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於軾:政府沒找出高房價原因
「非法集資的提法很可笑」
東方早報:你對永濟市富平小額貸款這個項目傾注了很多心血,從報表上看,農民的還款率很高。但也有人說,你是這個項目的「定海神針」,如果不是茅老,小額信貸要想做起來非常難。也有一些小額貸款項目,遇到諸如缺乏資金來源等問題。我們想知道,你們遇到的阻力是什麼?小額貸款如何才能可持續?
茅於軾:為什麼普通人都做得不行?我們要把這個原因找出來,讓每個人都能做小額信貸。現在,我們跟穆罕默德·尤努斯(註:孟加拉國經濟學家,孟加拉鄉村銀行格萊珉銀行的創始人,有「窮人的銀行家」之稱)不一樣,我們國家對金融是壟斷的,而孟加拉不是。尤努斯說過,「小額貸款不能吸收存款等於砍了他一條腿。」
背景的不一樣導致我們困難重重。不過,中國能找出更合適的辦法,中國的大銀行有吸收存款的優勢,我們的小額貸款公司有放款的優勢。也就是說,小額貸款公司從大銀行得到轉貸資金,這樣能夠發揮各自的優勢。
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也是資金缺乏。依靠資本金來放貸,總是很有限度的。現在解決小額信貸資金來源的辦法,就是大銀行轉貸。
現在(小額貸款公司)政策上有很多限制。比如,註冊資金門檻太高;對股東的身份有要求。還有,所得稅營業稅優惠的問題,我們無法享受到同等的國民待遇 ——同樣是服務「三農」,我們外在的稅賦成本比其他機構高很多。雖然國家有相關規定,但我們就是享受不到。我也不清楚為什麼。
我希望,小額貸款公司註冊資金門檻要降低,股東身份限制取消,而且從小額貸款走向鄉鎮銀行,然後變成商業銀行,這條道路要非常清楚。滿足什麼條件可以成為鄉鎮銀行,不要含糊,不要看人辦事,要有一定的法律法規。
東方早報:你說過民間融資要合法化。
茅於軾:對,要取消「非法集資」的概念。
我覺得「非法集資」這個提法非常可笑,為什麼國家銀行集資就合法,我們集資就非法?非法集資出問題是有詐騙的原因,這個是要嚴格防備。但集資有時候會虧本,這個在商業上是可能的,你不可能百分百都賺錢。投資就應該承擔風險,虧本也就認了。只要沒有詐騙行為,我覺得都是「合法集資」。殺人是犯法的,集資怎麼會犯法?社會是靠集資發展起來的。為什麼要有金融業,就是為了要集資嘛。
「政府沒找出高房價原因」
東方早報:宏觀政策選擇現在似乎很猶豫,主要是房地產投資降溫,二次探底的聲音又響起來了。你怎麼判斷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
茅於軾:從全球的情況看,有二次探底的可能,因為造成危機的因素、原因並未完全消除掉,所以二次探底的危險還存在。
中國的未來取決於政府。經濟上問題不大,政治穩定的話,經濟還可以往上升。政治保持穩定,這個是需要大智慧的事。
東方早報:6月11日國家統計局數據公布,中國5月份出口同比(與上一年同期相比)增長約50%,達1300億美元左右。但是,歐債危機也讓出口不確定性增加,這是否會形成經濟週期的逐級下行?
茅於軾:這個很難判斷,從道理上看是。但是,我沒有看5月份出口增加這麼大比例是哪些地區在增加,這個現象很奇怪的。
5月份出口同比增長約50%,從總量上講,出口增加不能判斷好壞,如果進口超過出口那是大好事,能把我們過量的外貿存款用掉。但是,順差增加肯定是壞事,現在我們要監督的是順差。
東方早報:房地產調控又到臨界點,眼下的懸念是房產稅,這一輪調控如何往前走?
