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維平：《文匯報》內幕之九 亦是無語亦是憂

陳堅明與余仕清

不論是在中國，還是世界其它地方，記者都是一個高風險的職業，尤其是對富有事業心和使命感的媒體人士來說，更是充滿著難以預測的危險和變數，但由於中國政治體制的高壓，大部分的《文匯報》記者都選擇了沉默，大家把許多精力放在廣告經營上，既可以避開政治風險，免於得罪人，又能獲得提成，享受物質生活，何樂而不為呢？不過，報紙畢竟不單純是一個賺錢的工具，還肩負著時代和歷史的使命，故此，總有一些媒體人士與眾不同。

雖然，我與陳堅明和余仕清沒什麼深的交往，因為他們是講粵語的香港人，彼此交談有些語言上的障礙，但每次去香港公幹，只要見到他們，我都主動與他們攀談，亦是受益不淺。他們一個是財經新聞部的主任，一個是副主任，比較起來，大為不同，前者注重於廣告，抓新聞是圍繞經濟效益，而後者則注重於新聞，而且長於撰寫 「扒糞」內幕故事，這就決定了他們不同的命運。陳堅明是活活累死的，被定為以身殉職，而余仕清呢，是被亂刀砍死的，自然善後待遇也不太透明。

1999 年底，陳堅明過世的時候，我還在《文匯報》任職，他是去美國採訪的時候，心臟病發作，忽然倒在了下榻的酒店裡，死前還在奮筆疾書，雖然，他寫的那些只有一分鐘生命的稿件不能傳世，但他每天都是那麼認真和執著，他的身體健康的問題並不被自己或上級重視，因此，此事給了以張雲楓為首的《文匯報》領導層極大的震動。他們一度曾下令中層幹部人人免費體檢，個個尋醫問藥，但這個待遇並不包括我們內地辦站的主任，他們是「皇軍」，我們是「偽軍」，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增加了體檢等福利費用，還得轉嫁到每個拉廣告的人員身上，其實，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報紙越不講真話，市民越不買賬，發行量越小，廣告越難拉，於是，報社的採編經營人士就越累。

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猝死也有必然性因素，當然，陳堅明沒有廣告任務，但他也十分重視報紙的廣告，記得1998年哈爾濱市的國企「三大動力」在香港上市，報社下達了針對東北辦的硬任務，陳主任就對我說，能否與這幾個國企的大老闆聯繫一下，先做個人物專訪，再把上市報告之類的廣告拿到手，我感到為難，因為這樣的級別很高的大型國企，不僅領導人架子大，很難約見，而且，他們在海外都有分支機構，一般都把廣告生意給了專業性的大廣告公司。但「小鬍子」陳堅明還是說，你應當「志在必得」！。。。。。。他就是帶著這種領導賞識的「志在必得」的信念，過早地撇下了妻小，踏上了一條不歸路。我去參加了他的追悼會，地點是在香港北角的殯儀館，行前有一位領導說，報社沒車接送，你是來港出差的，可以不去吧，我還是花了50港幣的士費去了，我覺得應當表示對他的敬意和惋惜。

他長著兩撇小鬍子，酷似歌星林子祥，這一特徵令我印象深刻。我聽過他兩次會議發言，每次都要講到香港上市發行的B股，由於國語欠佳，把它說成了「屁股」，總是使我們忍俊不禁，總之，小鬍子是個可愛的人！雖是英年早逝，但也是善終，他沒有體驗生離死別的痛苦，也無忍受肉體疾病的折磨，故此，在獄中時，我常念及此人，深為羨慕。

與其比較，他的副手余仕清之死則慘烈得多，他未能接掌財經新聞部主任的大權，還被調離了他原先熟悉的領域，改任資訊技術部的負責人，有傳言說，報社高層早就對他過多涉足內地報導有所微詞，何況他得罪了一些有錢有勢的人，這是香港「左報」吃不了兜著走的事。顯然，他與陳堅明不同，陳曾任香港親共的新聞工作者聯會主席，也與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過從甚密，但余則經常往來香港和內地，有扯不清的人事糾葛。據瞭解，他曾採訪多宗在內地較敏感的專題新聞，其中包括揭露中越邊境走私貿易和內地偷運盜版光碟原料、以及製作盜版光碟等調查報導，奇怪的是，他的一部分採訪稿並沒有刊出，卻引來了殺人之禍，2001年11月，他被發現被人殺死在香港錦田石崗機場路之後，有報導說，內地警方從《文匯報》的內地人員那裡，獲得了有價值的線索，但至今沒了下文。

