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抓上「一打三反」公判大會

按：「一打三反」運動，使1970年成為文革中最恐怖的一年。當年死刑核准權下放，各地召開聲勢浩大的公判大會處決了大批政治犯（時稱「現行反革命」）。僅據官方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一書記載：「據統計，1970年2月至11月共10個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萬多名，許多案件屬於冤假錯案。」（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8月版330頁）本文作者方子奮，男，1941年生，現為退休工程師。文革「一打三反」中是南京市「重大現行反革命集團」張稼山案的要犯，同時又與李立榮案、林舜英案和曹漢華案（曹案由江蘇無錫市公檢法軍管會審理）直接關連。上述四案的「首犯」張稼山、李立榮、林舜英（李立榮母親）、曹漢華均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處決。方子奮因「家庭出身好」（父親是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老工人）倖免一死，被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以「瘋狂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瘋狂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瘋狂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瘋狂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十年。1979至1980年經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複查，確定以上幾案全屬「冤假錯」案，予以徹底平反。

就在軍代表最後一次提審我不久，號子（註：牢房）開始不斷進人，幾乎每天都上新客。我剛進7號時一共十五六個人，現在一下子增加了近一倍，原來地板上的鋪位每人能攤到二尺多寬，現在必須側著身子彎著腿、屁股套屁股才睡得下。中共執政後曾任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方征，不知犯了什麼事也關在我們7號，他偷偷告訴我：「這種大批進人的現象決不是好事，只有解放初期‘鎮反’時才有過。」這位公檢法老前輩的預感果然很靈，就在他說這話的十來天後，迎來了南京在「一打三反」中的第一批屠殺。

1970年3月6日，這是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早晨剛剛起床我們就覺得今天氣氛有點不對。按往常慣例，起床後給我們穿衣疊被抹地板的時間大約有十分鐘，洗臉刷牙十分鐘，然後全體立正面對號子鐵門背語錄，有時也會多幾分鐘讓我們活動一下手腳，等稀飯桶一到，全體早飯，吃完後各就各位坐下開始「考慮問題」，新的一天這才算真正開始。可今天我們剛從被窩爬出來正準備疊被時，號子門上的小窗突然啪地打開，我們那位陳醫生（註：是一位專愛以肉刑「醫治」犯人的惡吏，「醫生」是犯人給他起的外號），沉著臉對我們下命令：「動作快點，疊好被子後各人坐在自已鋪位上，一律不准隨便走動。」有個老犯人請示：那我們早請示背語錄怎麼辦？陳醫生衝他吼了一句：「我講的你沒聽見啊？」關上了小窗。

清早起來就特別關照我們不准隨便走動，「早請示」背語錄居然也暫停，這可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事，每一個人都明顯感覺到了反常。更令人不安的是號子裡的喇叭從起床開始就反覆地播放「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等革命歌曲，一遍接一遍毫無間斷，而且聲音大得出奇，少說也在七八十分貝以上，老犯人都稱多年來從沒遇過這種情況。

喝完稀飯後我們一個個乖乖地坐在自己鋪位上想心事，鄰坐的老爺子方征悄悄告訴我：「今天恐怕要有大行動。喇叭裡放這麼大的聲音，大概是為了蓋住外面大院裡的什麼響動，不然沒必要這麼做。」（事後回想，這位法院老院長真不愧為公檢法前輩，他的判斷實在太準了！）聽他如此說，更使我狐疑滿腹，不知要發生什麼事。

最令人感到反常的是，平時極為準時的午餐，今天居然提前了一小時左右開飯（號子里根據窗外射進來陽光在牆上的位置來估算時間）。那天的菜是日常不大吃到的咸菜豆腐湯，放到平時大家會興高采烈一番，可今天個個悶著頭吃飯，無人開口說話。中飯結束後，大家惴惴不安地坐在鋪位上胡亂猜想下面將會發生什麼情況。

飯後約摸半小時左右，我們7號牢門突然「咣當」一聲打開了，二十多雙驚恐不安的眼睛齊刷刷地一下盯住了門口，只見背著雙手的陳醫生正在陰沉沉地掃視我們的臉，目光轉了一圈後，最終定在了我身上：
「2605，把東西帶出來！」

