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殘生----一個黑四類分子的離奇遭遇（二十三）

2010-07-02 07:45 作者:呂維

（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一百二十

釋放所有在押的原國民黨黨、政、軍、特人員的消息傳來，監獄方面投入大量的工作人員忙起這事來。因為有些人早已無家可歸，須得有個合理的安置。工務組的馬 錦章回了家，他家就在附近的孝義縣。吳恩揚則留了下來，繼續擔任車間生產調度員，他的老家在遼寧省蓋縣，什麼親人也沒有了。和我很要好的陳春生，後來離開 零件組，去管理庫房，我問過他，是否打算留下來，估計留下來還能看庫房，自己養活自己。但他沒有這個打算，他的兩個兒子不久前就來信，要求他一旦獲釋，一 定要回去和家人團聚，頤養天年，他家住在黃河邊的大寧縣，老伴還活著，看來，陳春生的晚景還挺好的。張進忠是河北南皮縣人，家一直住在榆次市，離監獄很 近，但多年來一直沒有關於家庭的任何消息，不敢貿然回去，結果仍然留在工務組，每天還像過去一樣在車間裡進行檢查，協助一些新進來的犯人們操作。和我們在 一個號房住了很久的李有晉等搪爐的幾個人都回了老家。銅爐組的老組長王道清，浙江奉化人，捕前住在上海，他回去在哥哥家住了一個多月，和孩子們見了兩次 面，孩子是在他被捕後，女人改嫁帶走的，現在都已成年，不願接納他，無奈又回到監獄，這時的安置工作已大體結束，因著他多年來在銅爐的工作經驗，還是留了 下來。總之，這次釋放，安置的還算不錯，無家可歸的人，大都留下來，原來幹什麼還幹什麼，既保證他們的生活有了著落，又可以發揮這些人的一技之長。這些人 被稱為留廠就業工人，工資不高，卻也能維持個人的生活，短時間內，無論外面的幹部，還是裡面的犯人，都視他們為「二老改」，地位不能和工人相提並論。其 實，絕大多數人並不在乎地位的問題，他們當了二十多年的勞改犯，早已習慣了卑微，只要能生活得了，從來不敢奢望別人能看得起自己。後來，有些人還在此地成 了家。

釋放所有歷史犯，畢竟留廠的是少數，有家的都回去了，一下子裡面的人員減少了許多，尤其是三中隊，老弱病殘居多，此次釋放成為重點，簡直有潰不成隊的感 覺。大隊及時做了調整，把工務組、庫房的管理人員以及其它一些雜務人員，由一中隊和二中隊調往三中隊，從此我成了三中隊的人。

漸漸地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原判「現行反革命」的人，也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大都屬於「集團」性質，人們依舊不斷地申訴著，依舊在焦灼不安地等待著。

這期間，監獄也在逐漸改變著過去的管理模式，各隊增添了一批年輕的非軍人出身的幹事，一大隊還來了三位公安技校的學生，其中有一位就是閻指導員的兒子，他 把兒子安排到零件組去學習鑄工技術。看來，監獄未來的管理者，也將逐步變為懂技術的幹部。這些新來的年輕人，無論幹部還是實習生，和老的管教幹部有著很大 的不同。年紀大些的幹部，幾乎都是從部隊專業下來的，這些人階級觀念極強，和犯人說話從來都是居高臨下，態度極其嚴肅，很少看見臉上露出笑容。而新來的干 事們就不同了，他們常常進入犯人中間，互相有說有笑，偶爾也和犯人開玩笑。犯人們對這些幹事也不抱戒心，有什麼想法往往願意和他們交談。「文化大革命」結 束了，它留下來的許多極左的東西，也在慢慢變化著。也就是通過和這些年輕人的接觸，更加清楚自己的案子平反難度相當大。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這個省也 走在了全國的後面。從近、現代的歷史看，山西的確可以算一個比較封閉的省份，不是當年閻錫山把鐵路還修得比其他省分窄一些麼，可見其閉關自守的思想是多麼 地根深蒂固！前不久，胡耀邦還專門來了一趟山西，據傳主要是催辦落實政策，因為山西離北京較近，上訪的人自然要多。