《文匯報》與外宣辦

中國政府機關往往是這樣的：中央有什麼部門，下面就有歸口的分支機構，比如，國務院有外宣辦，那麼各地市委市政府也有設在宣傳部的處室，如果說外宣辦對《文匯報》是直管領導的話，那麼，各地的外宣辦與各地的記者站就成了孌生姊妹了，不過，這個姊妹可夠厲害的，她不僅經常陪同接待我們採訪，而且還對我們進行暗地監控與考核，非常微妙的是，《文匯報》的領導到了東北各地採訪與視察，時間較短來去匆匆，他們接觸的人就只能是他們，如果有人給你說了壞話，以前做得好事就通通白費了，所以，搞好與地方外宣辦官員的關係，至關重要。

最初，我不知道外宣辦的厲害，有一件事使我震驚，有一次，大連召開某個會議，宣傳部設了個新聞中心，專門接待中外記者，我身臨其境，在酒店的大廳有一個年輕人舉止文雅，十分客氣，他請所有的人登記，而後發你一個禮品袋，除了小禮品，還有會議日程表和聯繫電話等，真是熱情之極，面面俱到，我不認識他，就問老同學，他也不避諱我，介紹說，王某表面上是我們宣傳部的官員，實際上是安全局的。我感到好笑，我們這些拿筆桿的文弱書生，還能是特務或間諜？真是小題大做。

但以港報記者的名義在東北走遍了，就知道了，不論是省外宣辦，還是市和縣外宣辦，都有身份不明，陰陽怪氣之人，他們用多年形成的一種敵對思維看待境外記者，彷彿都是特務，都是在刺探情報，而官員最便於用這個手段欺騙和驅使馬仔盡職盡責，也便於給挑刺批評的記者誣陷加罪。所以，每當在機場或車站第一次見到他們時，我明知他的身份，也得忍住厭惡，握手談笑，言不由衷，他們不信任的目光好久才能改變。這有點像毛澤東，他從第一次與美國記者斯諾認識時，就懷疑他是美國中情局的特務，直到1972年才知道他只是一個好奇的記者，他採訪紅軍是為了寫書賺錢，如此而已。

不過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大都想做生意，除了廣告提成，不管什麼東西，只要賺錢都干，他們有的還會千方百計地從你身上揩油。1995年我到吉林省延吉市採訪，外宣辦的某工作人員帶我去暉春看看，但又以宣傳部沒車為由逼我租車，通常情況下，他們邀請我來，必有這筆經費，但我的時間緊，也別無選擇，就答應租車，他又以熟人開車安全為藉口，要求我選用他朋友的車。他的女朋友來了，三十多歲，沒有什麼值得記憶的像貌特徵，我為了使新朋友高興，就先付了90多元就上路了，但不料在一個高速公路和鐵路的交接處，險些發生車禍，那天，淅淅瀝瀝的小雨，使路面有點兒滑，而由延吉至琿春的盤山彎道很多，右側又是懸崖下的圖們江，顯然，女司機是新手，在踏制動時不知道一腳到底的隱患，何況汽車又陳舊不堪，她遇險剎車時側滑，只差一尺就落進了圖們江，多虧有一塊石頭擋住 了車輪。。。。。。記得那是一次不愉快的採訪，我一無所獲。

另一個外宣辦的官員是黑龍江省某市的，他給我的印象，完全是一個商人，與我剛見面，即直言，他開了一個書店，專賣香港的禁書，海關沒收的東西應有盡有，我看了樣品，嚇了一跳，他們的書比《開放》編輯部的還多，但質次價高，有的是盜版，錯字連篇；有的是原版，但貼了新的價格標籤，每本都兩百多元，為了日後的採訪工作順利，我假裝很高興買了一本，他就帶我走了很多有特點的地方，中午吃飯時，他介紹宣傳部兩個部長與我見面，其中一把手姓傅，二把手姓鄭，當地又時興稱某部長，這樣就難免把他們的正副官職叫倒了，很是尷尬。最有趣的是，鄭部長不勝酒力，與我對飲了幾杯，話還沒講完呢，他就頭往後一仰，躺在椅子上睡著了，鼾聲如雷。。。。。。過了一會兒，老闆娘來了，親自給上了一道菜叫「牛鞭彫花」，她說，這是用牛的生殖器精彫紅燜的拿手菜，是本地一絕，還介紹它的功能，又笑著說，你吃吧，找小姐鋼鋼的，講得我臉紅耳熱。。。。。。