我愣了幾秒鐘才反應過來是在喊自己，趕緊答「是」。

一聽要我帶東西出去，難友們明白同我分手的時候到了。號長、方征、馬聚塵等幾位處得很好的難友一齊圍了過來，七手八腳地幫我整理鋪蓋和換洗衣服，最後用一條單褲叉開將鋪蓋紮成了卷。就在這幾分鐘時間裏，他們幾位再三低聲叮囑我多多保重，祝我好運，相約後會有期。臨別前老院長方徵用濃厚的寶應口音在我耳邊又加了一句：「你年輕有才，以後總會有前途的。」

我按獄中不成文的規矩把牙膏、草紙、肥皂全部留給了難友們，匆匆向大家道了聲「後會有期」後，一手拎著褲子，一手夾著鋪蓋出了7號。

出7號之後，我被身後的陳醫生押著走到東西兩大院走廊匯合處，接著又往左拐，向一個被犯人們稱之為「櫃臺」的地方走去。老遠我看見「櫃臺」旁邊牆根處有幾個人被反銬著蹲在那裡，由於一個個埋著頭，無法看清他們的面孔。

這 「櫃臺」在娃娃橋看守所是個很重要的地方，新來者要在此搜光所有隨身物品並登記入賬後才能「淨身入戶」，離開時則在此發還進來時扣押的東西。此外，這裡還是「臨時法庭」所在地——已在法院開過庭而又未當庭宣判的犯人，往往就在此處領取判決書，有的乾脆由法官在這裡對著犯人念一遍判決書就算開過庭了。

我一看見「櫃臺」，估計判刑是難免的了。對即將面臨的判決，我倒不像人說的那樣心裏七上八下，因為對此我早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並盤算過多次——李立榮不過才判十年（註：作者此時不知道李立榮已經被重新判處死刑，不久即與其母林舜英一起被處決），我肯定要比他判得輕，最多五到六年，當時只是沒料到這本老黃曆早已過時。

到了「櫃臺」跟前，陳醫生立即命令我將夾著的鋪蓋放在地上，他從一張辦公桌抽屜中拿出一根布條遞給我繫好褲子，接著掏出副銬子將我反銬了起來，這次沒像上次，銬得一點不緊。隨後他把我推到牆根那幾個人旁邊，命令我蹲下，順手把我腦袋往下壓了壓。

我利用蹲下那一剎掃了那幾個人一眼，當即不禁為之一怔：他們原來是李蔚榮、張稼雲、Z某、C某等一干朋友（註：李蔚榮是李立榮之兄，其他都是因愛好文學藝術而常在李家與李立榮聚談的年輕人）！

一看早蹲在地上的原來是他們幾位，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意外。在我印象中他們應該不會有什麼麻煩，特別是李蔚榮，他只不過是李立榮的哥哥，平時言行很謹慎的一個人，這次怎麼把他也牽進來了？另外三位以往和我接觸不多，我一時還真想不出他們到底有什麼問題。

這幾位中除李蔚榮外，張稼雲是李立榮多年的朋友，我是在李家認識他的，後來也成了朋友。他和我們一樣，自少年時代起即愛好文學音樂，並且很有寫作才華。1979年底他獲平反後一直在南京鋼鐵廠工作，業餘時間致力寫作。1994年5月的一天，在單位浴室洗澡時突發心臟病不幸去世，終年55歲，嘔心瀝血所寫的幾十萬字書稿亦未能問世。

另兩位Z和C都是李立榮的多年朋友，我同他們的交往並不太多。由於九十年代後音訊不通失去聯繫，我寫本文前無法徵詢他們是否同意在本文中以真名出現，在此只好以字母代之。

使我有些奇怪的是，我們另一位很重要的朋友張稼山不知為什麼卻沒在這裡。

張稼山和李立榮是街坊，從小一起長大，是那種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我是經李立榮介紹認識他的，見面不久我和他就成了至交。他身材不高，體型魁梧，為人樂觀開朗，心地極為忠厚，白淨淨的臉上似乎總掛著愉快的微笑，一雙略帶女姓化的大眼睛看人時透出的親切溫暖，使人一見就感到特別容易親近。除了煙癮和我一樣大之外，他和我還有一亇奇怪的共同愛好：喜歡安徽的黃梅戲，尤其是特別喜歡嚴鳳英演的《天仙配》和《女駙馬》（這使我們那班酷愛西方古典音樂而對中國地方戲曲從無興趣的朋友們頗感奇怪）。1968年嚴鳳英在合肥挨鬥，我曾連寫三信叫她到我的農場來暫避「風頭」（此信估計落在那些軍代表、造反派畜牲手裡了），張稼山幾次想去合肥把嚴大姐救出來，可惜最終未能去成。