十屆六中全會的召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首次指出，毛澤東晚年犯有嚴重的錯誤，「文化大革命」也正式定案為「十年動亂」，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 災難性的後果。「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是前所未有的，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計其數，經濟建設停滯不前，這些都不能以「錯誤」一詞來概括，如果讓我來評價，更準確 地講，應該叫做「罪惡」。把所有罪惡都算在林彪和「四人幫」頭上，而始作俑者卻只承擔「錯誤」，未免太缺乏說服力了。不過，我也能理解，鄧小平只能做到這 裡，每個人都有一定的歷史侷限性嘛。儘管如此，我卻隱隱感到，對我的申訴將更為有利。當年，我和陶福成的談話，被認為是「惡毒地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現 在，人們終於看清了這個司令部的成員，都是些什麼樣的角色！說來說去，我們反對的原來是一個「犯有嚴重錯誤」和幾個真正的反革命集團的人，這樣的人能叫做 反革命嗎？反了反革命的人，哪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嗎？而真正的革命者應該稱為戰士，何罪之有？

一百二十一

不久，報紙上接二連三地報導了遇羅克和張志新遭受迫害，被處以極刑的消息。尤其是張志新，她的死，深深地震撼了每個人的心靈，凡是有良知的人都會發自內心 的同情，並且敬重她。老一輩的人，可以親切地稱她為最優秀的女兒，像我們與她年齡比較接近的人，完全可以尊稱她為大姐。在暴政最肆虐的年月裡，敢於站出來 堅持真理，捍衛真理，一個年輕的柔弱的女子，需要何等的勇氣啊！她的死，也讓世人徹底看清了那些披著紅色革命外衣的迫害狂，是何等地凶殘啊！臨行前，將喉 管割斷，這在古今中外的殺人史上，恐怕也極為罕見。從小到大，無論是親臨現場，還是道聽途說，或者從一些書籍上得知，都未曾聽說過對一個即將走向死亡的 人，要施以如此慘烈的酷刑。許多早期的共產黨人，被國民黨綁赴刑場時，不是還可以喊口號嗎？怎麼輪到自己執政，如此害怕人民的聲音，在行刑前非要割斷喉管 不可！手中握有幾百萬軍隊，對一個柔弱女子竟然害怕到這等地步，可見這些人是多麼地心虛啊！當年我被判刑時，脖子裡、嘴裡各勒一根麻繩，腦後有人拽著，以 至於左右嘴角都在流血。來到監獄後，聽人們說，有的地方是給被判者嘴裡塞一木球，一根細繩從中穿過，緊緊捆在腦後，使你的嘴一動不動。總之一句話，怕人說 話。當然，這些酷刑只是針對「現行反革命」，對一些真正的殺人犯並不這樣。「文化大革命」的目標就是奪權和清除異己，那時叫做「革命」，「革命不是請客吃 飯」，而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樣一來，無論使用怎樣慘絕人寰的手段，都是合情合理的了，在這些「革命者」看來，喪失起碼人性的做法，都成了「最最革 命」的表現。

與此相反，一些真正的罪大惡極的殺人凶犯，完全可以不判死刑。和我在一起的這批人中，屬於像李墨林一類的姦夫淫婦謀害本夫的案子很多，很少被判極刑。前不 久處決了的越獄逃犯白珠，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殺人償命，自古以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白珠卻被留下了活命，服刑期間，萌發了逃跑的念頭，趁著上夜班，闖 入配電室，將一位年輕的值班幹部電工砍死後，把三個梯子綁在一起，拉閘後逃逸，後被抓回，方才處以極刑。像這種人，當初如果將其殺掉，那位二十多歲的幹部 電工怎會輕易喪生？聽說，被殺者家裡還有兩個很小的孩子。十幾年來，我們看到的真是太多了，在「人民內部矛盾」的掩蓋下，該殺的不殺。而在「階級鬥爭」、 「敵我矛盾」、「革命的名義」下，不該殺的反被殺掉的，誰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當年，我真不知道怎樣得到了上帝的垂憐，從死神手裡硬是撿回這條命！在那場 剛剛過去的運動中，一批一批的熱血青年，因為對這場血腥的運動持有不同的觀點，最後倒在血泊裡，實在是國家的悲哀，時代的悲哀！

