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1日在中共黨成立之前，俄共遠東局已派出一批特工人員潛入中國，在華活動一年多，取得豐碩成果，在中國一些地方建立起共產主義小組，並 已於1920年8月建立了臨時中共中央。列寧認為在中國正式成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於是由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尼柯爾斯基、馬林到中國組織成立中共。 尼柯爾斯基對馬林說：伊爾庫茨克共產國際給他的指示是，中共的會議必須要有他參加。
尼柯爾斯基生於一八九八年，曾是赤塔商學院的一位學生，來華時僅二十三歲。就是這樣一個小青年，操縱成立中國共產黨。馬林為荷蘭人，生於一九八三年，來華時三十八歲。這兩個人在上海曾與李達、李漢俊秘密商談，後又到北京與李大釗、張國燾等人秘密會談。
據包惠僧說。在廣州「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會見尼柯爾斯基，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派兩個人出席；還寄來二百元路費。」（《包惠僧回憶錄》，轉引自葉永烈著：《中共之初》第299頁）。
中共後來說：由於中國工人隊伍壯大，工人覺悟提高，具備了成立共產黨的條件，才成立共產黨。這純是胡說八道。包惠僧的回憶，說得清清楚楚，是共產國際派人來主導成立共產黨；與中國工人階級如何，毫無干係。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工人階級更強大，也沒急於成立共產黨啊！而恰恰在成立中共的代表中，一個 工人階級的代表也沒有。
為召開中共「一大」，馬林帶來活動經費。「一大」每位代表都收到上海發起組寄的一百元現大洋。臨回去時，每位代表再發「旅差費」五十元。 很可能是怕這些「一大」代表，在上海十里洋場胡亂花錢，對他們不放心，擔心他們回程時沒有路費，困在大上海。所以沒有把一百五十元，一次全發給他們。
這一百五十元現大洋，對個人來說不算少。現時一百五十元人民幣只能買幾個漢堡包，還不夠買一條褲子。可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一百五十元現大洋，那就值錢多嘍！例如二、三十年代一小職員每月工資十五元，就可以勉強維持四口之家一個月的生活。不至於飢腸轆轆，衣不蔽體。這也就是說，當時的一百五十元現大 洋，可以每餐有四個豐盛菜餚一個湯。大米白飯，花卷饅頭，隨便吃。一百五十元現大洋，可以供應五十個學生吃一個月的伙食；也可以供應一個學生吃五十個月的 伙食。這就是當時一百五十元的價值。所以說，一百五十元現大洋，在當時不算少。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這一百五十元又不算多。曹錕賄選，向豬仔議員買一張選票，就用五千元大洋。而俄國人、列寧僅只用一百五十元，就收買了中共「一大」代表的良心和靈魂。真是廉價動物，一批賤貨。說明俄國人、列寧也很摳門；很會打算盤，非常唯利是圖，十分吝嗇。俄國人這個小小的投資，以後竟獲得了無法估計的大利，確實是很有眼光，是最划算的投資。只是中共代表的身價，低得太可憐了！恐怕這些「無產階級的先進份子」中，很可能都是對趙公元帥見錢眼開，沒有一個代表會覺悟到想一想：「俄國人給他們這個錢是為了甚麼？是要他們幹什麼？」，「俄國人會隨便花這筆錢嗎？」，「難道俄國人用大把鈔票撒給中華大地，是來替天行道嗎？」
據陳獨秀在獄中對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據他說，全部代表為十三人），我因事在廣東，沒有參加。所以叫我當上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叫維經斯基的到中國來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臺，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陳獨秀的獄中生活》，載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報》）
據美國‘世界日報’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社論指出：「當時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也是莫斯科交下來「著令通過」的俄、英兩種文本，後來才由中共譯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明確標明要「聯合第三國際」。在大會決意中，還規定每月應向第三國際呈送報告一份；必要時，應派代表去伊爾庫茨克遠東書記處，與遠東各國共產黨代表，商討聯合階級鬥爭之事。
所以，在中國成立的這個共產黨，實際就是蘇共在中國產下的「怪胎」，或者說是蘇共的「兒子黨」。（關於中共是蘇共「兒子黨」的問題，中共自己長期一直是默認的。直到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也就是在中共建黨四十多年之後，「兒子黨」才要造「老子黨」的反。這就是中共的所謂「批修」。）
怎樣看待成立的這個中國共產黨？
陳獨秀認為是「歷史的誤會」。他認識到，就當時的歷史情況說，中國是患「貧」，而不是患「不均」；中國無產「可共」。如主張要實行共產主義，必先實行資本主義。他認為列寧的十月革命是「走在歷史的前面，背離歷史的軌道」。（石灰：「歷史的誤會」，1991年9月8日《世界日報》）
參加中共的「一大」代表周佛海，在一九四一年回憶說：「現在回顧起來，真如做夢一樣。當時萬萬想不到我們幾個年輕的學生，會鬧出這樣的大亂子。二十年來，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燒了多少村莊，損失多少元氣，都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種下的禍根。我現在想起來，真對不住國家，對不住人民。國家弄到現在這樣危險惡劣的情形，我們不能單責軍閥和官僚，當時在嘉興南湖的小船中的幾個青年，也要負很大的責任。」（葉永烈著《中共之初》第430頁）
瞿秋白在臨刑前，知道自己已經必死，他還是說出多餘的話，承認自己參加共產黨是誤入歧途，是歷史的誤會。他認識到：共產主義，「它違背歷史發展的規律性」。
作為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不管他們後來個人的結局如何，在他們生前能對自己過去的行為做一個交代，這總還算是好的。比那些「死不改悔」的頑固派要好的多。
自中共成立之後，一直有代表常駐蘇聯；蘇聯也一直有代表常駐中共黨內。出謀劃策，互通信息，保持聯絡，不斷指揮。
參考資料：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
葉永烈：《中共之初》
石灰：「歷史的誤會」，1991年9月8日《世界日報》
文若：《陳獨秀的獄中生活》，載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報》
瞿秋白：《多餘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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