張稼山和曹漢華也是好朋友，在我青年時代所有的朋友中，只有李立榮、曹漢華和張稼山才能稱之為我真正的至交。

一見張稼山不在，我不禁納悶了起來，照理說身邊這幾位既然都陷進來了，那張稼山就不可能平安無事，可現在卻獨獨沒有他，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會不會人還沒押過來，正在等他湊齊後一道宣判？可等了好久始終未見他人影。這時我不禁為之慶幸起來：老天保佑，總算沒有「一網打盡」。

我萬萬沒想到的是，其實張稼山早就來了，只是沒同我們押在一起，在我們到「櫃臺」之前，他早已被五花大綁同另外十個判死刑的一同關在另一間密不通風的小屋內了。

就在蹲著等待的那段時間裏，我勾著眼睛偷偷打探了一下四周，五六米外牆角處豎靠著的一捆木牌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狹長的木牌長約一米五、六，比手掌略寬，頂尖部成90度交角，下端削得尖尖的，木牌有一面貼著白紙，由於紙面朝裡，無法看到上面寫的是什麼。不知為什麼，這東西突然一下觸動了我的某部分記憶，我隱隱約約地好像在哪見過，但一時間卻怎麼也想不起來。

直到兩小時之後我才恍然大悟——這些玩意兒正是我在歷史照片、電影上看到過的死刑犯亡命牌，今天是為十一位「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特地準備的！

我原以為來「櫃臺」這裡是接受判決的，可左等右等卻一直沒任何動靜，大約半小時後，從走廊前方一下來了一小隊軍人，走到我們跟前後把我們五人押上了院子中一輛黑色囚車，接著又有八九個犯人陸續被押了上來。我一看這架勢，估計是帶我們去集中公判了。

隨著一路淒厲的警笛聲，我們很快到達了目的地，下車一看，我立即認出了這是南京五臺山體育場，我們所處的位置是體育場的後大院。下車後我們被安排就地坐在枯黃的草坪上，四周圍了一圈軍人，這些軍人倒還好，允許我們四處張望，不像娃娃橋的看守連頭都不准我們抬。

這一天早晨很冷，上午10點鐘後漸漸暖和了起來，午後的太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使人有點暈乎乎的感覺。我們已經有半年多沒晒過太陽了，燦爛的陽光刺得眼睛有些難受，但卻使我們沐浴到了一種久別重逢的親切。這時我們五人相互打量了一下，由於長期不見天日，每人的臉上都像白紙一樣不見血色，當彼此目光接觸的那一刻，嘴角都挂了一絲不易察覺的苦笑。

大約過了一刻鐘，有人過來在我們衣服後背上別了塊小白布條，上面寫著各人的名字，接著每人身後來了兩名人高馬大的士兵，一左一右架著我們膀子彎著腰走到「主席臺」旁一快空地上就地蹲下。

剛剛蹲下沒一分鐘，三四個軍人走到排在我前面的張稼雲面前問他名字叫什麼，張稼雲回答後他們又問了一遍，問完他後又反覆問我們幾人他是不是張稼雲，直到有了肯定的回答後才作罷。

這個舉動當時令人非常奇怪，別人不問，為什麼單單要問張稼雲？一時誰也不明白究竟為了什麼。後來我們才明白，他們這樣問的目的是為了「驗明正身」，因為張稼雲和張稼山兄弟倆的姓名只有一字之差，那些劊子手們怕殺錯了人！

緊接著我聽見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從身後傳來，很快有十幾名被繩子緊緊捆綁的犯人被架著逐一經過我身邊，輪到第六個時，我一看頓時呆住了——那是張稼山！