張志新，我們的大姐，她的死一經見報，在犯人中引起很大反響，只因為有槍桿子壓著，人們不敢公開表示他們的憤怒，但私下裡卻在到處議論。共產黨領導的天 下，怎麼能對一個自己的黨員這樣殘忍呢，不是常說黨是母親嗎？母親對兒女怎能下這樣的毒手呢？我讀過報導後，同樣是心潮起伏，不由得在一本政要的著作裡， 用鉛筆輕輕寫下了這樣的話：

無罪人被有罪人判決，
那正是是非顛倒的年月。
每當我想起張志新烈士，
每一個細胞都在滴血！
臨行前把喉管割裂，
為的是真理的聲音永遠泯滅。
我簡直驚奇，同是炎黃子孫，
有的人竟如此人性滅絕！
啊，偉大的偉大的時代喲，
聖像面前，有多少母親在為兒女哽咽？
面對這一切，我能不申訴嗎？

一百二十二
每次，國家發生了重大的事情，監獄領導都要佈置學習，聯繫自己的情況，深挖犯罪根源。記的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時，曾進行了大量的討論。但粉碎「四人幫」 後，只讀報紙卻很少討論，更讓人感到奇怪的是，這次破例沒有把我們歸在這四個人的麾下。近來，報紙上登載了那麼多關於張志新和遇羅克的事跡，犯人中反響很 大，大、中隊領導卻一直保持緘默。我想，畢竟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發生的，他們實在不好說，「四人幫」也畢竟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人物，他們紅得發紫 時，和我們這些人勢不兩立，如今倒臺了，無論怎樣善於聯繫，也很難說成是我們的「主子」，最好還是不作聲為宜。因此，這期間的學習，基本處於無人管的狀 態，每天任由各個小組讀讀報紙了事。犯人們的思想越是活躍，領導的態度越是低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為了表達對張志新大姐的崇敬，我從報紙上剪下一幅她的畫像，手被鐵銬，腳拖長鐐，目視遠方，走向刑場。我將這幅畫像壓在辦公桌的玻璃板下。每天做完報表 後，長久地凝視著，陷入沉思。我也清楚地知道，畫像表達了畫家的善良願望，代表的是人民的心聲。真實的情況與此相差得還不知有多遠呢。那批劊子手能讓她如 此英勇地就義嗎？一個已被割斷喉管的人，當她被拖入刑場時，是否還有氣息，是否能站得住，都還是個疑問呢，劊子手想必也只能在她身上放幾槍罷了。但我又寧 可相信這幅畫像的真實性，因為人們心目中的張志新，永遠是一個時代的最勇敢者!同樣，我也為這幅畫像題了幾句話，寫在畫像的背面。實在壓抑不住想要抒發的 感情，又不敢寫在下面，擔心招來麻煩，只好寫在了背面，放在玻璃板下無人看見。

我曾經讀過許多烈士的傳記，
心靈裡並未留下多少痕跡。
唯有你，張志新，我們的大姐，
常使我禁不住熱淚橫溢！
忠貞的女兒，慘死在「自己人」手裡，
行刑前只留得微弱的氣息。
啊，那時候你在想些什麼，
為什麼目光凝視著遙遠的天際？……

