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親歷農村「一打三反」運動

提起當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今天的年輕人恐怕已經十分陌生，但對於像我這樣上點年歲的人來講，留下的記憶可以說是刻骨銘心。

一.信號彈，打出一堆謎團

「村裡又來工作組了!」--1970年初春一天，我從縣城開完會剛回到村裡，房東澤安二哥就悄悄告訴我這樣一個消息，並特別強調：這次進村的叫「一打三反」工作組。

這次到縣城，我是作為下鄉青年代表，參加全縣學毛著積極份子代表會議的。會上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傳達中央剛剛下發的《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1970年1月31日)、《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2月5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2月5日)三個文件，這三個文件精神合在一起，簡稱就是「一打三反」。沒想到三個文件剛傳達完，工作組跟著就進村貫徹執行上了。

這次進駐的工作組組長叫李萬儒，村裡很多人都認識他，聽說他原來在我們魯各莊所在公社當供銷社主任，文革開始即被打倒，前不久剛剛解放。一天我去工作組住房通知事情，正好碰到他，他和我聊起這次工作隊進駐的意義：珍寶島事件後，國內外階級敵人遙相呼應，魯各莊也不例外。「我們這次來，就是要打斷帝修反的腿、打瞎帝修反的眼，要'五紅夾一黑'對地富反壞進行專政!」李萬儒儘管是解放不久的「走資派」，但談話那架勢好像不把魯各莊搞個天翻地覆，不抓出幾個現行的反革命來絕不罷休。

說來也怪，就在工作組進駐魯各莊不久，有人反映村子周圍有人打信號彈。這是階級敵人和帝修反聯絡的信號!--工作組對這件「敵情」高度重視，為抓住這些帝修反的「眼」和「腿」，村裡基幹民兵全都發了槍，開始晝夜值班巡邏。一天傍晚天刮著西北風，我正在大隊部值班，李萬儒進來叫大家提高警惕，今天天氣這麼不好，階級敵人很可能利用這種天氣打信號彈進行聯絡。站在旁邊的大隊書記吳彩新認為有道理，於是拉著我各背起一桿破舊的三八大蓋槍，悄悄來到村東頭一個曾發現過信號彈的東大井地方，我倆在一條地溝裡忍著刺骨的寒風趴了大半天，可連個人影都沒看見。「信號彈」好像故意和我們捉迷藏，你若等它偏不出現，可無意間卻可能碰見：4月4日傍晚，我去大隊開會剛出南小街東口，忽然看到百十米遠的八隊隊部寨牆東邊竄起一顆十幾米高的信號彈，信號彈升空後由藍變紅，瞬間就消失了。我立刻不顧一切追了過去，這時恰巧民兵連長也腳前腳後趕到那裡，結果和變魔術一般--現場什麼「痕跡」也沒留下。

讓人想不到的是，開始只是魯各莊一個村出現信號彈，可是不久周圍幾個村也都相繼發現信號彈，後來「信號彈」範圍越鬧越大，以至方圓幾十里、魯各莊所在豐潤縣從南到北很多村莊、公社都說有人打信號彈。記得當時我聽到工作組一個內部傳達，說此事已驚動了河北省革委會主任李雪峰，當時李雪峰正在北京開會，聽到這個消息回到石家莊後剛下火車就指示，一定要徹底查清嚴厲打擊。

信號彈正鬧得人心惶惶，村裡又出現一個怪現象：幾戶社員家養的雞脖子上的毛一夜之間被無聲無息剪掉，而且還在剪掉雞毛部位塗上了紅顏色。階級敵人如此膽大妄為，工作組認定十有八九是村裡四類分子干的，於是更加強化了對他們的專政：全體四類分子一律集中到大隊勞動，平時不准請病事假，不准離開村莊，家裡來親戚要立刻向大隊報告;每個四類分子胸前都別上一塊「地主分子某某某」或「壞分子某某某」等字樣的白布條，以便於識別;每個四類分子都指定幾個「貧下中農」做為監視耳目，落實上級「五紅夾一黑」的要求。每次有信號彈出現，村裡都立即把四類分子集合在一起，逐個盤問排查，看有沒有作案時間。即便這樣，魯各莊及周圍村打信號彈一直未斷，直到幾年後我參加工作離開魯各莊時還未查出個結果來。

上世紀末--改革開放多年後，一次當年的老房東到城裡看我，無意間聊起這件事，才知道「謎團」幾年前已經揭開，事情出人所料：打信號彈和剪雞毛哪裡是什麼四類分子干的，都是當年負責追查這兩件事情的人--大隊民兵連長一人所為!這個民兵連長解放初期參軍，復員後原在唐山市公安局工作，1960年下放回鄉。因我下鄉不久就在大隊民兵連擔任專職文書，在他手下工作，在我印象裡他是個對民兵工作敬業，上下關係相處得很不錯的人。這件事是怎樣告破的呢?原來，當時的農村十分貧困，這個民兵連長一次竟偷偷割了一捆電話線拿到集市上去賣，沒料到他割得這捆線是軍用的，結果判了10年刑。據說事發後他連帶交代出當年打信號彈、剪雞毛的事情。這個民兵連長刑滿釋放後不久即患半身不遂，2000年5月5日我回村時本想去探望他，可惜那天中午我醉了酒，結果與他失去見面機會，不久聽說他就逝世了，這件事至今我感到惋惜。

二.蔥頭，社員的活命錢!