他同前面過去的犯人一樣被五花大綁著，大概是繩索勒得太緊的緣故，腰已無法直起，還一直在哎喲哎喲地呻吟。

看到綁著的張稼山，我一時還不知是怎麼回事。我們反銬，他卻綁著，我們幾人在一起，他卻同別人在一道，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呢？胡思亂想之餘我甚至產生了一個日後深責自己糊塗的奇怪念頭——我們被銬著的今天肯定要判刑，用繩子綁的則是有可能當場釋放的對象，之所以綁他們，是為了給他們吃點苦，出去以後好長「記性 」。

我做夢也沒想到五花大綁是對死刑犯特有的臨終「關懷」！

片刻之後，大喇叭裡響起「把罪犯押進會場」的喊聲，我像一隻雞一樣，雙腳懸空地被拎上了主席臺的邊側。

這裡我要提一下身後押我的兩個軍人。就在正要押我上臺的那一瞬間，右邊那個軍人在我耳邊低聲對我說：「我們一架你，你兩條膀子馬上要挺起來，下面隨著我們的力量往前就行，千萬不能鬆勁，不然膀子會吃不消。」我按他說的做了，當他們把我架懸空時，由於事先膀子挺了勁，結果一點痛苦沒有。緊鄰我的另一位難友就沒有這樣幸運，由於事先毫無準備，結果膀子差點被架脫了臼。對我說話的那軍人河南口音，身材高大，在人性喪失良知泯滅的那個年代，他能在這樣一個細節上關照手中的犯人，也算夠難為他了，為此我一直挺感激。

我被押到台上腳剛落地，身後的人一把揪住我頭髮讓我抬頭「亮相」，另一人則抽住勒在我頸子上的繩圈。我乘抬頭之機掃視了一下整個五臺山體育場，除了四百米跑道上空著，看臺、盆地中央的賽場以及其他邊邊角角空地，全部密密麻麻擠滿了人群，我心裏很快估算了一下，少說當有十萬之眾。

就在這時，只聽大會主持者大聲命令：「把張稼山現行反革命集團所有罪犯押過來！」登時我們被反架著在審判席下一字排開，弓著腰低頭聽候宣判。一段不算太長的罪名念過之後，宣判人提高嗓門宣布：「判處現行反革命集團首犯張稼山死刑，立即執行！」

一聽張稼山判死刑，我大腦裡「嗡」地響了一聲：天哪！這是怎麼回事啊？我們什麼時候成立過「現行反革命集團」？張稼山怎麼會一下成為我們的「首犯」？他怎麼會平白無故被判死刑？

我這裡正在急速地轉動腦筋，陡然間張稼山那邊起了一陣騷動，只見好幾個軍人一齊向排在我們左邊第一名的張稼山衝去，我聽見張稼山掙紮著要喊什麼，由於喉嚨被繩圈緊緊勒住，只能發出含糊不清的啊啊聲。我彎著腰斜眼看去，只見張稼山在瘋狂地扭動著身體，七八個軍人死命地在按他，拚命掙扎大約十來秒鐘後他終於歪著頭頹然不動了，硬是靠身邊人架著才未倒下……

兩三個小時前，當我臨離開娃娃橋看守所「櫃臺」時還暗自慶幸這次張稼山總算沒被捲進來，做夢也沒想到轉眼間他竟一下子成了我們的「首犯」，而且是死刑立即執行！

接下來對我們五個人進行了宣判：C被判有期徒刑20年，張稼雲15年，Z也是15年，我被判了10年，最後是李蔚榮，8年。

在我們後面是對另一個現反集團的宣判，記得首犯名叫厲功友，是個復員軍人，他和六七個下關的小混混經常一起喝酒亂侃，天南海北，無所不吹，最後稀裡糊塗成了「現行反革命集團」的首犯。還算好，厲功友只判了個「無期」，總算留了條命，後來在1978年底第一批平了反。

下面接著又判了十個死刑，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馬聚塵。

就在當天上午10點多鐘我在7號牢房被帶出來時，同號的馬聚塵還熱心地過來幫我收拾鋪蓋並互道後會有期，當時我們做夢也沒想到這「後會有期」來得竟然如此之快，僅僅隔了三個小時，他自己也被綁上了五臺山公判大會的審判臺，並且和他的姨父、南京二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王飛一同被判了死刑，罪名是「叛國投敵」。