這幅畫像，在我玻璃板下壓了很久。有天上午，正在做報表，賀教導員走了進來，其時工務組只我一人，請他坐下後，看他不吱聲，一方面繼續做報表，一方面等著 他的問話。他坐了一會兒，又站起身來，在桌子旁走來走去，眼睛一直盯著玻璃板下的畫像，我也不吱聲，邊打算盤邊等著，看他說些什麼。做完報表後，我將報大 隊的那份交給他。這時，他忽然發話了：「我看你壓在玻璃板下的那幅畫像不太合適吧」？我說：「這是從報紙上剪下來的呀」！「知道，我也沒說是你畫的。總 之，你不該放在那裡」。我接著說道：「不是報紙上也說，要人們學習張志新敢於堅持真理的精神嗎」？賀教導員沒話說了，還在不住地搖頭。我明白他的意思，學 習張志新的精神，不是你一個勞改犯的事情，但又無法說出口，因為官方報紙也沒有明確說犯人不能學。僵持一會兒後，他在離去時，再未提及此事，卻佈置了我一 個小小的任務，他說：「大隊準備出一期牆報，收集下的稿件都是些感想之類的東西，太單調，你不是很善於寫些四六句什麼的，給寫一篇吧，對前途要有個正確的 認識」。我答應後，他便匆匆走了。

自從寫申訴以來，早把其它事情丟在腦後，更多地期待著早日平反，違心地寫那些應付東西已是過去的事了。一個人一旦不認罪，還有什麼可寫的？教導員也真是 的，我實在感到了為難。自從衛隨勝刑滿釋放後，大隊宣傳鼓動組基本等於解散，我寫申訴後，實在也不好做這項工作了。教導員讓我寫些詩詞之類的東西，一時真 還難以下手。送完報表回來後，聯想到張志新，對自己的案子更有了信心，教導員不是說要對前途有個正確的認識麼，於是，寫下了一首小詩，姑且就叫《隨感》 吧。

多少次淋頭大雨，
澆不滅心中的火；
只因為我相信著，
未來的笑聲比哭聲更多！

寫完後，正好大隊的劉幹事來到工地，便托他帶給教導員。我想，教導員一定很失望，他屬於那種思想比較僵化的人，在目前形勢下，說話、辦事，常常顯出左右為難的樣子。果然，他未採用我那篇稿子。為此，見了我時，還專門作瞭解釋，其實我根本沒把這當回事。

一百二十三

夏末秋初的一天，把剛剛寫完的十二份申訴，都裝入信封內，正準備往外送去，大隊的薛副教導員來到工務組的辦公室，我把所有申訴信都遞給過去，他卻擺了擺手 說：「收起吧，你的平反判決書下來了，跟我來，準備辦手續出監」。「真的嗎」？我隨口問了一句，他說：「我代表政府，還能和你開玩笑」！薛教導員和我一起 到了工地辦公室，他讓我坐下，忙掏出一張紙向我宣讀了遼寧省北票縣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書，宣告我無罪，並囑咐我趕快回去收拾東西準備走人。我馬上站起身 來，向他聲明：「這是我被管制的第一案，後來被判死緩才是我住監的本因，可能是弄錯了，我不能走」。薛教導員有些詫異，他也站起身來，隨口問道：「真的 嗎」？「真的，千真萬確，沒有原判法院的平反，我不能出去，也許是管教科沒有搞清楚，請教導員出去核對一下」。薛教導員長嘆一聲：「唉，本來我還替你高興 呢，結果竟是這樣」。接著他又將手中的另一張紙拿起，對我說：「你，你看，這不是釋放證也開出來了，唉，唉，……」然後，他讓我先回工務組去，匆匆走了。 這時，楊會計也進來上班了，他好像也知道了我平反的消息，笑嘻嘻地看著我說：「你平反了吧」？「那是我的第一案，不是後來判刑的這一案，我還不能走」。接 著向楊會計介紹了自己的情況，他聽後，安慰我說：「也好，有了第一案的平反，對第二案更有好處，不要急，慢慢等著吧」。是的，事到如今，也只好這樣了。