此後，我還去過齊齊哈爾市外宣辦，一個官員給我介紹了宣傳部四個部長，他說，這個是一把手，大部長，那個是副部長，此外還有兩個領導，一個是主管部長，一個是最小的新部長，我想，宣傳部只有十幾個人，要那麼多官員幹嘛？但心裏厭煩也得應酬，因為要是得罪了他們，損失大著呢！此地有招商會之類的新聞，他們就不邀請你，如果企業政府有廣告也不通知你，我就會挨報社領導的批評。所以，只有笑臉相迎。

那幾年，我在東北三省見過很多類似的官員，從正廳級的黑龍江省外宣辦主任徐世銘，到縣級的黑河市外宣幹事孫雪梅，都交了大把的朋友。應當講，他們都是「好人」，但目前中國這種專制制度把「好人」變成了「庸人」，大家都在浪費老百姓的納稅錢，也在消耗每個人的才華和青春。

比如，當上海的官員趙啟政當了國務院新聞辦主任之時，《文匯報》立即刊出彩色專版吹捧他，這不是一種阿諛奉承的資源浪費嗎？試問：如果《文匯報》變成了民辦媒體，自負盈虧，獨立辦報，外宣辦解散，他們願賺錢就做生意，想做事業的就當記者，就會出現「商人是商人，記者是記者，官員是官員」的生動活潑的局面，何必人人活得這麼累呢？

我們就是為了臉上貼金

1995年初，我最頭疼的事，就是東北辦事處與遼寧省委外宣辦的關係問題，因為選址大連，他們有氣，而且，我不是黨員，他們懷疑我的品行，所以，當我受報社領導的委託去拜訪外宣辦主任張某時，他的臉色十分難看，他直言不諱地說，你們要想在遼寧這塊一畝三分地上，做宣傳，拉廣告，參加新聞發布會，必須像小商小販一樣來求我們，為啥？我們就像你們《文匯報》的工商局啊！只此一家，別無分店，你不服行嗎？。。。。。。我很生氣，曾把這話轉告副社長劉永碧和外聯部主任陳桂雄，他們都笑了，但也勸我忍氣吞聲，顧全大局，與各地的外宣辦領導都搞好關係。後來，我們見到了省委書記聞世震和秘書長高東曉，他們都對我很不錯，外宣辦的張某才態度有了轉變。

再後來，發生了一件讓人哭笑不得的事，至今歷歷在目。我們在《文匯報》上刊發了一篇專題報導，說的是瀋陽市郊區的一個中年婦女，她心地特別善良，又做生意賺了點錢，就辦了個養老院，她蓋了一排瓦房，購置了健身養生設備，把那些沒錢的鰥寡孤獨的老人收養了幾十個，照顧得很好，於是遠近聞名，有一個香港的做五金小生意的老闆，讀了《文匯報》，流了眼淚，就贊助了10萬港幣給那個婦女，他通過報社要我轉交，我不敢怠慢，但此事被外宣辦領導某人知道了，他在電話裡對我大發雷霆。他說，憑啥我們地盤上的事，你《文匯報》瞞著鍋台上炕？你眼裡還有沒有黨委宣傳部？他說，你應當把支票先給我們，由我們開個會，留點宣傳費，把做好事的老闆和婦女找到一快交接，這是慣例，體現了社會主義的互助風氣啊！

我把情況匯報港館，問那個商人什麼意見，那港人特別偉大，他既不想留名，也不想與任何人會面，我明白了他是謙謙君子，為君子辦事，我願兩肋插刀，於是，我把支票直接給了那個中年婦女，她好感動！某外宣辦的官員又暴跳如雷，我說，尊重捐贈者的個人意見，何錯之有？他不想有任何中間層次，你那麼做究竟是為了什麼？沒想到他直言：我們外宣辦就是要給自己臉上貼金，這臉是黨的臉，咋的啦？。。。。。。我聽了真是無語，如雷轟頂！

2011年1月6日於多倫多梅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