他原是南京第二鎖廠的出納會計，1968年秋和姨父王飛從南京飛到昆明，後又輾轉去了雲南邊境，打算從那裡去緬甸，越境中途不幸被當地民兵截獲。我進7號不久就看出他是一個很有思想抱負的青年，對當時中國的政治黑暗極為反感，號子裡雖不便深談，但這並未妨礙我們很快成了心靈貫通的難友。他和我一樣，愛好文學藝術，並寫得一手極漂亮的鋼筆字，到現在我還記得他那筆與年齡不相稱的遒勁字體，比起後來那個有名的×××鋼筆字帖，不知要好出多少倍。

我在7號被反銬的那六天五夜裡，都是他給我餵飯餵水、料理大小便，並且不時地悄悄鼓勵安慰我。這份珍貴的難友情誼多年來我一直感銘在胸，可惜永遠沒有報答的機會了！

3月6日這次公判大會，共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十一人。其餘十幾人分別被判處無期和有期徒刑。所有被判死刑的是清一色的「現行反革命」！

公判大會結束後，我們分別被押上十幾輛敞篷軍車遊街示眾。南京30萬人被組織起來列隊立於市區主幹道兩旁，像歡迎來訪的外國元首一樣夾道觀看長長的刑車車隊。前面六輛是死刑刑車，五花大綁的死刑犯被架在車廂前面，頸背插著一米多高的亡命牌，隨著車隊的緩緩行進，十一支白色亡命牌像夫子廟的條形宮燈在半空中微微搖曳。我被押在7號車上，與判死刑者不同的是，他們的頭被緊緊捺住低下，而我則由身後當兵的揪住頭髮強行仰頭「示眾」。

刑車車隊從五臺山體育場北大門開出，沿廣州路轉向中山路，繼而向新街口廣場前行。當行至新街口曙光理髮店（當時南京有名的大理髮店，現已拆掉。原址位於新街口郵局對面）時，車隊忽然停了下來！

這時我聽人群中有人連聲高喊：「有人拍照！有人拍照！曙光理髮店二樓有人拍照！」頓時人群亂了起來，只見好多軍警和便衣紛紛向曙光理髮店跑去。

這位攝影者是出於好奇，還是另有考慮想記錄下這歷史瞬間？我至今對此一無所知。多年來我一直想探明個中原委，也很想知道那位攝影愛好者後來的下落，遺憾的是始終未能遂願。我唯一的希望是那些照片沒被毀掉——無論是至今依然被某些人牢牢控制在手中，或是早就被遺忘在某個部門的秘密檔案櫃裡——只要它們還在，我想總有一天會重見天日，公之於眾。

約3分鐘後，車隊繼續前進，通過新街口廣場後向左拐上了中山東路，行至大行宮又右轉駛入太平路繼續朝南開去，行至白下路口，車隊截為兩段：前面六輛死刑車逕直往升洲路方向開去，由那裡一直去鳳凰西街槍斃人的刑場，我們後面這些車子則停了下來。

看見前面車子直行，我知道張稼山最後的時刻到了，頓時禁不住淚流滿面。架我的兩個當兵的見我落淚倒沒怎麼為難我，只是揪住我頭髮晃了晃，低低呵斥我別出聲。

死刑車隊去後，餘下的半截車隊右拐，最後經白下路駛回娃娃橋看守所。

這就是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南京有名的「三六」公判，也是南京成批處決「現行反革命」的首場。繼此之後，又於同年4月28日處決12名，7月24日處決24名，12月10日處決10名。另外還有不少「現反」被個別處決，具體數字無法統計。

在這四批集體處決中，最震撼人心、最駭人聽聞的，當數1970年12月10日那場。在「一二·一○」公判中，李立榮與他年屆六旬的母親林舜英一同被判死刑，並被綁在同一輛刑車上駛向刑場……

以上四批被處決的「現反」，到1980年經複查，全部被確定為冤殺，無一例外。也就是說，冤殺率為百分之百！ 

（節選自作者長篇回憶錄《慧園裡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