「胸懷自留地，面向人民幣。」「要有活動錢，全憑小菜園。」--這是當年我在魯各莊插隊時社員們常掛在嘴邊的兩句順口溜。

那時，魯各莊社員在生產隊辛辛苦苦幹一年，用他們自己的話形容：「還掙不了一葫蘆醋錢」，弄不好還要倒找錢。社員平時零用的「活動錢」全靠經營自留地，當時魯各莊及周圍幾個村農民經營自留地都有自己的特色：新軍屯的黃瓜，鄭八莊的韭菜、溪歌莊的蘿蔔、魯各莊的蔥頭。蔥頭和別的蔬菜不同，炒它要多用油，只有和肉炒在一起才好吃，因此在當時市場上被視為高貴菜，價錢也比其它蔬菜貴。魯各莊不愧「蔥頭之鄉」，幾乎家家自留地裡種的都是蔥頭。蔥頭這東西喜肥喜水，要想長得好，就得「糞大水勤」。因此各家為了種好蔥頭，就開始與生產隊爭肥爭水，自家茅坑的大糞想辦法不交集體，偷偷往自留地裡送。七隊有個社員叫馮步榮，身材虛胖，由於腦袋上有一塊大大的疤，背地人們都叫他「馮大疤瘌」。馮步榮常年身體不好，很少上班，但他人很勤奮，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自留地蔥頭的經營上。他家自留地離我的住房不遠，每到春天三四點鐘天還沒亮，我在朦朧中經常聽到馮步榮老兩口站在積水坑的小碼頭上，提水斗澆灌自留園的聲音。

馮步榮種的蔥頭面積大、長得好，他把自家茅坑裡的大糞幾乎全都用在自留地，人們戲稱他家自留地「一摳一把屎」。事情傳到工作組那裡，認為種蔥頭這件事是挖集體牆角、助長投機倒把歪風的典型表現，非打擊不可!開始，工作組只是在各生產隊學習會上講講，勸告社員們把自留地裡的蔥頭秧子薅掉，可社員們都把蔥頭視為命根子，哪肯主動去薅，於是工作組和村革委會決定採取強制措施。五月下旬，正是蔥頭「坐秧」生長的關鍵時期--這時蔥頭已長到核頭大小，一天下午全體大隊幹部、黨團員在書記吳彩新帶領下，先把自家自留地裡的蔥頭薅得一乾二淨，接著就挨家挨戶地薅。當薅到馮步榮家的自留地時，馮步榮見周圍人山人海，全都直瞪瞪地望著他，嚇的兩腿直打哆嗦，嘴裡連說「我薅，我薅」，可就是不忍心下手。工作組說他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賊心不死」，當場就召開批鬥會，把馮步榮拽到人群中間，一邊強迫他薅，一邊揭發他與集體爭肥爭水的罪行。馮步榮老伴見自己日夜苦心經營的蔥頭轉眼之間就變成一堆廢草，趴在自留地裡一個勁打滾，邊哭喊邊抓著泥土往自己腦袋上砸：「蔥頭啊，我的命根子啊，一年的活命錢薅沒啦!」

這次薅蔥頭舉動給老百姓造成的禍害，日後用他們自己的話形容：「好像過了趟日本鬼子」。蔥頭薅掉後，他們本來就窮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有的社員家窗戶破了，連買張窗戶紙的錢都沒有;有的社員沒錢扯布，穿的褲子是用當時進口的日本尼龍化肥袋子做的，上面印著「日本產」「尿素」難看字樣。工作組走後，社員們把這筆帳都記在當時大隊書記吳彩新身上，因為薅蔥頭是他帶頭干的。現在回想起來，吳彩新也挺冤的，他解放初期當兵，曾在南方參加剿匪戰鬥，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復員回鄉。吳彩新在村裡當支書時，儘管自己家裡窮得叮噹響，但從不多吃多佔，一門心思為集體，薅蔥頭時他首先把自家地裡的薅了。可誰會想到由於執行路線不正確，到頭來傷害了全村社員，前幾年我們這些下鄉青年回村探親，當時的村委會幹部請了很多原大隊幹部、老社員陪我們吃飯，唯獨沒請吳彩新，提起他村裡至今罵名不斷。

三.冤魂，善良的冤魂!

