有80%以上的人口，包括農村人口和城市裡的非全民所有制人口，他們是不被包括在國家的醫療制度、退休制度之內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改革要想先發展市場經濟，中國有80%以上的人會願意去試，因為他們不會有損失。但蘇東民間就缺乏這樣的動力。

把中國和蘇聯的經濟改革作一個對比，簡單地說這個是成功的，那個是失敗的，這種說法不太科學，而建立在這個說法的基礎之上，認為中國由於經濟的發展，就不應該進行政治改革，實際上是中國現在的統治階層向老百姓灌輸的一種不科學的說法，是為自己的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做法所找的一個藉口。

遺憾的是，由於中國媒體的中央控制，由於中國的信息封鎖，所以這種宣傳在老百姓中還是起了作用。中國老百姓在這樣的體制下對蘇東的瞭解是片面的，而且簡單的把它歸結為一種失敗，並把這種失敗歸結為是改革模式造成的，從而恐懼這種大幅度的政治改革。這個做法正好中了中國統治集團的計。

問：近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最近的西方金融危機，廣泛支持了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能成功的「中國模式」論。您贊成這個觀點嗎？

張煒：我是肯定不贊成這個觀點的。當然這次經濟危機使很多人有深刻的反省，對現存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有反省。這個反省在經濟危機衝擊最大的時候，人們自然會走向一個矯枉過正的過程，把它歸結為市場經濟不能容納現代科技的發展。這是市場經濟的內在缺陷造成的，而任何一個經濟制度都會有缺陷的，市場經濟也毫不例外。但是從更長的歷史時期，比如過去一百年的發展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進步哪一個快呢？毫無疑問是市場經濟。

相對而言，儘管有許多不足，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有一個不斷自我矯正的過程，所以現在來判斷說西方的市場經濟已經失敗，我覺得為時過早。中國的發展才30年時間，資本主義勝過中央計畫經濟這個過程已經被一百多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證明了。

而持「中國模式」觀點的人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我矯正的能力還信心太低，同時對中國現在中央政府的強力干預和一黨制度下的有限度的開放市場這種混合式的經濟模式也過於樂觀。實際上很多人看到了中國的這種模式雖然能促進短期發展，但這種發展的成本相當大，而且這種發展是否能持續，很多人也持懷疑態度。中國政府本身也面臨更大的困難。

從理論上說，用歷史眼光來看，我並不認為中國的混合式模式具有少數人認為的那種優勢。而且中國過去經濟改革的成功，都是朝市場化發展而得到的。而中國存在的問題，比如腐敗、污染等問題，恰恰是這種改革不徹底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