楊會計是夏天由外面派來的一位幹部會計，接替了我的會計工作，如今，我只做統計和零件生產的調度工作，同時還管理著模型庫房。他來後，和我們幾個犯人相處 得挺不錯，他已經五十九歲，即將退休。他為人和善，常和我們一起扯些家常事情，對於勞改方面的敏感話題，彼此心知肚明，盡量迴避。因此，儘管我們身份有 別，一起工作，相處得還算融洽，大家都很尊重他，他也從來不用管教幹部那種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態度說話，加之年紀也屬於上輩人，我們視他為長者。

快到中午的時候，薛教導員又一次來到工務組辦公室，他說，管教科的張科長出差去了，兩個幹事看到平反裁定書就填寫了釋放證，並未核對檔案，他們以為你也像 其他平反的人一樣。接著，他又著重指出：「不過，總是件好事嘛，對於後案的平反極為有利，你要有信心啊」！臨走時，還特地表揚了我：「通過這件事，我看 出，你是一個很誠實的人」。

午飯時，只喝了兩口菜湯，滿嘴苦味，吃不下東西，一個人呆坐在桌前，楊會計也下班走了。按說，前案的平反，對我確是一件好事，可不知咋地，心裏亂極了，只 是想哭。許多年來，人早已麻木了，習慣了獄中生活，人們都說我是個樂觀的人，走在那裡，那裡充滿了笑聲，常給他們講各種各樣的笑話，逗大家開心，彷彿不是 一名重刑犯似的。如今，前案平反了，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反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要不是當初對我的冤枉，哪有後來這一切呢？哪會在農村被欺凌到那種境 地？更不要說住進監獄了。和我一起畢業的同學們，孩子也都長大了，只有我，一個人孤苦伶仃地蹲在監獄裡，經受這種折磨和煎熬，越想越難受。吃過飯後，雷小 厚首先過來，搬了個凳子緊挨我坐著，一句話也不說。這些年來，我們都視對方為知己，當他坐到我的身邊時，只覺得他就是我的第一親人，緊緊握著他的手，終於 抑制不住，放聲哭了起來，他也不勸我，任我盡情地哭，此時此刻，除了痛哭一場，還能做什麼呢！

很快，大家都知道了我的事情，零件組的老夥伴們一齊來到我的辦公處，他們七嘴八舌地埋怨我：「讓你走，你就走唄，出去再上訪不更好」，「又不是你的錯，是 他們弄錯了，為什麼不敢走」？「唉，真成了書獃子，好容易讓你走，先出去再說」。總之，他們埋怨我，也都是為了我。這時，我也慢慢平靜下來，向他們做瞭解 釋，不過，大家還是感到十分遺憾。最後，雷小厚向他們做了說明，講了無論如何不能做欺騙政府的事情，眾人方才慢慢散去。同伴們的關懷，雖使我暫時減少了幾 分痛苦，心裏總是酸不溜丟的，這是我有生以來最煩躁最苦楚的一天。

直到晚上，仍然感到嘴苦，吃不下東西，好像突然間生了一場大病似的，同號房的人都圍攏著我，安慰著，甚至祝賀我前案的平反。然而，我還是高興不起來，不僅 想自己，還想母親，弟弟妹妹們。也想起了三年前去世的姥爺和姥娘，兩位老人臨走前未能看上我一眼。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當初朝陽公安局極左辦案人員造成 的，現在的平反裁定書上寫著：「原判掐頭去尾，斷章取義，與被告人原意不符」。當初處理我時，一再向他們說明，不能胡亂引伸，斷章取義地去理解我的日記， 更不能無限上綱，然而他們因著我出身不好，硬是認定我有「反革命」動機，強行將我處理，絲毫不聽我的辯解，造成往後這許許多多不堪回首的惡果。這些年來， 苟活在無望的環境中，幾乎變成一個活死人，雖在不斷申訴，也只是申訴後案，至於前案，只寫過一份，心想，人不出去，寫也枉然，那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案 件，未必有人管，誰曾料到，正是這一份申訴，竟然獲得平反。誰又能想到，前案的平反，勾起我深心裏如此多的痛楚，使我這樣煩心。痛苦的心情一直持續了很久 很久，都難以平復。