茅於軾:這一波的調控比較行政主導。現在調控高房價,用的不是市場的辦法,而是用壓房價的臨時性措施,並沒有從根本上理順房地產市場。當然,有些問題需要市場之外的力量來解決。這要符合經濟學道路,經濟學一般是相信市場能自由配置資源,如果發現市場不能自由配置資源,這個時候市場本身不行了,才需要外力。
那麼房地產是什麼問題?現在需要判斷是市場造成的還是非市場造成的,政府沒有找出房價高的原因。現在國家不允許耕地轉換成開發地,土地供給量這麼少,價格就高,這就是非市場造成的。
至於房產稅,我不太清楚它的利弊是什麼。不過,現在政府做事邏輯就是這樣,高了就壓,降了就捧,而不去問壓和捧的原因是什麼,是市場原因還是市場之外的原因,我認為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
「貧富分化現象的確嚴重」
東方早報:5月21日,新華社援引兩位研究員的話,對中國當今收入分配現狀作出判斷稱:中國基尼係數(註: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該指數在0和 1之間)實際已經超過0.5,遠超過國際上通常認為的0.4的警戒線。但也有專家,比如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目前無數據表明中國收入分配狀況在惡化。你的觀點是什麼?
茅於軾:目前中國貧富分化現象的確非常嚴重,而且城鄉差別變成我們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原因。
基尼係數非常高,高在哪兒?就是農村人口收入低。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金融機構把農村有限的儲蓄調動到了城裡,調動到其他地方去搞大項目 ——我們城裡有地鐵、有高樓大廈、飛機場、核電站、三峽,這些大項目的錢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農村的儲蓄。
我們的農村金融機構善於從農村調出資金,農民再要想借錢就非常困難,農村本來就窮,你再把他的資金都調走了,他怎麼發展?
我寫過很多文章說當下的問題跟低人權有關,秦暉(清華大學教授)也是這麼看的。我認為,貧富差距擴大化反映出來的是更加深層次的問題。最近幾年出現了不少群體性的維權運動,表面上看起來是「仇富」,實際上是對權勢和地位不平等的抵制。
還有,我認為中國還不是「市場經濟國家」。中國的有錢人都把資產轉移出去,到安全地方去了。有沒有外國的大富翁跑到中國來?這個說明,中國人的基本權利方面有問題。我們現在市場經濟還不完備,原因就是人權問題。我覺得要變成市場經濟國家,首先是解決人權問題。
我不否認,往外跑的有一些是貪污腐敗分子,但是不貪污的有錢人也向外跑。改革開放初期,人權問題是有很大進步的。但現在,人權是不是有了很大改善,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政府能做的事不多」
東方早報:截至目前,全國已有10多個省(區、市)下發文件,推動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工作,有20多個省(區、市)人大制定「集體合同規定」或「集體合同條例」等地方性法規。就是國家讓稅收,通過轉移支付,分配到居民頭上。但是,讓企業從他們的利潤裡多分一部分給職工,這個很難,事實上也引起很多爭議。你怎麼看?
茅於軾:收入分配改革,主要是市場來決定的。政府能做的事有限,最主要能做的是稅收。但我估計,稅收方面三五年內難有作為。我們現在的個人所得稅只對工薪徵稅,其他的收入征不到稅,特別是財產性收入征不到稅?
其次,就是政府提供的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建設、公安等公共服務。過去公共服務是主要針對城裡人的。比如,政府把巨額的公有資源拿來補貼城裡人買經濟適用房等補貼住房,而農民是沒有份享受這個待遇的。這方面,政府可以改正。
其他方面,政府能做的事不多,比如容許工人自己組織工會,用「溫和理性的辦法」解決貧富差距過大。
東方早報:你說的「溫和理性的方法」指什麼?
茅於軾:主要是稅收。除了稅收,我看不出別的東西來。
我說過,應該加大個人所得稅的徵收,減少其他的稅。個人所得稅主要應向高收入階層徵收,這能夠緩解貧富差距。但是,你首先得知道誰是富人,這個不大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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