「一打三反」運動的重點，就是從嚴、從快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當年的張志新、遇羅克就是這次「從嚴、從快」的犧牲品。

隨著運動的深入進行，很多地方揪出現行反革命分子以後，紛紛召開了公審批鬥大會。可是魯各莊村打信號彈、剪雞毛的事情發生兩三個月了，卻連個反革命分子影子都沒找到，這讓工作組有些沉不住氣。正當工作一籌莫展之際，一條「重要」線索反映上來了：二隊社員李學敏過年期間在唐山市火車站對面商店裡買梨時，和售貨員吵過架。李學敏，解放前在開灤煤礦當過賬房先生，其間曾加入過工礦黨，並任過區分部書記，這號人外出竟不請假，還和人吵架，也太囂張了。就在工作組捉住這條線索的同時，二隊又有人反映，李學敏在集體勞動時帶塊手錶，左右著勞動時間;他還經常把自留地裡產的西紅柿、黃瓜拿到集市上去賣，有人說他投機倒把、走資本主義道路時，他還耍貧嘴：「你們看好嘍，我家自留地裡產的可是'紅心向黨'西紅柿、'社會主義'大黃瓜。」李學敏很快就被看押起來，並從各生產隊抽調基幹民兵進行看管，我也在其中。

李學敏這個人在這之前我並不熟悉，第一次聽說他的名字是在我剛到這個村插隊時，一次大隊抽我刷寫標語，一個趕車的社員路過，誇我的字寫得好，並特別強調「咱們村的李學敏也比不上這個字呀」。李學敏是誰?我開始留意。一天，有人指給我一個正趕牛車往地裡送糞的人：「這就是李學敏。」他高高瘦瘦的個兒，一張凹凸有緻的臉上長著鷹勾鼻子，說話高聲大嗓，看上去就是個性比較張揚的人。李學敏是村裡數一數二的知識份子，解放前當賬房先生時練得一手好毛筆字，一次我見到他寫的字，深感自愧不如，社員誇我使我一下想起中學課本裡《鄒忌諷齊王納諫》這篇文章的寓義，純屬偏愛過獎。

李學敏關押在村中街大隊部西屋，這個屋分裡外兩間，為方便看管，我們看守人員住外間，他住裡間。我們幾個看守都是單身漢，白天輪流值班，晚上集中到這裡睡覺。我們值班時沒什麼事，就胡天海地的神聊，有時李學敏也參加。一天傍晚，李學敏被押參加公社現行反革命分子批鬥會回來，神情很沮喪，這時他的老伴在兒子李大路陪伴下送飯來了，她老伴站在李學敏身邊，一邊看著李學敏吃飯，一邊反覆叮囑：「老頭子，你可得想開點呀，你要尋了短見，我們娘幾個可沒法過呀。」李學敏看著老伴扑哧一笑：「你們娘幾個想哪兒去了，放心吧，我這大老爺們那會辦那種傻事呢。」待老伴兒子走後，李學敏卻悶悶不樂地對我們說：「唉，三反五反我都經過了，都沒有害怕，這回這運動真叫凶，關的關，殺的殺，還從嚴從快，我真的害怕了。」

4月9日晚上，我在縣裡辦完土記者培訓班一身疲憊地回到村裡，在看守室倒在炕上便睡。第二天早晨，夢鄉中我突然感到有個人在推我：「光生光生，快醒醒，快醒醒，李學敏哪去了?」我聽出這是大隊書記吳彩新的聲音，一下翻起身跑到裡屋，一看炕上的鋪蓋卷還鋪著，但人沒了。我腦子「轟」的一下，潛意識告訴我：李學敏出事了!吳彩新拍拍我的腦袋：「還傻睡呢，李學敏自殺啦!」這時屋裡已聚集了七八個人，大夥隨吳彩新來到後院一個澆園水井旁，我們向井下一望驚呆了：這個口徑不足一米，水深不足丈餘的水井水面上漂浮著兩隻腳。原來，李學敏那天深夜，趁我們幾個看守熟睡之機，悄悄下床拉開了外屋門栓跳了井。事情發生後，我們幾個看守由於看管不力寫了檢查。這件事當時對我觸動很大：我暗暗慶幸李學敏這個人心地善良，也暗暗慶幸我們幾個看守待他不錯，否則他連命都不要了，自殺前還不捎帶拉幾個「墊背」的--把我們幾個正在熟睡的看守一一鑿死?

幾天後，村裡召開李學敏畏罪自殺批判會。李萬儒看到會場氣氛沉悶，就引領群眾一遍遍呼口號，想以此增加會場的火藥味兒。但任憑工作組怎麼呼喊，坐在台下的社員一個個低垂著頭，跟隨舉拳頭時有氣無力、無精打采。李學敏無緣無故自殺使工作組一下陷入「不得人心」的難堪境地，社員們開始在背地質疑工作組，詛咒工作組。自打李學敏自殺事件發生後，工作組在村裡幹事「絕不罷休」的勁頭收斂多了，以後除偶爾組織四類分子訓訓話、抓抓政治學習外，再也沒有什麼火藥味的新舉措，不久他們就捲起鋪蓋卷--悄悄出村了。