一百二十四

雷小厚的案子終於得到了處理，但當時尚未徹底平反，類似的案件大都如此，住幾年算幾年，放人了事。他從入監到到重新判決時，已經過去了九年十個多月，，因 此改判為有期徒刑十年，其間一次也未減刑，所以，這次接到判決書後，監獄馬上放人，總算熬到了頭，先回家看看，案子還可以繼續申訴嘛。送走雷小厚，突然陷 入前所未有的孤獨中，每天做完報表，只有看書。早在夏天，通過考試，我被定成了六級工，每月享受六元的技術補貼，同時監獄組織年輕的犯人學習文化課，我擔 任初中班的語文教師，每節課補助三角，這樣，連同獎金和零花錢，每月的收入有二十多元。於是便不斷地向北京市新華書店郵購書籍，聊以消愁解悶。等待平反的 日子總是使人焦灼不安，心神不定，遠不像從前沒有希望時那樣平靜了。人就是這樣，當你完全絕望時，死心塌地，什麼也不去想，簡直就是死水一潭，而一旦有了 點希望時，免不了要努力爭取，結果又給自己帶來無窮無盡的苦惱。

天氣漸漸轉涼，又一年的秋天不知不覺已經來臨，樹葉到處飄落。剛剛做完報表，百無聊賴地站在窗前，漫無目的地向外張望著。就在這時，又是薛教導員氣喘吁吁 地跑上樓來，一進門便喊我：「快跟我來，省高檢來了三個人，辦完事剛要走，我好說歹說把人家留住，最多給一小時的時間，你趕快跟我到大隊辦公室，直接跟他 們面談一下」。我下意識地拉開抽屜，拿上前案的平反裁定書和一份申訴，跟薛教導員下得樓來，兩人小跑著到了大隊辦公室。辦公室裡，除了丁大隊長，還有三個 陌生的人，其中兩個四十歲上下的男子，另外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女人。當我坐定後，薛教導員和他們打了招呼，那女人便對我說：「我們馬上要走，沒有多少時 間，簡要把你的案子講一下」。我馬上從畢業後的前案說起，剛剛講完，正要講後一案時，那女人便制止了我：「你不要講後面的案子了，具體情節，法院處理時要 調查的，我們只是催辦，並不需要瞭解具體的情節」。接著，她轉了口氣，問我：「你的前案怎麼了，平反了嗎」？「平反了」。我急忙答道，並隨手掏出那張平反 裁定書，遞給她。她從頭至尾看了一遍，然後還給我，當即指令：「你馬上給我們抄一份，至於後案，就不必說了，這不很明顯麼，你的情況，正像五七年被打成 ‘右派’的一些人，‘文化大革命’中隨運動又上升為‘反革命’一樣，這裡有一個前因後果的問題，假使沒有前面的錯誤處理，哪會有後來這一切！前案既然平 反，後案也會得到解決的」。

我邊寫邊聽著她的話，真是字字句句說到我的心坎上，真佩服這位婦女的幹練。看上去，她穿著樸素，和一般婦女沒有多大的不同，卻 是一位主要負責者，話說得如此打動人心。當我將那份平反裁定書的手抄件遞給她時，她看也沒看就裝在口袋裡，然後吩咐道：「回去後耐心等待，要相信中央的政 策，同時還要像往常一樣，把本職工作做好，我們會向法院催辦的」。說罷，他們一行便匆匆告別了大隊領導，踏上歸途，我也回到了工務組。一方面，深深感謝薛 教導員對我的關心，給了我直接反映情況的機會；另一方面，省高檢那位女幹部的話，在我聽來，是那麼中肯，那麼讓人心服口服，她說得完全在理啊，對自己的申 訴也更進一步充滿了信心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